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到欧洲

一群特殊的移民

巴黎某个收容所：白色瓷砖镶嵌、设施简陋的房间里,25个男孩正在整理他们的铺盖,工作人员向他们发放床单和睡袋.这些孩子中,有两个来自马里,几个来自孟加拉,其余的,则全部是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想尽一切办法来到这里的阿富汗少年.其中两个最年幼的孩子,莫尔塔扎和穆罕默德只有13岁.他们是表兄弟,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出发,历经五个月的徒步跋涉,今早刚刚抵达巴黎.莫尔塔扎脱下运动鞋,放在铺盖末尾,然后小心翼翼地脱下袜子,脚跟和脚底都是惨白的颜色.

我问他的脚怎么了,他只回答说：“水”.我在思量着他们的路线中是否有水路.一旁的穆罕默德（他能讲的英语更多一点儿）解释道：“在山上弄的.”我接着问是哪座山,猜测可能是在土耳其和伊朗边境,莫尔塔扎却一连说了几个词：“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穆罕默德插话并更正说：“不是因为水,因为雪.”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孩子的脚不是因为水浸过,或是起水泡,原来,他用这双冻伤的脚一瘸一拐地穿越了欧洲.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群孩子中间,年长一些的阿富汗孩子正在公园里踢球.关于莫尔塔扎的脚疾,我问了问他的表兄,13岁的穆罕默德,脸上显露着超出自己年龄的沧桑与严肃,努力用他仅有的英语讲述路上的经历.原来,他们曾和八个成年人一起赶路,但是遇到斯洛文尼亚的堵截,两个大人被逮捕,其余的人就开始绕道走山路.他们在雪地里整整走了5天,靠手机里的GPS导航,才得以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北部.

在长达6000公里的行程中,小莫尔塔扎在穿越巴尔干半岛时被冻伤了脚,半岛上的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的最终目的是投奔在欧洲的叔叔.父亲在一次爆炸中身亡后,亲戚们帮他想出了这条出路,他的母亲则死于更早的战争.

逃离最危险的国度

这些阿富汗少年是世界上最易受伤害的移民.为了远离暴力,他们成群结伴地徒步穿越欧洲.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阿富汗儿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走进欧洲.2011年巴黎记录的阿富汗儿童为300人,是收容的所有外国儿童中占比例最多的国家.意大利儿童保护专家统计,2011年罗马登记收容过的阿富汗儿童（几乎没有女孩）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达到了635人.申请庇护的统计数据只能帮我们了解大概的规模,因为很多孩子从来没有申报过.2010年欧洲申请庇护的儿童数量为4883人,其中阿富汗儿童所占比例最大.

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表示,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在恶化,被评为对儿童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去年1月到9月,1600名阿富汗儿童被杀或受伤.残害及屠杀儿童不容忽视,最常见的残害手段依然是雇佣和利用儿童进行式炸弹袭击或者放置炸弹.可阿富汗儿童还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地雷、性侵犯和强迫劳役等方面的威胁和伤害.

巨大的危险漩涡逼得孩子们不得不走上逃离之路.我第一次见到像莫尔塔扎这样的孩子还是在3年前,他们和成年难民一起,拥挤在巴黎一个公园的围栏边,睡在灌木丛或者室外演奏台的纸板上.当突然搜查公园或者带着警犬巡逻时,他们就跑到操场的运动器材底下安身,或者在运河边上过夜.孩子们听说慈善组织“救世军”及“法国避风港”（简称FTDA）能安置他们,常常去排队以求得一席之地,但这些地方也仅仅是儿童难民的紧急避难所,通常人满为患.每天晚上都有二十几个孩子被拒绝,他们只能另做打算：在公园或者地铁的角落囫囵睡一觉,或者整晚走在大街上以免自己被冻僵.

漫漫移民路

在FTDA未成年人办公室门口,我遇到了奥马尔,一个身材瘦弱的16岁男孩,头戴着一顶滑冰帽,帽沿用力向下拽着几乎蒙住了眼睛.他因为太过紧张而显得坐立不安,手上的铅笔在纸上乱画.

我们的话题从他父亲开始,他说：“全家人都非常担心我的父亲,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他对父亲的担忧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不是紧张,而是太过忧虑.

来自阿富汗首都南部的奥马尔是家里五个子女中的老大.苏联时期的敌对状态让他的生活陷入混乱,只上了三年学,祖父就对他说：“不要去上学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你杀掉,待在家里,不要频繁去镇上.”

奥马尔决心选择艰辛却拥有希望的移民之路.在经历过一次被遣返的挫败经历后,他重整旗鼓再次出发,过程中他在犯手里被转来转去,后来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被遗弃在土耳其和希腊边境的沙漠地带,他和同伴们没有遮风挡沙的帐篷,在荒无人烟之地苦苦等待向导.最终,他们放弃了,艰难地折回伊斯坦布尔.

奥马尔仍不放弃,他游过一条宽广的运河,穿着湿嗒嗒的衣服走了五个小时后,看到了一个希腊小镇的灯光.在那里,他又被逮到,在一间挤着15个大人的屋子里被关了三天.之后,他在希腊北部城镇的火车站过了四个晚上,直到一个好心的铁路工人给他路费前去雅典.又经历25天的漫长等待,他与其他32个人一起被塞进一辆大货车,每人只有两包饼干,没有水,他们就在这样一个空气污浊、氧气不足的环境里待了30个小时,然后被司机丢弃在意大利.

奥马尔继续赶路,踏上开往米兰的火车,然后去戛纳.他和三个男孩一起,睡在海边的地上,海风呼啸,寒冷无比.奥马尔终于到达了巴黎,在露宿街头六天后,他来到FTDA申请帮助.他说：“我想住在这儿,在法国,没有人伤害我.”实际上,几天前,他在巴黎的一个公园被洗劫,仅有的30欧元盘缠和一张记录祖父的纸都不见了,他与家里的惟一联系被切断了.

在焦急之中,他很难去想未来会怎样.“我只想安定下来,如果能留在法国,我想去上学,如果他们给我这个机会的话.”对于这些阿富汗少年难民来说,能够上学犹如某种特殊的荣耀.要想实现这个梦,他们首先要获得未成年人的身份,但如果移民法官怀疑他们的年龄,还需要接受骨骼X光射线检查,然后等上数月方能得到正式的保护.

此外,阿富汗的孩子们大多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因此压力就显得尤为巨大.有些孩子曾经在欧洲或亚洲的大陆上跋涉一两年,忍受了极端的环境,挣扎在法律边缘,但一旦他们进入教育体系,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遭遇而网开一面.

预算的紧张、难民的持续增加让一些国家开始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去年,瑞典、英国、挪威和荷兰组成了一个名为“无陪护未成年人返回平台”,旨在帮助这些孩子返回自己的国家.尽管该组织强调遣返这些孩子的前提是自愿、庇护申请不成功、想重返祖国并且能够联系到家人等条件,但是仍然遭到质疑.儿童保护组织认为,这样的行动必须要确保儿童的利益受到保护,还要高度警惕不实家庭信息带来的危害,以及可能给阿富汗的亲人带来的麻烦（为了把孩子送出国而借债或者把女儿嫁出去）等等.

尽管孩子们只身长途跋涉的过程是危险的,但国际社会因此而阻碍他们逃离危险家园也是不合适的.每一个从严酷考验中幸存下来并到达欧洲的阿富汗孩子,都有着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悲痛的遭遇,有的经历太多恐惧,有的受到太多精神创伤,有的则年幼到还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力量把自己带到这里.

追寻梦想和希望

我又遇见了贾利勒,一个圆脸的16岁男孩,来自阿富汗北部,现在正在接受法语教育,这是他第一次上学.在阿富汗,他接受的惟一教育就是邻居每天晚上教他一个英语单词.自从成为孤儿,贾利勒已经懂得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母亲在他10岁时死于心脏疾病,父亲又在三年前去世.有人说他父亲为卖命,他没有亲眼见到父亲的殒命,但他哥哥目睹了,刺激太大,现在已经疯了,用贾利勒的话说：他哥哥的人生已经没有指望了,虽然哥哥才仅仅22岁.

贾利勒父母双亡后住在叔叔家,但却经常遭受毒打.好在姐夫帮了他,给了犯一笔钱帮助贾利勒逃到了土耳其.15岁的贾利勒先后路过了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希腊.他没钱,一路上耽搁很久,有时候靠擦玻璃糊口.后来在希腊,他爬进一辆卡车底部,抓住底盘来到意大利,又过了九个月的行程到达巴黎,接下来一个月都睡在马路上.现在他正学习语言,一下课就跑到蓬皮杜中心的图书馆,利用里面的耳机听法语.他的计划是：勤奋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如果不能做大事就做小事,如果不能成医生,就当电工.

一周之后,我路过救世军避难所的集合点,又有一批人聚集在此等待被挑选出来,获得25个位置中的一个.45个孩子参差不齐地排着队,每个人都是新来的.穆罕默德和莫尔塔扎已经离开,重新游荡在马路上.也没有奥马尔的迹象.贾利勒四个月前曾在这里排队,现在一个旅馆里有了住处,有时也到施舍处填饱肚子,和一群阿富汗孩子扎成堆,讲着自己的语言.其他的孩子,已经消失在欧洲的各个角落,寻觅自己的栖身之地.在这个大城市里,他们的痕迹已经消失,只留下了各自不为人知的故事.

[译自英国《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