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管理理念

作者简介：1.周晓燕,女,云南省红河州人,蒙自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

2.马桥艳（1988—）,女（彝族）,云南省红河州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1.蒙自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红河661100；2.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摘 要：西南联大是在战争的环境下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联合办学而成,由于三校的历史背景不同、情形各异、实力不同,使得彼此间滋生了许多矛盾.但联大的包容、合作的理念,让三校从矛盾走向了合作,本文试分析西南联大来蒙自时期的种种不融洽到相互包容、合作的过程,进而论述西南联大蒙自分析的管理理念.

关 键 词：西南联大蒙自管理理念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1937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因为日本侵略军进展迅速,中国腹地已经不再安全,于1938年4月又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设立了工、文、理、法商、师范5个学院,北大、清华、南开原本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辉煌的经历,有着自己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始终负责的育人作风.

一、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形成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原设于北方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被迫南迁,前往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好景不长,随着南京陷落,日军沿长江向中国内陆纵深挺进,战事逼近长沙.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大被迫再度西迁,前往昆明,从此开始了教育史上的“万里长征”.这群为保持中国文化传承而艰难跋涉的读书人最终在昆明这个相对远离日寇肆虐,又有滇越铁路与外界相通的地方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的昆明,难民云集,校舍紧张,一时无法安置下所有的师生.后因考察发现蒙自县城有中法战后的领事馆、中法海关、哥胪士洋行等不少空房可用,经商议后于1938年5月将文法学院迁至蒙自,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蒙自分校由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组成.教室和师生宿舍分散于县城各地.法国领事馆、蒙自海关税务司署作为教室,也住部分师生.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分别由冯友兰担院长,朱自清、叶公超、雷海宗、汤用彤担任各系系主任.法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由陈序经当任院长,张佛泉、张岱孙、戴修瓒、丁佶担任各系系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在校生共354人.

到1938年秋,由于文法学院远在蒙自管理不便,又因空军学校在蒙自设立分校,需要蒙自分校校舍,所以又将文法学院迁回至昆明.

二、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期三校的矛盾

俗语云“牙齿还会碰舌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在联合办学过程中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大量资料表明,联大在其办学过程中,曾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其中既有三校之间的矛盾,也有教师与领导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西南联大三校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三校的历史背景不同,办学理念不一致,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则好像是脱离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把家当挖出来.所以矛盾是从一开始就已然存在的.具体说,在办学理念上,清华、北大较为一致,而与南开则有所差异.据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回忆,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他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有什么意义；蔡元培和胡适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自然张伯苓是不会默认的,办学理念上的差异,自然会带来平时工作中的矛盾.为学生宿舍条件的好坏,蒋梦麟与张伯苓就曾有过唇舌剑的争执,这实际也是博雅教育与实用教育理念差异的折射.此后,张伯苓即很少过问联大的事,联大文法学院迁至蒙自,蒋梦麟到蒙自看望北大师生,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中最主要的即为所派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余,岂不堪当一上选等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此事可见两校存在不和之一斑.

三、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秉承团结合作的管理理念

由于西南联合大学是三校联合的组织模式,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常务委员,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三足鼎立,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当时,三个校长并没有什么交情,家底不一,办学方法迥异.虽然存在矛盾,但三校能够克服矛盾,求大同存小异,凡事从大局出发,始终保持了联大的团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联大从大局出发精诚团结、合作.

当时学校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包含了各种学术流派.大家代表着不同流派,有着迥异的思维,经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三校融合,来自管理者高度的团结精神,没有团结,便是联而不和,学校两张甚至多张皮,内耗多于外扰.联大之所以能够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自上而下的始终团结.遇事时,梅贻琦兼顾三校的关系,有时甚至是牺牲清华员工的利益来贴补其他两所学校的利益.正因如此,曾经在联大工作过的老教师在回忆那段历史时,纷纷盛赞三校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合作是在互相忍让、互相体谅中逐渐形成的,他们的经历对现实的联合办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联大初期,三校的合作也曾遭遇过波折.矛盾是有的,怀疑也存在过,合作思维是度过难关的金钥匙.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未间断,得益于三位校长的真诚合作.联大文学院到蒙自后,北大教师又因对联大各院院长系主任安排有看法而要求分校独立,蒋梦麟再次阻断了这种念头,蒋梦麟曾言：“弟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可见在三校合作中,矛盾在所难免,而蒋梦麟能从大局出发,排解矛盾,教育教师.即使自己有所不满亦能隐忍不发,殊为不易.而梅贻琦掌校以后,也能从公心出发,做事公正公平,从而使三校的团结得到巩固.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教师同在贫困,年终发给两校教师相当于当时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了梅校长的公正无私三位校长对团结的维护,是保证联大能够团结的首要因素.

四、结论

西南联合大学所创造彪炳中国历史的奇迹,和它闪耀着时代进步光辉的伟大办学精神分不开的.尽管北大开放自由、清华严谨求实、南开稳重务实,办学风格各异,而且领导的个性、治校方式等也不尽相同,但这种独特的管理模式,使联大“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彩交辉,相得益彰”,成为战时联合大学的一面旗帜.这种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坚持团结、合作的办学精神对我们当代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有着巨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