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诗经通》的解经原则

摘 要：《诗经通论》以“涵泳篇章”和“以人情解诗”的方法寻绎文义,以大胆的疑古态度辨析前说,在说解《诗》义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本文主要分析其解经原则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由此确定其在清代《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 键 词：姚际恒《诗经通论》

黄俊杰在《孟学思想史论》中说道:“中国思想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拥有悠久的经典注疏传统,思想家常常透过注释经典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等因此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传统.”①在《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诗经通论》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说诗方法.学界一般将其与崔述、方玉润合称为独立思考派,他们对《诗经》的文学特点极为关注.

姚际恒在《自序》中曾提出：“汉人说诗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明人之失在于凿”②,解经者与圣贤立言的本意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人对圣贤作文之本旨难以把握.郑振铎先生也说:“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③所以,寻求文章本义,是中国古代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姚际恒认为,回归原典的根本方法就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涵泳”就是要仔细品味诗文本身,体会诗中的复杂情感.并通过这一途径,回归到《诗经》原文,将解读《诗经》的基点回归到对文本的探讨上去,通过反复吟咏来探寻《诗经》的真正面目.这是姚际恒解诗的第一个特色.

以人情解《诗》,虽然在《诗经通论》中没有明确提到,但在对具体诗篇的分析中却大有体现,可以说是姚际恒解《诗》的第二个特色.人情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等.在姚际恒看来,人情稳固不易,相对于其他随时代变迁的事物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情是《诗》的源泉,《诗》的内容亦应当符合人情.由此,姚际恒指出,解释诗文必须要合乎人情,否则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姚氏在《小雅宾之初筵》说:“大抵释《诗》必须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间.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贵释《诗》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后人驯顺也.”④他认为诗中字句是理解诗义的最直接的材料,应以“人情”为解《诗》的前提.

姚际恒坚持这两条原则,力求从诗的本文中追溯诗人的创作情境,辨析和探求诗义,进而对《诗经》的内容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就是对诗旨的探求.《诗经通论》给好多诗篇另立诗旨,虽不尽恰当,但也不乏卓有见地者.《召南野有死》篇,《毛诗序》认为“恶无理”,“凶荒礼杀,以死、死鹿之肉为礼而来”⑤.朱熹认为是“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所污者”⑥.姚际恒曰：“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昏姻之诗.总而论之,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感、犬吠,亦之感所不讳也与?”⑦他认为诗中称男子为“吉士”,称女子为“如玉”,不应该为“刺淫”之作.同样称男子为“吉士”,称女子为“怀春”,可以否定“贞女不为所污”说.而“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礼,女氏拒之”,与“女怀春”,“吉士诱”不合,亦不能成立.依循诗中男女相悦的情感表达方式,及“死”、“死鹿”、“白茅”等山野、林中之物的出现,姚际恒将其定为“山野之民相与及时昏姻之诗”.这种说法更合理,也更合乎人情.

关于《卫风硕人》,《左传隐公三年》曰：“初,卫庄公娶于齐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⑧《左传》认为此诗是对庄姜美而无子表示同情.《毛诗序》也认为这首诗的诗旨是“闵庄姜”⑨.姚氏以大胆的疑古态度辨别前说,从诗歌本身内容出发,得出了异于前人的结论.他主张首章“夫人用锦衣而嫁,贵也”,三章“正美君,夫人新婚相得”,四章“以河水等兴比庶姜、庶士也”,认为全诗是为了突出庄姜出身之高贵,出嫁之盛况及随从之众多.故而提出“诗中无闵意”.姚氏的分析比较符合诗歌的情绪和格调.至于《小雅采薇》,《小序》曰:“遣戍役也.”《诗集传》也认为:“此遣戍役之诗.”姚际恒则根据诗中“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语,确定为“戍役还归之诗”.⑩此说目前已被广泛认可.

除了分析诗旨,姚际恒解释章句也以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物理作为解读的依据.《豳风东山》写一个久戍东征的士卒在回归路上及回家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感.姚氏评此诗曰:“《小序》谓‘周公东征’,《大序》谓‘士大夫美之,作是诗’.皆是.或谓周公作,未然.《大序》谓‘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犹是,谓‘四章为男女之得及时’,则非矣,盖不知诗意之妙也.”{11}姚际恒认为《诗序》对第四章的分析有误,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仓庚于飞’二句,兴下‘之子于归’.郑氏谓‘嫁取之候’,谬.且果裸结实,瓜苦在薪,乃秋时景,忽又入春乎此章言其归之乐也.解者谓军中有新娶者,意味索然.郑氏曰:‘其新来时甚善,至今则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极序其情乐而戏之’,其意稍近.但其解‘如之何’曰‘不知其何如’,竟不成语,令人发呕.彼不知‘如之何’者,乃是胜于新之辞也.古、今人情一也.作诗者亦犹人情耳；俗云‘新娶不如远归’即此意,若《诗》不合人情,亦何贵有《诗》哉！‘旧如之何’,杜诗已为注脚矣,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末章骀荡之极,直是出人意表.后人作从军诗必描画闺情,全祖之.不深察乎此,泛然依人,谓三百篇为诗之祖,奚当也！”{12}所谓“人情”,指的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与情感,姚际恒认为,相对于语言的不断变迁,人情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由此以“新娶不如远归”的普遍情感作为依据,认为第四章是追忆战前的幸福并担忧战后的变故.

《邶风绿衣》中有“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稗无兮”句,《诗经通论》曰:“二句全是怨词而不露意,若无端怨及于绿而追思其死.此种情理最为微妙,令人可思而难以言.‘女’字泛指治丝之人,或谓指君子,或谓指妾,或谓庄姜自指,皆味如嚼蜡矣.”{13}整首诗来看,这是一首悼念亡妻之作.姚氏认为,睹物思人是生者对于死者的最普遍、最典型的情感,那么我们在分析诗歌时,就不必拘泥诗中的主人公具体指谁.如果具体到某个人,那么只会使这种情感更直接、更简单,反倒缺少了回味咀嚼的空间.此外,《庸阝风鹑之奔奔》《卫风木瓜》《王风采葛》《郑风丰》《唐风蟋蟀》《小雅四牡》《大雅既醉》等篇,姚际恒也通过上述方法,得出了独特新颖的见解.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解经方面的成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顾颉刚在《诗经通论出版者说明》中说：“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期间,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还说:“《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等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于朴学家繁琐考订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14}这段话恰当地总结了《诗经通论》的价值.同样,夏传才也对姚际恒的独立思考予以称扬:“他论诗,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等他从诗的本义探求诗义,认真研究诗文,考证书史,逐一检查前人各家注疏,然后以严谨的态度自由立论.{15}台湾学者林庆彰也说:“姚氏批评朱子《诗集传》可说是回归《诗经》本义的第一步.”{16}

《诗经通论》以“涵泳篇章”和以人情解诗的方法寻绎文义,以大胆的疑古态度辨析前人之说,在说解《诗》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由此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姚际恒的新见卓识给后世论《诗》者诸多启示,尤其对崔述、方玉润等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版.

②④⑦⑩{11}{12}{13}{14}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页,第244页,第45页,第181页,第168页,第168页,第51页,第2页.

③郑振铎：《读〈毛诗序〉》,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⑤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朱熹：《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⑧《春秋经传集解》,杜预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⑨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15}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88―189页.

{16}林庆彰：《姚际恒对朱子〈诗集传〉的批评》,见《姚际恒研究论集》,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681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批准号：09YJC751057

作者：杨文娟,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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