文学、人生其他

田人：您对自己的处女作印象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您去写这篇作品?您开始文学创作时,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吗?

李长廷：在作家访谈中,这似乎是一个必答题,就像平时问一个人的情感生活：你是否有过初恋?你对初恋的印象如何?凡作家必有处女作,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些作家的处女作,其写作、发表的经历,确乎隐藏着一些曲折、动人的故事,说起来趣味盎然,很有可听性.然而我的处女作却毫无故事可言.从文学的层面看,我的处女作应该是一组诗,题目叫《春节第一天》,发《湘江文艺》1973年第一期.1972年我去参加了省里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组诗就是在学习班上所写诸多作品之一,当时未央老师刚从下放地上来,对我的诗颇感兴趣,写农村题材,风格比较清新,有生活情趣,虽然字里行间有着明显的“”大背景的阴影,但它的调子是轻松、欢快的,读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这组诗发表之后,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我便开始接二连三在《湘江文艺》、《湖南日报》乃至《诗刊》上发作品.至于是什么触动我去写这组诗,现在想来很是茫然.那时我刚从农村招工至县文艺宣传队,虽然腿上的泥巴已经清洗干净,却并未完成角色的转换,我的潜意识里,一直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作为一个农民,我初始的写作应该是一种本能写作,或曰下意识写作,我一旦提起笔来,脑子里就全是活生生农民的形象和农村中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面对这些,我无法回避,更不曾想到过还有其他选择.

我对于文学的爱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喝酒,从小就会.但奇怪的是,我至今也想不起来,在写作之初,我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譬如要当个作家什么的.那时候作家在人们心目中太神圣,神圣得不可望,更不可即,以我的性格,不会有这种奢望.但我这个人的好奇心一向强烈,总想着什么时候能一窥文学殿堂里的神秘,于是就拼命地去写作,这样的写作,今天看来自然是盲目的,除了满足一下心中,几乎毫无意义.

田人：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我看见在它那荫蔽的一边睡觉者还在睡眠,而另一边正阳光灿烂,我看见那些遥远的地方,它们对当地居民犹如我的乡土对我这样现实而亲近.”这段话实际上讲到了一个人与自己的出生地的联系.每个人的出生就表明了他自己独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他的传统,而守护这个传统就像这个人守护自己的出生地,和否认它同样重要.请问出生地或曰传统对于您及您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长廷：一个人与他出生地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血缘关系.那个出生了我又养育了我的贫穷村落,永远是我的温馨的母腹.我曾为它的欢喜而欢喜,为它的疼痛而疼痛.如今,正在尽情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我,仍忘不了时时把目光投向那里,把心思分割到那里.我的肉体搁置在城市中,精神和灵魂却去了那个遥远的乡村坚守.我是属于它的,它也是属于我的,我们似有个永远的承诺,谁也休想把我们拉开一丝儿距离.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大街上行走时,碰见一棵浑身受伤的树,它刚从乡下被移栽进城市.它的枝桠被劈去不少,但是它挺过来了,看样子活得还很.我老觉得它面熟,于是就去亲近它.后来我心血来潮,居然为之写了一首诗：

我在大街上行走/走过一棵受伤的树下/这棵树悄悄挽住我的胳膊/它说我认识你//是的它说我认识你/它说我和你都是山野移民/只是身份不同/你是一个人而我/是一棵树//它说我们同是远离故土/来城里扎根/在你是贪图荣华/我呢我得到了什么/我望着这棵树/良久无言/其实我又得到了什么/我还不如一棵树/整天疲于奔命

我曾在一篇《思念田野》的文章中说,我和田野的关系,是一种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我的身上永远涌动着一位农民父亲和一位农民母亲的血,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割断远方田野的亲情等我是田野的儿子,是田野像培育一棵水稻一样培育了我,给了我爱情,给了我灵性,给了我整个人生赖以立足的根基.

我并非生来就心无旁骛,我也曾试图回避乡村,将自己完完全全融入城市之中,但这几乎不可能,我的笔触一旦进入城市,几乎就完全迷失了自己.至此我终于明白,我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恋母情结的孩子,永远脱离不了对于乡村的依赖.那个古典的村落,才是我文学的母题.

于是只有坚守.坚守带给我的,是一种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快意和宁静,是作品个性的逐步发育成形.然而坚守也使我失去一些东西,譬如洒脱,譬如大气.

田人：您能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做一个暂时性的总结吗?

李长廷：暂时性?看来你对我未来的创作还抱着一线希望.其实我是早已作了退出“江湖”的准备.虽然庾信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自信,但我和文学的爱情,似乎已耗尽,再也没了冲动.

我和文学结缘是在中学时期,从发表作品到现在,掐指算来,已有了四十余年的历史.这期间,我还从未对自己的创作历程作过一次回顾.现在看来,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大抵经过了三个时期,一是朦胧期,二是觉醒期,三是活跃期.照理说,应该还有个爆发期,可我恰恰在应该“爆发”的时候沉寂了.朦胧期很长,整个“”时期,我都没有弄懂文学是怎么回事.政治大环境把我们这一辈搞得蒙头转向.粉碎“”后,我参加了省内外不少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尤其是1976年下半年,参加由《诗刊》社组织的中南五省诗歌创作学习班,时间两月余,走遍江西、湖南大部分地区,创作似有了一次不小的飞跃.但这时创作的空间还是非常窄狭,只能算是觉醒期.至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由诗歌转向散文和小说创作,开始进入活跃期.这期间,我在全国二十余家省市刊物上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150余篇,其中中篇12部.有不少刊物如《湖南文学》、《解放军文艺》、《山西文学》、《红岩》、《飞天》、《巨人》、《青年作家》、《滇池》、《花溪》等,曾接二连三推出我的作品,势头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乘势冲刺,或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我却在这时情愿放弃冲刺,开始了长时间的沉寂与彷徨.我现在已没有兴趣去回顾之所以沉寂的理由,这其中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但主要是来自家庭的,我的糟糕的家庭使我一度心灰意冷,我的瘦弱的双肩已无法承受那份重荷,于是只有选择逃避.这样直至退休后,我才又忽然发现,其实对于文学的逃避并非解脱,而是一种痛苦与煎熬.我不知其他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的情感到底深到几何,在我,似乎要胜过佛教徒对于佛的虔诚.也许正因为此,所以退休之后,我又企图去亲近文学,然而这时我突然发现,此时的文学界,对我来说,风景已显得有点陌生,手里虽拿着一张“旧船票”,却似乎不太容易登上那艘“客船”.而我的自身,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也都发生了变化,与锐气已大不如从前.无奈之下,便转而去经营休闲文章,与山水去交流情怀,其目的,无非是借文学自娱自乐,以不至使晚年太过寂寞.或许,这就是我的关于文学创作的“暂时性”总结.田人：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作家.明人洪应明说：“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应讲究适度的原则.“富贵于我如浮云”,心境也就自然平静清凉,如此无忧无虑是何等飘逸潇洒.六祖惠能说禅时也曾说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见人对于分内之事要全力以赴,但是对于与生俱来的本然之性也应该善加维持,太苦或太枯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请问,您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呢?

李长廷：这实际上已经牵扯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但仔细琢磨下来,似乎又没那么复杂,本来事情很单纯,是我们人为地把它弄复杂化了.我的为人,一向遵循顺其自然的原则,所谓“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而不是刻意”.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也不刻意去回避什么,就像一条山腹中的小溪,很自然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流程.小溪有湍急者,有平缓者,都由着大自然所给予它的既定路线,以及它自己争取到的有限空间,去书写自己跌宕起伏的历史.

有时候我曾经问自己：我淡泊过吗?对于这样一个提问,我只能长长叹息一声,不作回答.佛曰：“不好说,不好说,一说都是错.”其实不回答即是回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时时跻身于物欲横流的滚滚浪潮之中,说声淡泊容易,做到淡泊却委实太难.“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嘴上功夫硬,宣言连篇累牍,能够真正付诸实践的少之又少.也难怪,人之立于天地之间,无论你做什么,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问题不解决,谈淡泊何来心情?生存问题解决之后,说几句“淡泊”或“富贵于我如浮云”之类,调侃一下,未尝不可.

我对此类问题未曾有过宣言,只是在一些文章中泛泛提及,那不过是一种心情的流露.但为什么我会给人一种淡泊名利的印象?其实这一切皆性格使然.性格可以左右人的一切,甚至人生.说到底,我不过是个不善于张扬的人,在任何场合,无论谁一眼望过去,绝不会对我有任何印象.这样一个人,自然是少了许多出头露面的麻烦,但也极容易被人忘却.我从不刻意去“淡泊”,更不会刻意去“清高”.对名,我不拒绝,只是不争,但要名正言顺.对利,我亦不拒绝,只是不乞求,但要取之有道.如此而已.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有一些改变,其些方面的情性会凸显出来,但一切皆随心,随性,随缘,对其些方面会有距离,但绝不排斥,亦绝不压抑个性.

我知道我的人生太过宁静,宁静得让人看不见波澜.有人会因此揣度我的生活是否有一些乐趣,是否会“太枯”、“太苦”.乐趣是由心而生,是自己的感觉,虽然生命光彩不如人,但生活大抵能随心所欲,心灵亦基本自由.仔细想想,也就能知足而常乐了.

田人：您喜欢读哪些书?您有经常认真地阅读某几本书的习惯吗?阅读本身和阅读内容对您的创作是不是影响很大?

李长廷：一个人的读书,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年轻时读书几乎不挑剔,见书就读,当然就范围来说,主要是文学类,科普类,就着兴趣选择.年纪稍长,便不会再由着兴趣去读,基本是按需索书,稍带点功利目的,专拣对自己事业有用的书读,明显是要从书中索取点什么.但是书读到老,功利已完全去掉,兴趣也随之悄然转移,开始读些杂书,尤其是历史方面的杂书.我一辈子都没有经常性地读几本书的习惯,时不时要翻阅的,也就一些古文经典,如《古文观止》和唐诗宋词之类.现代文学,比较喜欢鲁迅、林语堂、废名、沈从文以及后来的孙犁、汪曾祺的文风.阅读本身自然是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影响,这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细雨润物,并无具体所指.

田人：一种观点认为,作家“不是学者,他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掌握什么而是要绕开什么”,请问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李长廷：我和学者挨不上边,甚至也算不上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所以对“掌握什么”和“绕开什么”这类问题,并没有去深究.我注重学习,但目的很懵懂.我想我的学习恐怕只是为了了解点什么——譬如了解旁人眼中的现实世界是个什么状况,以及他们的态度,又以及他们最后是如何对这个现实世界给以自己独特的诠释.任何的一部著作,它应该是一部望远镜,同时也是一部放大镜.或把远处的景观推近了给你看,或把近处的景观放大了给你看,你看了之后,自然就会了解到一些东西.

田人：最近几年您似乎又在写小说,请问您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思考?

李长廷：无所谓思考.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实际上1995年就中断了.这一年我在《湖南文学》、《天涯》、《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了几个中短篇,后来就再未涉足小说.可以说,这一段是我人生的一个空白.为什么时隔十余年之后,又有了写小说的兴致?这并非文坛对我有多大吸引力,而是与一次故乡行有些关联.我忽然发现故乡其实是一口文学的深井.我在故乡见着我少年时的一些同龄人,和他们聊天,聊过去,也聊当下,聊着聊着,就有了重操旧业的.我原来以为我的生活库存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一写的东西,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生活库存原本是丰厚的,是我自己忽略了它们的价值,将它们弃之如敝屣,就像一坛老窖,忘却了拿出来享受.譬如当我们聊到一个深夜里,去一座峡谷中捉石蛙打平伙（牙祭）,途中遇到蛇,几经折腾,终于避开蛇的纠缠,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情,我却长久发现不了这其实是一篇小说（2012年3期《创作与评论》发的中篇《野牛岭峡谷》即以此为生活原型）,现在想来真是有点莫名其妙.看来即使库存的生活,同样需要发现,需要激活.库存的生活再次被发掘出来,必定就是生活中的珍品,它就像一件古董,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倍增值.汪曾祺所谓沉淀说,或许就是指此.

今后我会以当下的目光,继续对库存生活进行梳理,以图重新构造自己的小说世界.我想我的小说世界应该是我所独有的,它必定具有文化的独特基因,是话语环境下的个性表达.我没有理由和以前那样,如一只饥饿的母鸡到处去刨食.至此我忽又意识到,我以前写小说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是不是太把写小说当回事?太把写小说当回事就有刻意之嫌,刻意去做一件事情,不一定就能做好.小说说到底就是一些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另一些人听,他说得生动,还有自己的感受,这就成了小说.当然,其中有的人表述的效果会很好,有的人却不行.中间的差别无非是两个字：韵味.韵味是什么?韶味就是文学独有的魅力.打个比方,我们去一个湖泊周边看风光,岸上风光已是绝好,蓝天白云,亭台楼阁,峰峦古树,美不胜收,可是你看水中倒影,风光却另具魅力.虽然还是蓝天白云,亭台楼阁,峰峦古树,却因经过了水的浸润,它的美已上升到另一种境界.如果说岸上风光是生活之美,那么水中倒影则是文学之美.是水给了岸上风光以文学的韵味.

我既然决定要构造自己的小说世界,那么首先就得摒弃一些东西,譬如功利.毫不讳言,以前的写作绝对有功利目的,现在年过七十,功利可以轻松放下,尽可能做到开心写作,快乐写作,乃至从容写作,就当是打,玩游戏,或者自己和自己谈心,想写就写,能写多少算多少,不给自己规定任务；譬如,也可轻松放下.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以为大可不必为此而提出一个什么要求,我自知当大作家先天不足,一辈子弄不出黄钟大吕气势恢宏的巨著,那么我宁愿自己的作品是山中小溪,生动,灵秀,可以提振一座山的生命力,这就足可安慰自己了,何必一定要抵达一个什么高度；又譬如浮躁.浮躁是写作的大敌,我一再告诫自己,让心慢下来,再慢下来,写作不是挤公共汽车,何论早晚?人家走在前面,那是人家的能耐,你羡慕也羡慕不来,你就当自己是深秋悄然开放在田头地角的野菊,能给原野一丝点缀,这就不错.

最近几年,我大抵就是抱着这种心态,瑟瑟缩缩地又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

但愿能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