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矫治

摘 要：教育出版既具正向功能,亦具负向功能.其负向功能具有依附性、非期望性、趋利性、滞后性与顽固性等特征.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矫治需树立正确的教育功能观与价值观,找准教育出版的定位并发挥其引领作用；坚持将教育出版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创新选题思路,培养专家型编辑队伍.

关 键 词：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矫治

教育关乎人的成长、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教育出版亦然.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教育亦具有负向功能的观点,认为教育除了对人和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或曰正向功能,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或曰负向功能.这种认识的理论基点是将教育看作社会文化体系这一大的系统的组成要素,认为系统内的任何要素,当其作用于系统,都会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功能.由此可以推论,作为社会文化体系重要组成要素的教育出版活动,同样具有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教育出版与教育密切相关,其产品是教育的载体,教育功能部分通过出版活动来体现.教育出版,自然要围绕教育做文章,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为教育怎么写作,体现教育的目的.当教育在促进个体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传承文化基因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时,教育出版就体现出教育的正向价值.如若教育显现出负向功能,教育出版也无法置身事外.也就是说,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是教育负向功能的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的负向功能并非教育本身所要达致的.在通常的表述中,人们常以“教育”来指代特定阶段的具体的教育活动,事实上,是具体的教育活动而不是教育本身导致了负向功能的出现.对教育出版来说也是一样,是具体的教育出版活动而不是教育出版本身导致了其负向功能的出现.所以,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教育出版,我们的考察对象都是特定阶段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而非广义的抽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育出版本身.

同时,教育出版是整个出版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也是社会最关心的重要结构性板块,其成败直接影响到对出版工作的整体评价.所以,考察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成因、表现与对策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系统具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衍生与特征

教育出版不仅关系到教育的质量,同样关系到出版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参,都体现了施教者的教育目标,与其预设的教育过程相吻合,有一些还被用来作为教育评价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出版对教育具有依附性,这意味着,如果教育具有负向功能,教育出版也会衍生出负向功能,并反馈至教育本身,形成恶性循环.

更需警惕的是,教育的负向功能与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有时候会成为同谋,其消极作用将因此被放大并极易扩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应试教育抬头的那些年,教育出版并没有保持冷静,而是火上浇油,大量同质的教辅读物为题海战术提供“武器”,成为学生学业负担的实际载体.即使到了教育界开始反思、进行素质教育改革之后,这一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工作者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时难以根除,另一方面,教育出版利益至上的错误认识同样难辞其咎.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出现了出版商将教育工作者拖下水、成为利益链条上的一环的丑恶现象.这样的负向效应导致的代价是惨重的,使教育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贯彻而举步维艰,“减负”的呼声在行动中难以落实,应试教育的幽灵始终徘徊在教育实践的上空.这无疑与教育和教育出版的正向功能是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出版既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具有双重属性.它通过传承或传播文化来获取利润回报.出版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服从市场规律,合理追求利润.教育市场显然是最大的市场,教育出版也因之成为最活跃、最丰富,也是取之不竭的出版领域.在我国五百多家出版社中,以教育为特色的出版社（包括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承担了大量教材教辅出版任务的出版社）约有140家左右,虽然数量只有出版社总量的1/4,但规模却占到了大半壁江山.①而其他一些出版社也盯住教育的“蛋糕”,以不同的方式涉足这一诱人的领域,希望占有一些市场份额.这种围绕教育一哄而上的局面,如果不加以管理和引导,在趋利心理的诱使下,极易造成出版产品对教育意图的囫囵吞枣,如果产品的作者、编辑对教育方向的把握出现偏差,就会歪曲教育的价值,从而显现出由出版活动自生的负向功能.同样,即使出版物的出版意图是正确的,趋利心理还有可能让出版者为了迎合市场的时效性,放松对出版物质量的监控,导致教育出版产品在内容质量或编校质量上不合要求,从而直接影响教育效果.近几年来,社会对包括教辅、少儿读物在内的教育类图书的质量颇有微词,呼吁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教育图书市场的质量加强管理,正是戳到了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软肋.

由此可见,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至少具有如下五个特征：其一,依附性与间接性.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要么由教育衍生,要么因教育而生,它对教育活动有极强的依附性.同时,其负向功能的表现也是先作用于教育,再通过教育作用于自身.例如,如果教育表现出层次、资源配给等方面的不均衡,教育出版也同样会重此轻彼,比重失衡.其二,非期望性.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并非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所预期出现的,它是教育出版活动的“副产品”,是在具体的出版实践活动中由于手段和方式不当引起的.其三,趋利性.这是教育出版负向功能不同于教育负向功能之处,是由出版活动的经济属性决定的.其四,滞后性.通常情况下,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并不在其产品上立刻表现出来,它一般难以察觉,以隐性的形式反映在教育结果之中.即使对教育负向功能有所察觉并主动开始变革后,由于出版产品传播具有时间滞后性,其消极作用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留存.其五,顽固性.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一旦显现,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和行业盈利模式,对其进行改造就变得困难重重.在素质教育提出并践行的过程之中,教育出版业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许多出版工作者高呼“狼来了”“告别幸福时代”,甚至对应试教育时代的出版生态留恋不已,其实就是还没有适应教育变革的要求,没有找到应对教育理念变化的对策.二、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制约与矫治

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既由教育衍生,又由出版自生,所以,在寻求变革之道时,就需要针对现阶段教育出版所表现出的负向功能进行更好地预防、限制与消除.

其一,深入认识教育的本质,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功能观与价值观.教育出版的核心内容是教育,其活动围绕教育展开,其社会功能也必然反映教育的功能.所以,要制约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还必须从教育切入.而一定阶段的教育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所采取的教育手段与方式也是这种理解的产物.对教育负向功能的认识,已经让人们开始多角度地教育价值与功能的相对性,并不断推动着教育的变革.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倡导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强调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如何科学设置教材教辅等,如何变革教育出版内容与模式,如何合理分配教学出版资源和确保公平,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试教育遗毒的彻底清除决非一日之功,让全社会接受并赞同新的教育理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教育改革的难处所在,也是教育出版变革的艰巨性之所在.

其二,为教育出版找准定位,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更多强调教育出版的怎么写作使命,其重心也放在与教育教学实际密切相关的教科书、教辅读物的开发上.教育成了教育出版的风向标,“跟风出版”一阵接着一阵.反过来想一想,旨在创造精神产品的出版,为什么不能为推动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资源呢?这就需要发挥教育出版的引领作用.出版史已经证明,教育出版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并可以成为教育变革的推动器.从教育学学科的角度看,教育类图书不仅仅包括教科书与辅导读物,还包括那些关于教育制度探讨、教育思想阐发、教育名著译介与教育方法研究的图书,这些图书都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上半叶,若干出版机构汇编了一些教育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丛书》《师范丛书》《比较教育丛书》《小学教育丛书》、中华书局的《通俗教育丛书》《民众教育丛书》《儿童教育丛书》等,这些出版物介绍、传播各种与教育相关的新思想、新学说,尤其是引入西方的教育新思想,在开启民智、推动变革方面卓有成效,为当时科举废止后新学校的建立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资源.②可见,在推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教育出版大有可为,尤其是教育出版可以通过出版近年来国内外教育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自觉参与教育改革的进程,与之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形成正向效应.

其三,坚持将教育出版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创新选题思路,培养专家型编辑队伍.出版机构的企业属性虽然决定了它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但绝不能任由其只受利益驱使而忽视其社会责任.出版人应有清醒的认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统一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其所获得的利益必然是短期的；而坚持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致力于打造教育精品,其产品才会在磨砺中披沙拣金,得到读者群的广泛认可,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当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之时,面对教育出版生态环境的剧变、教材进入微利经营状态、教育部门的写方垄断、教辅经营环境的恶化、数字出版的猛烈冲击等不利局面,教育出版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反思.要适应教育变革,教育出版惟有变革,变革的途径惟有创新：在经营理念上,要变品种规模扩张为市场规模扩张,变追求数量为追求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在出版方式上,要变粗放式经营为精细化耕作,强化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其中尤其要重视选题的创新,只有与教育变革相适应的选题,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近几年来,随着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提出,一些出版社主动求变,不再研发幼儿教材类产品,而是朝着以立体化形式开发促进幼儿动手动脑的游戏资源材料包的方向拓展思路,这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教育变革可能让许多人无所适从,但对有创新思维的出版人来说却意味着更广阔的空间、更巨大的前景和更巨大的机会.这就需要教育出版业有一支优秀的具有创造能力的编辑队伍,要求教育出版编辑不仅要具有过硬的编辑技能,还要既懂出版,又懂教育.这样的专家型编辑队伍,才能对教育规律和出版规律都有清晰的认识,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从而以丰富的产品实现怎么写作与引领的双重使命,推动教育出版的繁荣与发展.

对教育出版负向功能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其积极作用,也不是否定其在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所达到的巨大正向功效.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现存的社会文化要素是其正负向功能抵消之后的净值,这一净值就是其价值.毫无疑问,教育出版的价值是巨大的,但对其负向功能的追问也绝不是吹毛求疵,对其进行穷原竟委的反思,将有利于廓清认识,找准根源,并对症下药地寻求减轻或消除负向功能的途径.每一次教育改革与出版改革,无不建立在对教育活动与出版活动负向功能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出版人如果能对教育出版的负向功能有更加深入和准确的把握,有针对性地提出“减负”的应对策略,并进而对其负向功能进行有力制约与矫治,则将更加凸显出教育出版的正向价值,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曾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

注释：

①周蔚华.中国教育出版：现状、问题及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06（6）：17～22.

②肖朗,洪港.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综论[J].教育研究,2008（6）：9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