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解药何在?

摘 要：西方女性文学理论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她们以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回应,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回归和开倒车的现象,中国女性文学到底应该怎么走?应该走向何方?解药何在?这是我在论文中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关 键 词：女性主义；雌雄同体；回归；解药；中国女性文学

作者简介：于忠兰（1970-）,女,山东德州人,山东铝业职业学院高级讲师,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7-0-02

一部人类历史,说到底是一部男权文化的历史,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是无声无名的一种状态.多少年来,文学史上只有一种男性的视角和男性的笔触,哪怕有女性的参与也是匿名和无声的,她们“没有名字,没有品性,没有自己的声音.”[1]女性是被排除在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之外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性别的历史,是一部性别歧视和压抑的历史.

轰轰烈烈的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推动着女性文学运动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女性运动和女性文学的精英和领袖.特别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西蒙·波伏娃和阿尔及利亚出身的法国女性评论家埃莱娜·西苏等人,她们有的不但积极地投身到女权运动的浪潮中,为女性的解放摇旗呐喊,有的步入书房,拿起手中的笔为女性解放做一文本和理论上的指导.英国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对女性的创作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2]在这里伍尔夫提出了女性写作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但女性要写什么呢?又怎么样去写呢?方向和目标又是什么呢?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女性作家面前.

根据西方一些专家学者的多年考证,中国的“女性”概念直到民国成立以来才浮出历史的地表.只有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根发芽,女性的称号才慢慢地建立起来,“妇人”、“女子”等无法涵盖女人的概念的时候,“女性”、“职业女性”、“革命女性”等这些新的指称符号才慢慢出现.一般来讲,“女性”以及与其相关的“她”“伊”“他”等称谓答题上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为了与传统的女人区别开来.[3]有些作家喜欢在自己的前面加上“女性”这样的称谓,以表明自己激进的立场和积极的文学取向,但是还有一大部分女性作家却不喜欢在自己的前面加上什么“女权”和“主义”等等的词语,因为这些词语有着明确的政治概念性别意识,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部分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运动和女性文学的主观评判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她们之所以这样做,也表明了中国女性作家的一种矛盾和无奈,她们想表达和张扬自己的女性意识,但是又有一丝隐忧,她们担心的是刚刚争取到的女性身份的认同以及作为女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认同会随着这一个个所谓的“女性主义”和“女性”而前功尽弃和灰飞烟灭.大概也正是这种矛盾的想法和尴尬的状态使得中国女性文学在接受西方女性文学理论以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张扬女性意识,女性主义,而有的却彷徨犹豫,有的甚至是打退堂鼓,渴望着回归传统和女性的过去.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出现了一大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她们张扬“躯体写作”,用身体的语言书写着女性独特的文本.她们的书写一定意义上讲是对于过去女性压抑的一种自发的反叛,也是对于女性解放的一种集体狂欢.中国的女性在历史上受压抑的程度是有目共睹,有历史可以查找的,女性想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不是很容易的,她们必须对于自身和他者有着明确的思想和意识,并通过一系列思想上,文化上的斗争才能够获得,从而她们也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说：“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目前基本上是男权的世界和规范等”[4]她对于女性自身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她又从理论和作品上把自己的认识具体化和实践化.后来,陈染又在《破开》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女性立场,甚至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人协会”,她们给自己的协会取名为“破开”,也就是打破男性文化钳制,突出女性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意思,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号式的突破,这是真正的有组织有团体的有意识的行为,毫无疑义地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惊醒和推动作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同样从一个女人的生存体验出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书写着女性,诠释着女性.她们有权力这么做,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她们最熟悉自己的身体,最熟悉身体深处的呼唤和所思所想,她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大写着一个“女”字,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冥思苦想女性和女性文学的问题,她研究了很多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并从中梳理出一些经典之作,作为她建树女性文学理论的脚本.她曾经对于女性的话语问题展开过深入的研究,同时她也对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女性意识问题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她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对她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故事津津乐道,她明确指出文学史上的一些名人是雌雄同体的,比如莎士比亚,还有济慈、兰姆和柯勒律治等人.她指出：但凡创作之人,一想到自己的性别,那将具有毁灭性.对于一个纯粹的男性或者女性而言,那是具有毁灭性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种性别的互相渗透.[5]按照伍尔夫的理论,要写出完美的文学作品,必须和谐发展,并且身心放松,平静而自由,否则对于男女来说不是性别的张扬,而是性别的毁灭.她在这里所讲的“毁灭性”也并不像一个比喻那样简单,她不希望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写作,带着偏见进入自己虚构的文学世界.她在这一方面的见地表明了伍尔夫是一个极其人道的人和一个颇具人文关怀的人.的问题,不是所谓“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从现实和历史来看,是双性和谐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了,那么作为单一的男性或者女性来说也就发展了,而且是良性的发展.伍尔夫的这种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的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作家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做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是矫枉过正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多数的女性文学却一度陷入了“弑父”和“救父”的困境.女性作家笔下的男主人公一个个的体弱多病,奄奄一息,在女性面前失去了大男人的威风,面对这样毫无竞争力和战斗力的男性,女性该作何选择?是毫不客气地痛打和杀戮呢,还是恻隐之心大发进而救赎?有的女性作家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与男性相比,有的是胆识和智谋,她们的出场不是为的别的,就是为了批判、抨击、折磨和打败男性.徐小斌在小说《双鱼星座》中就享受到了这种“弑杀”的快乐.但是,在“弑杀”男性之后,女性虽然从心理和情绪上畅快了,但是真正女性的解放真的到来了吗?男性就真的是阻挡女性解放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吗?的战争又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恐怕女性自身也是很难以下定论的.女性还是要摸索,要寻求,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还是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文体格式和主题叙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成熟似乎还是没有形成.海南的作品就多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她的小说《解药》里的女主人公对于要救赎的男性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和无奈,她在既爱又无奈的尴尬境地中做着两难的选择：既想颠覆男权文化,而在颠覆之余又想对他们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救赎.她的这种折中的态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局限和不彻底,说明了女性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女性文学的走向问题是女性文学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问题,虽然每一位女性作家都做了不同的尝试,但结果大都差强人意,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的战争何时应该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很多的专家和学者还是比较倾向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的,检测如女性文学沿着这样的方向走下去的话,那女性文学的天空或许会更加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