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学术出版的冲突

摘 要：如果一项研究是由纳税人或慈善团体资助的,其研究成果就理应由大众免费享用.学术期刊的目的本就在于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许多学术出版商却反其道行之.学者和纳税人创作了内容,回过头来却要付费阅读自己创作的内容.这不仅荒谬,而且不公,还阻碍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欧美学术界开始联合抵制大型期刊出版商,学术出版的改革势在必行.

关 键 词：学术；学术出版；冲突

信息的

欧美传媒业有一个罕见现象：出版晦涩难懂的学术期刊堪比开动印钞机.化学期刊《四面体》的全年订阅费用就要花掉一家大学图书馆的20,269美元,《数学科学学刊》也要花费20,100美元.2010年,全球最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爱思维尔全年营收20亿英镑（约32亿美元）,净利润为7.24亿英镑（约11.6亿美元）.2011年,其全年营收达21亿英镑（约33亿美元）,利润高达7.68亿英镑（约12亿美元）,利润率从2010年的36％劲升至2011年的37％.利润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期刊内容大多由研究者免费提供,而负责同行评议的学者也通常自愿无偿怎么写作.出版的期刊随后又将成品卖回这些提供免费内容和免费劳力的高等院校.对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来说,结果就是：学者和纳税人创作了内容,回过头来却要付费阅读自己创作的内容.这不仅荒谬,而且不公,还阻碍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出版商坚称,高定价既是高质量的保证,也是为了弥补同行评议、编辑和发行环节的管理成本.爱思唯尔坚持认为自己被误解了,集团财务状况的确高歌猛进,但集团全球学术公关总监尼克’福勒表示,旗下期刊定价仅为业内平均,在过去几年,他们的涨价幅度低于其他集团的同类刊物,令人艳羡的高利润只能说明他们管理的高效.

的确,期刊的成本不可能为零,但互联网肯定预示着期刊成本的下降,绝非上升.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低成本运营的在线期刊和论文数据库大量涌现,其中一些就是由对学术出版商不满的学者所建.更有甚者,一些学术刊物的整个编委会集体辞职,转而另起炉灶,创办了一些低、获取权限宽松的刊物.2006年,由于担心过高会影响内容获取,爱思唯尔旗下的数学杂志《拓扑学》的编委会集体辞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的数学杂志《K－理论》的编委会也于2007年离职.

芝麻开门!

2012年1月21日,剑桥大学数学家、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1998年得主提摩西·高尔斯博士发表博文,列举了自己长期抵制爱思唯尔学术期刊的原因.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出版社旗下共有2000多本期刊,其中不乏《细胞》和《柳叶刀》这样的顶级刊物.然而,高尔斯博士却对爱思维尔毫无好感,并希望自己的博文能激励其他学者一起联合抵制爱思维尔.高尔斯博士突如其来的怨气有三.首先,爱思唯尔的期刊要价太高；其次,爱思维尔一贯将期刊捆绑销售,图书馆其实只需要订阅某一种期刊,却不得不全套购入,其中当然包括一些不需要的期刊；再次,爱思唯尔支持一些法案的订立,诸如《研究成果法案》,这项法案一旦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将禁止政府免费公开受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

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高尔斯博士文章的启发,响者云集.数学家泰勒·内伦起草了一份在线保证书,截至2012年7月,全球已有12000名研究者签署了这份保证书,承诺不再向爱思唯尔的期刊投稿,也不再帮助爱思维尔审稿和编辑论文.借用一个数学术语来形容,参与人数呈幂级增长.果真如此的话,现有学术出版商将面临一场革命.

一团乱麻

无论如何,内伦博士的诉求反映了学术界和学术出版商之间矛盾的扩大化,尽管在线出版的崛起已在大大缓解这种冲突了.学者们身处学术自由氛围之中,推崇信息的自由流动,为杂志编稿和审稿却分文不取,对商业化学术出版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而商业出版机构掌控着许多（但并非全部）最负盛名的科研期刊,对信息明码标价,追求最终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局面已经存在多年了,矛盾拖延至今才爆发,让很多人称奇不已.学者们是互联网的最早使用者,他们也最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将出版商踢出战场.学术界早已有意创造新的平台替代商业出版.康奈尔大学的arXiv网站（读音与“archive”相同,X代表希腊字母“chi”）创建于1991年,研究者们可以将（还）未在期刊发表的数学和物理学论文上传至该网站.事实上,每天都有数千篇论文上传.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创建于2000年,拥有七家免费期刊,内容涵盖生物和医学领域.

但是,撼山易,撼权威期刊难.无论学界投入了怎样的热情,传统出版商依然有理由继续掌控大局.ArXiv网站的论文在发布后遭到无情指摘,由于在发布之前并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因此论文质量参差不齐.公共科学图书馆的部分经费来自捐赠,同时还收取每篇论文高达2900美元的版面费.这笔费用须由作者支付,对囊中羞涩的大学院系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此外,学界对于只在电子媒体上发表论文仍旧心存偏见,相对于印刷出版物,人们往往不那么看重网络出版.研究者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以擢升自己的事业.

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学院系（以及院系中的研究者们）评估既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也看重论文发布期刊的声望.年轻人有可能更加喜欢新鲜事物,但若想获得认可和晋升,他们仍需在现有的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所谓“声望”的获得是个缓慢的过程,因为最负声望的期刊有权挑选最新最好的文章,在他们的领域继续保持必读性,并因此掌控定价权.如之奈何?

出版或出局

有一简便方法,既可以扩大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开放范围,又能为新生期刊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资助学术研究的政府机构应要求研究成果免费向公众开放,资助研究的慈善团体亦应如此.这样,众多研究者再也不能在封闭式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既能扩大研究成果的开放范围,又能大大助力开放获取类期刊.

有一些迹象表明学术出版正在改善.英国政府计划强令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实行开放获取.维康信托基金会每年投入6亿英镑（9.5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这家医疗慈善机构已要求其资助的研究在出版六个月后实现开放获取,但执行率仅有55％.该慈善机构宣称,将对科学家采取“强硬”措施,比如扣发未来的资助金,以此来禁止他们在限制获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维康基金会还在创办自己的开放获取类刊物.在大洋彼岸,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其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向所有公众在线开放.最近,期刊出版商试图抵制这项规定,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个好消息,但还不够,同样的要求应延伸至联邦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

即便纳税人和慈善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实现开放获取,也未必就是学术出版商的世界末日.商业出版商也已开始尝试开放式获取理念,例如不再向读者收取阅读费用,而是向发表论文的作者收费.同时,一些期刊出版商已经在有限拥护开放获取了,比如允许学者将论文放置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或者在付费壁垒上设置一个期限.但是,如果抵制活动继续发展下去,事态将变得更加急迫.毕竟,相对于学者依赖出版商,出版商更加依赖学者.上位者往往看似不可战胜,其实崩塌只是一瞬间.因此,要时刻关注学者的崛起.

对于由国家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来说,强势的强制措施会让出版商在免费获取方面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学术期刊的目的本就在于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许多学术出版商却反其道行之.学术出版的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