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的世界传播与影响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

关于讨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学界的讨论很热烈,其中既有聚焦传播平台建设问题,也有针对学术创新问题分析,但很少涉及对整个中国学术期刊在世界影响力现状的全面评价.其实要探讨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必须要对有关领域内的相关学术期刊在世界上的传播现状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找到增强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途径与方法.

一、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的世界影响现状

笔者依据OCLC数据库,检索出中国文史类领域进入全世界100家以上图书馆的学术期刊约35种,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是《文物》,全世界该杂志的图书馆数量为423家,约占OCLC全球图书馆总量的2%,堪称中国文史类领域内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期刊.排名第二的是《考古》,该杂志的图书馆数量为358家.第三名是《历史研究》,该杂志的图书馆数量为315家.《人民文学》《当代》《文学遗产》《收获》《文艺研究》等中国文史类领域最为一流的学术期刊均进入排行榜.可见表1中的都是中国文史类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代表了中国文史类领域在世界学术影响的全貌.

但上述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与世界同类学术期刊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英国《自然》（Nature）,在OCLC上显示的全球图书馆数量为2544家,大体上是《文物》杂志的6倍,更不用说一些没有进入排名的期刊了.笔者曾经检索由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管辖的杂志,涉及理论学术、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30种,但只有14种被全球图书馆.除已经进入排行榜的《十月》《北京文学》之外,其他12种分别是《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前线》《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档案》《北京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新闻与写作》《父母必读》《大学生》《职业女性》《少年科学画报》.这个数据是中国学术期刊在世界影响力排名上的真实地位写照.

从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世界100家以上图书馆的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的办公地点及创办历史.

表2是中国文史类领域进入全世界100图书馆以上的35种学术期刊的办公地点统计.北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出版中心,中国有600多家出版社、近1000家报业集团、8000多家期刊社,其中1/2以上的出版社、1/4报业集团和1/6期刊社的总部设在北京或者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北京具有中国其他城市难以获得的信息资源、作者队伍和覆盖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优势,因此这35种最有影响力的文史类学术期刊中有22种编辑部设在北京,很容易理解.

表3给出了这35种期刊的创办年代,通过创办年代可以推测出这35种刊物的历史年限.在1965年之前创办的,仅有13种具有50年发展历史,其余22种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创办的,平均不到30年发展时间.

毫无疑问,对于一本学术期刊而言,杂志创办的历史越长,其学术累积的影响就越大.如英国《自然》创办于1869年,其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出版了6600多期（周刊）.与之相比,《文物》绝对算不上是前辈,其他中国文史哲期刊也都十分年轻.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学术期刊的世界影响力与时怎么发表展环境、创办时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界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中国文化和历史源远流长,但就学术制度的渊源而言,中国的大学、学会、学刊的历史却又远远不及西方延绵悠久.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等时代背景对于学术期刊出版而言,就好比一棵大树所需要的土壤、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二、《文物》获得世界学术影响的成功经验

与世界知名学术期刊相比,虽然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世界影响力不高,但也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值得总结,这些经验对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世界影响最大的《文物》杂志的64年发展历程颇有参考价值.

《文物》杂志的学术影响获得与中国文史类学科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密切相关,中国悠久的历史给中国文物、考古以及历史领域带来难得的优势.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对文物的研究,以不同种类的文物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金石学、古器物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特色领域,中国文物研究的历史悠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现代考古学学科理念,一些世界重大学术发现都出自中国文物学界、考古学界.可以说,中国文物、考古领域积累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依托这种学科优势,中国应该产生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

从《文物》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正是依托这一学科优势而发展起来的.《文物》创办初期名为《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公开发行,1959年更名为《文物》,此后沿用至今.在6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文物》聚焦中国文物考古学界的一线学术成果,及时反映一批又一批文物考古的最新资料,系统组织文物考古界和有关学术部门发表研究成果,早在“”前就获得了较大的世界影响.“”短暂停刊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文物》在1972年率先复刊.复刊后的《文物》增加了《文物丛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博物馆藏品介绍》《文物小辞典》等普及文物知识的栏目,使《文物》在学术性、资料性之外又焕发艺术性、鉴赏性的新风采.同时,编辑部创办了《革命文物特刊》《文物资料丛刊》《文物集刊》《书法丛刊》等不定期刊物,不断贴近我国文物界作者队伍的需求.

特别是组织专题研讨会,大大提高了《文物》的学术前沿水平.如《文物》1977年、1978年分别与南京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举行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一扫“”期间学术界的“左”倾风气.20世纪70年始,我国从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两市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不断收集到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由于这些材料大都不是正式发掘品,又出土于远离中原地区的长城以北,学术界一时深感意外.这批材料汇集成文,送到《文物》编辑部后,编辑部采取了慎重又积极的态度,专门派责任编辑到沈阳对内容进行核对,并组织有关原始资料的简报.在这组稿子发表前后,《文物》连续刊登了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有关文章和报道,当1986年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由新闻界发起时,红山文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6年8月《文物》编辑部在辽宁省绥中县渤海海滨姜女石工地召开“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研讨会”.聚落考古的概念在我国史前考古中就已使用,特别是把聚落的层次性、寻找和分辨高层次中心聚落（史前城址）作为重点,中国在这方面有系统而丰富的资料,更形成了自身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这次研讨会形成了轰动性的学术影响,对《文物》杂志在世界学术影响的建立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