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话语特征

摘 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政治监控使得十七年文学呈现出清一色的写作素材和独特的文学艺术特征.而这其中的短篇小说以其短、平、快的特征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

关 键 词：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话语特征

“十七年文学”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高度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家难免不自觉地戴起有色眼镜来评判它.事实上,每一种文学的诞生都有其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审视它们,才能做到准确公平.短篇作为小说的一种,具有反映社会、作家思想的“短、平、快”的特征.本文主要通过对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的分析来获得对这时期文学话语特征的了解.

一、坚强的政治壁垒

如果把十七年文学比喻为一座城池的话,那么高高的政治城墙就是它固若金汤的保障.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只能通过这一隅天空来获取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天空只有一个颜色,那就是关于政治的浓郁革命色彩.这是十七年文学话语的第一个特征.在《短篇小说选》的“编选说明”里写道：“等报刊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题材广阔,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品,反映了时代风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有力地发挥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战斗作用[1].”实际上,所谓“题材广阔”都是清一色描写建国以来人们破除封建社会旧思想,翻身做主人,反映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其中的革命战争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如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王世阁的《在师指挥所里》等.这些小说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刻画了一系列思想先进,为了人民、社会的前途奋不顾身的人物形象.《党费》里的黄新大嫂一角,以腌咸菜的稀缺资源作为她上交的党费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她作为一名党员的机智.《百合花》里则写一个青春可爱的通讯员奋不顾身扑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感人故事.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描写党员干部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作品,如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刻画了一个机智勇敢、无私奉献的老党员干部形象.这类短篇都是为了达到宣扬在革命战争中拥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拥护社会主义的目的.作品中时不时会出现主人公桌上摆着的《选集》以及建设时期的大跃进的口号等等.这些都在细节中体现出其有意植入的思想特色.有了这种坚强的政治堡垒,十七年文学以它独有的文学姿态嵌入我们广阔的文学史中.很明显,它的“史”的价值不会低于“文学”的价值,甚至呈现出高于它的现象.

二、敏感的城市“雷池”

在众多的十七年短篇小说中很少触及城市范围.这是该时期文学话语的另一个特征.从内因来说,这些小说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原来“解放区”的作家之手,如赵树理、丁玲、马烽等.他们熟悉农村,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素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其中1、文艺的怎么写作对象是工农兵群众2、“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这两点很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在他们思想深处,文学是为农民怎么写作的,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的说是文艺的农民化.所以他们忽视城市文学的建设自然也是情有可原了.从外因来说,在过去,城市总是滋生腐败、反动的源头,其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本来就是这个时代不容许出现的.因此,作家们识趣地避开这一个有可能引火的禁区,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大地上带着鲜明而单纯的意识形态形诸笔墨,驰骋翱翔.所以,十七年文学作品有着大量的农村典型.这些典型们可以思想先进如黄新、林震,可以落后如赖大嫂、小腿疼、吃不饱.这些活脱有趣的鲜明形象恰恰显现出城市文学的凋零和死寂.如果非要在这一时期中找出城市文学的影子,那么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算一篇.这是一篇具有城市意味的短篇小说.它描写了男主人公李克这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新时期表现出的与战争时期不同的精神向往,而他贫农出身的妻子恰恰是个工农典型,他向往生活的新味,并希望培养妻子的城市情调.但妻子却反过来批评他.表现了他们进城后出现的思想冲突.文中男主人公的“情调”也仅拘泥于生活上的一些小开销.但这在妻子眼中是不得了的,是被“改造”了的表现.在今天看来,这篇作品体现出来的城市意味其实不浓——试图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城市生活状态仅仅是隔靴搔痒.但是,它毕竟表达了作家渴望反映城市生活的要求,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之气.然而,敏感的城市字眼还是容易触碰政治的高压线,在后来的文学批判浪潮中它终究也没能幸免.总之,十七年文学作品难得一见城市题材的作品,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规避了这一个敏感的素材范围.

三、可预见的文本结局

如果有哪一个文学时期的作品做到了如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纯粹的美好与高尚,那么我想应非十七年文学莫属.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设置了一种奇妙的文学思路.在这一时期,英雄人物、典型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革命性被日益推重,被确立为艺术创作的主导理念[3].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快很短的时间获取全部的文本信息.而对这一时期来说,因为有着固定的意识形态的圈禁,无形中我们可以更快地把握文章的中心,即十七年文学的另一个话语特征——可预见的文本结局.阅读这时期的文学,读者们不需要付出很大的思考代价,反之,轻松闲适是大家从其阅读中获取的普遍感受.我们似乎能掌握着文本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他们散发出来的都是如出一辙的精神思想形态.这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那一段历史,因此在理解作者的意图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设身处地地体谅这一时期的作家们的无奈.他们的不自由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的,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也都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因篇幅限制,短篇小说无法像长篇那样展现一个具体可感的生活大背景,因此,人物形象的刻画自然成了他们创造作品的重点.在这些作品中,抛开大同小异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不说,给读者印象深刻的典型人物还是有很多的.正面的形象在这里不做赘述,都是思想先进和无私奉献“党员型”人物.而那些受（文本中）人们诟病的小人物如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西戎《赖大嫂》中的赖大嫂等,倒成了十七年文学中脍炙人口的形象.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拉后腿”的典型,思想落后,冥顽不化,身上有着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如果把这时期的文学正面人物形象比作加工完毕的精致大米的话,这些小人物们就是还包着颖壳的糙米.他们是纯天然的、散发着人性光芒有棱有角的鲜活人物,而不是已经被机器加工过的抛光的圆润无瑕疵的正义典型.

四、景语让位给话语

十七年文学的色彩是单一的,其中除了素材的单一、技巧的单一还包括语言描写的单一.主要表现在文本中通俗易懂的人物话语,即体现出“鲜明的读者意识”.这是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倡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美学,他彻底地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它的基点建立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广大的接受者、读者身上.读者意识是美学诸命题中极重要的一个美学问题[4].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阅读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追求通俗易懂是其艺术特征的重要要求.因此,在我所阅读的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些细致入微、隐秘含蓄的景语.除了人物外貌剩下的几乎都是带着引号的人物话语了.即景语让位给话语.这可能就是作家们受到这种“读者意识”的灌输和影响形成的话语特征.这些短篇小说通俗易懂,中心思想也显而易见.这种文学现象对于解决建国后我国亟待提高的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要求和我国人民大众知识水平较低的现状之间的矛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讲话》中还说过：“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东西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产生,并且往往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十七年文学的短篇小说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通过“短、平、快”的小说情节迅速进入到农民的视野中,以一种贴近生活的舒适感让他们欣然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这其中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最具代表性.通过俗语、歇后语等农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生活话语的点缀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充满乡土气息.而相对这些生动饱满的对话式的生活语言,环境描写等景语就明显单薄得多了.往往是轻描淡写,即便是有贯穿全文、带有线索性质的环境变化的描写也都是一笔带过的多.例如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开头两句带过夜幕降临的宁静——“晚霞的颜色越来越深等天色晚了.”文本中间穿插少量的环境渲染——“外面月亮很大等明天可能会有大风”、“等现在果然起大风了”.结尾“等夜,又恢复了她恬静的常态等”.这些产量稀少的环境描写仅仅起到充实文本的作用,而无法为人物的内心活动提供一种立体的衬托、具体的感官.这也是该时期短篇小说不装深沉、单刀直入的一种表现.

结语

总而言之,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有它特定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文学风格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阅读不同时期的文学,我们首先必须让自己进入到那段历史当中,体会作家创作的初衷意图,尤其留意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不是一意孤行地用自己片面的观点强加于这些作品.尤其是像“十七年文学”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更需要我们冷静地“回到历史语境”.但是,时代的演变和作家的动机并非都经得起时代的推敲与批评.这就要求我们在“回到历史语境”的同时也要“拉开历史距离”,用更为科学、先进的眼光去衡量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这既是我们继承前人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途径也是我们提高自身文学素养必不可少的方法.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