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有感

作者简介：何艳,女,单位：四川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方向：汉唐考古.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历代统治者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以及用来供奉、祭祀、朝拜的建筑,即所谓“陵寝”.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以皇陵为重点,比较系统的探讨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并就古代陵寝制度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坟丘墓的起源：春秋、战国之际

中原地区殷周时代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殷代的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即小屯5号墓）都不见有坟丘,至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坟丘式墓葬.从考古调查结果来看,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确实已出现坟丘很高的大墓,如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宋墓.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墓葬,如湖北江陵楚都郢的周围就有许多坟丘墓.

二、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战国中期至西汉

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赵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有记载.东汉﹒蔡邕《独断》最早讲到陵寝制度起源：“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即将“寝”从原来的宗庙里分出来,造到了陵墓的边侧.西汉时,陵侧起“寝”,陵旁立“庙”.即“庙”造在陵园以外的附近地方,“寝”则造在园陵之中.

三、陵寝制度的确立时期：东汉

1、推行上陵礼,确立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东汉开始每年定期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仪式,从此陵寝在祭祀祖先礼仪中的地位就凌驾于宗庙之上.

2、改革宗庙制度,明帝时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神主的办法.不但废除了西汉在陵园附近设立宗庙的制度,而且取消了为每个神主建立一庙的制度,只是把许多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里.

3、陵园南门外大道（神道）两旁陈列有石刻群,表示皇帝的威严.

四、陵寝制度的衰退时期：魏晋南北朝

此时陵墓多建在山腰,不起坟丘,不造殿屋,如曹操“高陵”.魏文帝废除陵寝,取消上陵礼仪.晋代基本上沿袭魏的制度.南朝陵墓大体上沿袭东晋的制度,所不同的是陵前陈列有一对石兽及石柱、石碑等.北魏时出现一套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相结合的陵墓制度,开始恢复陵寝制度和举行上陵的礼仪.

五、陵寝制度扩张和改革时期：唐宋和明清

唐太宗“昭陵”将“寝”分造神游殿、献殿、寝宫三处,确定了唐朝一代的陵寝制度.北宋大体上沿袭唐制,但有新特色：取消预先营造寿陵的办法,必须等死后才开始建筑；上宫的祭祀仪式丰富、隆重,下宫则较简略.南宋皇陵较特殊,它把唐以来分离的上下宫串联造在同一轴线上.明太祖对唐宋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日常供奉,废除“下宫”,扩大享殿建筑；陵园的围墙从方形改为长方形,形成三进院落；陵墓由方形改为圆形（称为：宝顶）.清代陵园仿效明作,构成三进院落,宝顶为前方后圆.

六、相关问题探讨

阅读此书后,仍有很多疑惑.本文着重谈以下两个问题：

自汉代以来,“古不墓祭”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持此观点的学者众多,如东汉的蔡邕、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唐代的杜佑、清代顾炎武等人.他们认为这些建筑物是寝,用于安放死者饮食起居所用的生活用品、家具和衣服、被衾,但不可能用于祭祀.而阎若璩、孙诒让等人则认为“古有墓祭”,说墓上建筑是用于举行祭祀等活动的殿堂.杨宽书中认为较合理的是赵翼的观点,他认为春秋以前没有墓祭的礼俗,墓祭的礼俗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兴起.笔者觉得董坤玉《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的观点也不能忽视,他解释说：春秋以前,庶民墓祭仅仅作为葬礼过程的一个环节,葬礼完毕之后,则在家中祭祀.所以古人所谓的“古不墓祭”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且认为此时墓上建筑的用途可能并不单一,既可安放死者饮食起居物品,也可能同时用于祭祀.最后,刘士莪、马振智在《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中指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先秦时期存在“墓祭”,所谓供奉死者灵魂的饮食起居也是一种祭祀,只是规模比宗庙祭祀要小,是一种辅助性祭祀.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

①西汉帝陵有较为严整的昭穆制度.如雷百景、李雯的《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杜葆仁的《西汉诸陵位置考》,刘庆柱、李毓芳的《西汉十一陵》等.

②高、惠、景三帝陵是按昭穆制度归葬,其它诸陵则无此制.如杨宽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

③西汉帝陵并无昭穆之序.如焦南峰、马永赢的《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雷依群的《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叶文宪的《西汉帝陵的朝向及其相关问题》等.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可靠.焦南峰、马永赢认为：文帝因与惠帝同辈,俱为昭位,故排除在渭北祖陵区之外,另辟陵址；昭、宣为隔辈继承,同为穆位,故宣帝亦另辟陵区.依雷百景、李雯二人来看,文帝、宣帝二陵之所以葬在咸阳原祖陵区以外,是因为文帝与先帝惠帝辈分相同,同属穆位,宣帝是先帝昭帝的孙辈,虽为隔辈继承,但二人同属昭位.先帝皆以葬入咸阳原祖陵区,由于受到昭穆制度的约束,二帝皆“不得已而为之”,万般无奈下,只好为自己另辟陵地,绝不能说成是“出自他们二帝的好恶”.雷依群指出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非但没有事先的规划,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完全是处于皇帝个人的好恶.笔者认为皇帝不可能不顾祖宗之法,而只考虑个人喜好,这个观点似有不妥.

再者,焦南峰、马永赢指出只有汉陵面向南方,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汉陵有昭穆制度.雷百景、李雯又说在古人尤其是汉代人的心目中,“天圆地方”、“南北东西”、“前后左右”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东”方永远都指代它的“左”方,“西”方永远都指代它的“右”方.综合来看,是否实行昭穆制度的关键在于：西汉帝陵主墓道和陵园正门朝向问题,怎样看待“东、西、南、北”,“前、后、左、右”是关键,不要以今人的思想去代替古人的思想.

[19]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

[20]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21]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