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烧肉”的博士文(外三则)

点赞:5633 浏览:1896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要论当下文艺批评队伍的阵容,无疑要数学院派最为壮观.跟他们比起来,其他领域从事批评的人员,大概只能算“散兵游勇”了.但就如我们常常说“大国”未必是“强国”一样,人数众多也并不等于发出的声音最洪亮、最有力.甚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学院派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但大多数学院派研究人员都在从事着生产批评“垃圾食品”的勾当.他们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因为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才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那些硕、博研究生,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业证书.此举被圈内人形象地称之为“挣工分”.而这些用来“挣工分”的论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符合这个规范才能顺利通行.这个类似新八股的“规范”,我也说不清楚.但在微信上,有人以“红烧肉”为研究对象,道出了如何写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程式.限于篇幅,这里只引录关于“红烧肉”博士论文的写作要求:

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

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

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的肉质的区分和作用;

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革命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

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想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请注意此博士论文的写作秘籍.不过遗漏此也不要紧,导师自然会按照此程式给予精心指导.可以想见,按照此规则培养出来的批评家,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来.他们最擅长的一是把不痛不痒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似乎里面深藏着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诸如“楚王为何爱细腰”、“唐代为何崇肥美”等等;其次是,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复杂化.诸如“吃饭”,那不叫“吃饭”,学院化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取体内各器官运转需要而进行的营养补给等”,“睡觉”也不叫“睡觉”,而应该说成是“人为了恢复肌体疲劳而必须进行的除了心脏和呼吸不能停止的阶段性休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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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些博士论文,我才明白了,学院派的批评为何缺少灵性,缺少真性情,缺少真知灼见,缺少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基本能力.那种概念的缠绕、论证的繁复、文字的佶屈聱牙,似乎不在乎向你说明什么,而是要检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持清醒头脑的持久耐力.

有大学教授透露,现在很多文科学生,似乎对阅读文学作品原著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无意于培育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而是习惯把各种二手研究专著找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进行综合,批量炮制论文或应对考试.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一旦养成,指望他们写出有自己独到艺术感觉的批评文章来,也就无异痴人说梦了.他们的判断,大多源自别人的判断,他们嚼的大多是别人嚼过的馍.他们倒卖的“二手货”,再往前一步,则成了近乎抄袭的“贴牌货”,却鲜有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己之言者.

“偏见”与“偏见”的撞击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再进一步深究,他还是“阿拉上海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钟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个字都“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做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

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从金圣叹的一段点评谈起

本是谈当下文坛现象,却倏忽想到金圣叹评点过的两篇古文.从这两篇古文,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的神奇力量:区区数百字的一封信,却能消弭一场可能导致血肉横飞的战争.

这两篇古文,一为汉文帝《赐尉佗书》,一为尉佗《上汉文皇帝去帝号书》.汉高祖刘邦开国时,派大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佗自尊为南越武帝.“王”与“帝”一字之差,但性质完全变了.前者是皇帝任命的合法封号,后者则成了自封的不合法的与圣上平起平坐的一国之君.这还得了,这不仅是与朝廷分庭抗礼,而且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一个国家,怎可有两个皇帝.但当时吕后临政,正忙于内部权力斗争,对远在南越的赵佗称帝的行为,无暇干预.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对如此分裂国家的行为,显然是不能容忍了.但如何处理这样的棘手问题,是需要智慧的.一种方式是先下达圣谕,将赵佗痛加指责,勒令他取消帝号;如果赵不听招呼,那就大兵压境,把这个自立为帝的“叛逆”铲除掉.这样的手段叫先礼后兵,最后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解决争端,胜者为帝.

汉文帝高明在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修书一封,让陆贾赐予赵佗,同时还让陆贾携带了一些礼品――“上褚(丝绵衣服)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礼物微不足道,仅几十件衣服而已.值得称道的是汉文帝的这封《赐尉佗书》,具有撼动心魄的力量.汉文帝在信中,完全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威仪,用教训的口吻来指责赵佗的“叛逆”行为,而是如同父子亲人之间聊天那样,晓之以如此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兵戈相见,“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这位汉文帝在信中,甚至不惜放下身段,称自己出身于“侧室之子”(为汉高祖刘邦庶妻薄姬所生).也就是说,我这个皇帝也不算正宗,是因为各种因素把我推到了这个位子上,现不得不为国家履行职能.对这封信,金圣叹点评道:“文字只要从一片心地流出,便正看、侧看、横看、竖看,具有种种无数美妙,任凭后来何等才人,含毫沉思,直是临摹一笔不得也.通篇家人父子语.”只是到了信尾,用委婉的文字“稍露皇帝风力”.

这位赵佗读皇帝书后,心情如何呢?今人无法揣测,但只要看行动即可.赵佗的回信同样精彩,如金圣叹所说“心地是一片,便文字风格都是一片”.信的第一句就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等”,金圣叹读此即感叹:“更不必读至下,只此八字,已去帝号矣,盖诚信感人之疾如此.”这位南越王读汉文帝信后,立即取消了自己的帝号,并给皇上献了一份厚礼:“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

行文至此,其实我想说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诚信”是何等重要.“诚信”二字,似乎人人皆知,却知易行难.做人作文皆如此.无此,做人则无友,甚至连真正的“敌人”也不会有.无此,作文则无足观:或检测,或软,或苍白无血色,或“挂羊头卖狗肉”,或流于油滑,或徒剩语言狂欢等其实,这是古今中外,可以视为各类艺术创造的通则和灵魂.有了这样的灵魂贯注,文字也好,影像也好,也才能产生直达人心的力量.偏偏在这个不断产生“妄人”的时代,很多人热衷于“玩”各种帽子戏法,而把最最重要的常识弄丢了.

李白当过“诗丐”吗?

有一位50后作家,在一个文化沙龙上谈到李白的诗,虽然话不多,却让人疑云重重.且让我们“回放”一下他的话:“这个诗在当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今天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但是当年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白话文,他当年写诗,在茶楼或者酒楼,一定是打油诗,顺手就来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彻底的白话文,我们对那些诗完全不懂,但是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顺口溜,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

这段话被记录下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读后,有几点不明白,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其一,李白的诗在当年有多大意义,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且不论,有意义或无意义,都不影响李白作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文学地位.但如果说,李白写诗,“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所谓文人著文写诗,获取稿酬、版税,在中国是近代的事.此前历史上,民间或知名文人艺术家,通过给别人写碑文或写字(书法)画画,获得润笔费,也是有的.但通过写诗来讨饭吃、讨酒喝,吾辈尚未看到过此类文字记载.文人在酒席上相互赠诗是有的,李白的诗也有很多是在喝酒时的应答之作.要不然怎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呢?喝酒高兴了,诗兴大发,这是情动于衷而流于诗,并无什么功利因素;还有一种情况,在酒席上即兴作诗,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但如果通过写诗“讨一碗饭吃”的话,写诗的时机动机就完全变了,一定是先将写好的诗呈上,通过主人的“审读”后再赐以酒饭.在李白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过“诗丐”这种事情吗?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会通过写诗讨口饭吃吗?

其二,这段话称李白诗在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是打油诗、顺口溜”,不知这位作家做出如此肯定判断有何史实依据?还是虚构性的猜想?小学生都知道,打油诗和顺口溜与优秀诗歌比,是有高下、雅俗之分的.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顺口溜”的解释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甭管李白的诗中,现在看是明白如话的,还是读起来有些生涩难懂的,大概都不适合称之为“顺口溜”.靠写“顺口溜”,写出一个天才的伟大诗人,此种事情在文学史上闻所未闻.请读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尊敬的作家先生,你能读出优秀诗歌和顺口溜的区别么?


最后,这位作家断言,李白的诗在当时“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对如此“绝对”,我只能无言,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而“信口开河”确实可怕.

今天的诗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就顺着这位作家的思路,请诗人们抡着胳膊写“顺口溜”吧,这才是通向未来天才诗人的最佳捷径呢.

让我善意地揣测一下,这位作家的本意或许是想说,“李白的诗中,今天读起来有些难懂的诗句,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是通俗易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其中在特殊语境行的字词,变得陌生而不解了,就如今天流行的‘卖萌’,过若干年可能后人也无法从字面理解,需要查《汉语辞典》”,但他在口头表述时,却破绽百出.不知我的“揣测”对不对,需要作家本人“对号”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