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西方翻译,结合汉语与西方语言的现实差异,对语言间互译可行性的认识

摘 要：本文是笔者自从接触翻译以来,通读翻译著作,结合翻译大家们的观点,阐述自己对翻译理论,尤其是中西翻译理论差异的一些理解.

Abstract：Thisthesisisaboutthewriter’sopinions,sincethewritergetsintouchwithtranslation.Throughreadingfamoustranslators’articlesandtheirviews,andthewriterstatesprivateunderstandings,especiallysom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

关 键 词：翻译的发展；翻译方法；翻译理论

Keywords：developmentoftranslation；translationmethods；translationtheory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4--02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翻译发展史的论文,作者都是翻译界有影响的人物,作为一个翻译硕士研究生,虽然不及大师们犀利的眼光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但是通过近年来对翻译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我也想谈谈对翻译的一些认识,以及中西翻译史的一些趋同点与异同点.

提到翻译首先我想谈一下“语言关系”.根据许均教授的定义,一般来说,所谓“语言关系”,是指甲语言与乙语言或其他语言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常见的有谱系关系、语系关系或语系之说,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的模式研究,是将语言之间的关系比作和家族关系相似的谱系关系的一种确定模式.我们所说的“语言关系”,还隐含着另一方面的意思,即不同的语言对现实的构建和对人类经验的切分所反映出的不同语言结构关系.

平时我们所说的“翻译能力”也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具体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两种语言之间所构成的关系给翻译提供的可能性,二是指译者在语言关系所提供的可能的翻译空间内,凭借自己对所涉及的两门语言的驾驭能力,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所具备的一种才能.

无论是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都是一项古老的活动,从最初的原始部落间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最初形态的翻译过程.纵观西方的翻译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揭开了序幕.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已做应该是公元前3到2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的第一部翻译著作是安德罗尼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左右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无论是广义上的《圣经》翻译还是严格意义上的《奥德赛》译作,都是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谭载喜教授在《西方翻译简史》中指出,在西方的翻译舞台上曾出现过六次翻译说可分为六个大阶段.第一次是公元前4世纪末罗马对希腊的文学翻译.这个时代出现了被誉为罗马文学的三大鼻祖：安德尼罗柯,涅维乌斯,恩尼乌斯.大量的希腊文学作品被引入到罗马,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翻译.可以说,这为今后的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二次涌现于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次翻译的特征是带有宗教性质,《圣经》的各个译本层出不穷,形形色色.而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定本,这就标志着《圣经》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地位.

11世纪到12世纪,迎来了第三次.西方的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的阿拉伯语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在翻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也看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友好交往,即便是在宗教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托莱多成了当时欧洲的艺术中心,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交流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第四次就是发生在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文艺复兴是一场思想和文学的改革运动,西方各国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刺激着翻译活动的发展,此时的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的范围之广也是“开历史之先河”,它涉及了思想、哲学、政治、文学、宗教、科学等众多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作品.如德国路德的《圣经》翻译；法国阿米欧的《名人传》译著；英国查普曼译的《伊利亚特》和《奥斯赛》.其中,1611年《钦定本英语圣经本》的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在英国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程度,这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次是在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是所谓的“后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此时的翻译规模和影响不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译作.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们的作品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与以往的翻译相比,此次对东方世界也产生了影响,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六个主要发展阶段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这也是笔者要详细阐述的阶段,因为这次翻译形成了现代翻译的雏形,它界定了现代翻译的范畴.在这个年代,我国虽然在很多领域开始了翻译活动,但是其翻译发展的道路却是曲折波动的,下面笔者来简单总结一下形成原因.

二战后,各国翻译快速发展,但我国发展速度明显较慢,这和我国建国初期的政策有关.解放初期,我国在外交政策上是“亲苏”,主要翻译作品来自苏联,且集中在文学作品上,这时,我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科技信息技术了解甚少,由于缺少沟通,这就大大阻碍了我们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同时有不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进展.随着“外蒙”事件的发生,中苏关系恶化,同时,中美建交,我国对外政策由“亲苏”转向“亲美”,这时,我国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以及科技信息.但是我国的翻译还是单一指向型的,并没有出现“兼容并包”的情况.特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年间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扼杀,导致文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历史倒退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上的开放,外来经验的冲击,以及全球化进展的延续,由此,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事业也开始得到广泛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译作.尽管如此,实际上我国的翻译主要侧重于人文类,也就是多文学,少技术；而西方国家是重实效,不仅文学翻译蓬勃发展,技术类翻译也蒸蒸日上,二次的工业革命推动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西方翻译史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活动虽然是一项以实践为主的社会活动,但其本质与其他活动一样,都需要一系列的理论作为依据.简单地说,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翻译活动,而反过来,翻译活动也可以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翻译员”和“演说家”,这也是最早的对翻译方法的定义,即既是“创造”又是“美化”.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始终围绕着直译与死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于不忠实等问题展开.

在我国,虽然有《周礼》和《礼记》两部典籍关于朝廷翻译官职的记载,能够充分证明我国的翻译活动早已存在,最早的文学译作也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3—4）,但是我国的第一个翻译直到公元1世纪至2世纪的佛经翻译才出现.而在翻译理论反面,我国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是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大师支谦.支谦为大月氏人的后裔,随族人逃兵荒到江南,从小受汉族文化影响,因此精通汉文,又从同族者支亮出习得大乘佛教理论,且同梵典.他对那个时代的义理隐晦,文风过分朴素尚质的佛经译本很不满,因此主张佛经翻译要“尚文”和“尚质”的调和,从佛经发展的过程来看,由质趋文乃是必然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河,是不能否认的,另外,支谦的翻译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

相比之下,中西方的翻译理论的起始时间先后相差大约三百年.时间上的差异并不代表一个翻译体系就因此优胜,不同的翻译体系受其地缘、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起始时间也会不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共同寻求翻译的发展途径才是我们翻译研究者应该注重的层面.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首先要精通至少两门语言,这是涉足翻译的最低门槛；再次,也要了解两种语言国家的文化.就笔者而言,在大学期间学习英语、德语,既接触了一些美国的文化,也了解了一些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政经文科,这些知识对于我进行翻译有很大帮助.通过了解各国的文化异同,求同存异,总结出此类共性对语言,对翻译带来的影响.例如德语,在语言结构上与英语有着很大异同.生活态度上,德国人较严谨,美国人比较随意,这在语言上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同属日耳曼语系,现代德语和古代英语很相像,至今很多单词拼写也是极为相似,但在句子语法上有着明显区别.德语大体只分为“现在”与“过去”两种时态,而且惯习惯把动词放在第二位；英语则不同.

最后,想根据笔者的经验给翻译初学者一些建议：我们应该选择一门自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进行翻译研究,要是通晓第二外语就更锦上添花.随着英语的普及化,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翻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所谓的翻译可行性与否,只是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今日不可译的可能过些年就成为可议,我们要秉承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翻译的奥妙,怀着对翻译的热爱与执著,通过不断努力,久而久之,便可掌握翻译的规律性,甚至开创自己的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