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对中国“国民性”影响

摘 要：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衰退、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以及在“国民性”重塑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探究科学技术哲学如何对我国“国民性”进行影响的,可以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帮助.

关键字：科学技术哲学；国民性；科学为本

一、“国民性”及形成因素概述

“国民性”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一个大族群在一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是该大族群大部分成员中都具有的道德价值观、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国民性”一词是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中国,其目的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

影响同一地域人们的“国民性”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自然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因素、文化风俗因素、物质生产因素和经济因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环境因素,人类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自然环境的一朝一夕不断要求人类去适应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自然条件就造就了不同地域的“国民性”特征.同为一国之民,由于具有相同的自然环境、物质生产、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就会必然具有国民共性.物质生产对国民性的影响可以说是自然条件的延续,在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下,一个民族才能逐渐形成具有某种特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二、科学技术哲学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末,进化论思想和实证主义哲学观念便通过严复等人传入中国,并使中国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思考产生了兴趣.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就开始了对于科学为“西学命脉”、国家富强之源思想的阐述.其批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提出了“科学为本”论点,把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和非西方民族保种救国的药方.这是严复等人吸取西方科学哲学的已有成果,尤其是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带有强烈科学主义色彩的一些理论观念后,对中国和西方文化与社会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形成的革命性观念.从世纪初的革命领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领袖,他们都是以此观念为基本指导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承继前人,提出“”、“科学”的口号,高喊“打倒孔家店”,矛头直指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探究国民性的深层文化结构,批判传统思想文化的消极因素,探索提升国民品格与民族精神的可能路径.这不仅是指自然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指从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那时科学首先被看成反对迷信、盲从、愚昧的思想武器.尽管“科学为本”的观念本身来自实证主义,但严复和陈独秀对科学的推崇都是出于救国救世的目的,他们用科学来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实践努力也极具成效.靠进化论打破中国人“华夏优越”的传统世界观后,受“科学为本”观念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就已经达到顶峰.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完成了从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的中国文化现代变革,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

三、科学技术哲学对我国“国民性”影响的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认识及对其发展规律的把握,使我国能够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采取紧急措施有效地发展新技术,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快速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走向,而且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一代代有识之士对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倡导和努力,才使得这种科学精神能够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促进道德建设.先后提出过“四有新人”、“八荣八耻”等道德建设目标,以期通过经济与精神的和谐发展,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中过分追求JDP的增长,带来精神上严重的功利主义,亦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障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是实施现代化建设行为的主体.由此可见人的品格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推进人的现代化、弘扬民族精神精华、培育国民理想人格,能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那么吸取前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经验,更有利于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从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传播的历史功绩,便能更好的从中汲取养分来滋润当代中国的新时代社会建设.以科学技术哲学为背景,回顾“国民性”重塑的问题,便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