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老师

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8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19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60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写菜,她给我写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写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嘣嘎嘣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稀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稀罕我,但高老师绝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稀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检测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检测,“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摘自《生活的勇气》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