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殉道者

1月16日,嘉兴刚刚下过一场小雨.

记者在南湖边一处二层仿古房子里问一位老者：“要是用一句话评价你父亲.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父亲带领大家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里.”

南湖边这处二层建筑在2007年按照以前的原样复制：三面房屋,进入主屋正门,展览的玻璃橱柜里放着一个破旧的藤箱,旁边是一双棉鞋；楼梯的木质台阶很窄,踩上去呀呀作响；二楼灯光昏暗,推开一扇窗户都很费劲,后廊的墙壁上,悬挂着七八副电影剧照：有戴着王冠的国王、凶悍的摩尔大将,还有忧郁的王子.

这是在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而这所房子曾经的主人,是架起华人了解莎士比亚桥梁的翻译家朱生豪.

2月2日,是朱生豪的百年诞辰.他不曾裒老过,他在32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

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生于宣统三年旧历12月15日的朱生豪“不愿做亡清的遗婴”,历日期作为他的生辰.

十岁那年,朱生豪的母亲死在儿子的呼喊中.两年后,他的父亲也撒手人寰.自此,朱生豪的生命完全划分为两半.而在贫穷和失去双亲带来的冷峻和沉默的外表下,掩盖了一个丰富炽热的内心世界.

朱生豪的中学是在出过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秀洲中学就读,后入之江文理学院,他留给师友的几乎都是一个面孔：才华出众、“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即使后来和他同宿舍的大学同学彭重熙也没听见他说过几句话.朱生豪也不主动交朋友.

他的似乎只留给了恋人宋清如以及后来的莎士比亚翻译工作,正像他自己剖析的那样,他并非没有幽默感,甚至他的幽默感反而更多一些,只是不善言辞.宋清如总喜欢说她的丈夫是一个“怪人”.他宣称“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写情书”,但他却把情书写得熠熠生辉和如此“有聊”.

1933年从之江文理学院毕业之后,朱生豪被老师胡山源推荐去了上海滩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另外两家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担任英文编辑.来到上海这个远东大城市,租界、帮会、冒险家甚至臭名昭著的“蓝衣社”等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浅薄的人、人家的奴役和狗”,还有举止轻佻的洋行小鬼满口的“hello、yes”都让朱生豪产生一种迷惘.

1935年7月《何梅协定》后,日本将势力范围拓展到华北.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国民政府在上海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号召“拿来主义”,主张通过翻译外国作品,以退为进,并带头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下有关莎土比亚的三篇文章.鲁迅当时曾希望林语堂来翻译莎士比亚,但未被林语堂接受.

当时,上海出版界掀起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热潮.1935年也被称为“翻译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有相当的世界名著问世,世界书局自然不甘落后.1935年秋天,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建议朱生豪翻泽莎士比亚全集,一方面为缓解朱生豪在上海生活的苦闷,另一方面也为补贴朱生豪生活上的拮据.朱生豪和世界书局议定千字两元的稿酬外加版税的方式,进行译莎工作.这次偶然的际遇,也直接造就了一位翻译大家.

朱生豪立即着手系统地搜集资料,制定计划.尽管他在秀洲中学的时候曾跟随外籍教员Fisher接触过莎剧,并仿此写过一个独幕剧《英雄与美人》(不足2000字,描写项羽和虞姬的死别),但他在大学时英语的长足进步才是后来译莎的语言基础.而他在世界书局参与编写的《英汉四用辞典》此后成为他译莎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时局风云突变.“八一三”事变之后,朱生豪被卷入难民潮,一路弃嘉兴、走新胜、避深乡、奔德清.世界书局和他签订的译莎合同还继续有效,尽管他一年多以来的译稿丢失,但他毕竟带出来一本牛津版的莎翁全集.他一边在《红茶》杂志上谴责日本人,一边继续译莎.他不会忘记,自己曾在1936年写信给宋清如：“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这个“某国人”说的是日本人.1928年,日本学者坪内逍遥独立翻译的莎翁全集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上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在撰写《朱生豪传》的时候,曾提及朱生豪的“爱国主义”.但宋清如把“主义”两个字删除掉了.她是了解自己的丈夫的,她记得丈夫写给她的信：

“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国民对于国爱不爱全可以随便,不能勉强的,但因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他的国家有一种义务,一个好国民即是能尽这种义务的人,而不一定要爱国.”这个义务就是“努力使国家变得可爱起来”,朱生豪反对空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我父亲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爱国者.”朱尚刚说.

天才与殉道者

如果说,朱生豪最初进入译莎的殿堂是因为詹文浒的建议、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以及讨得美人芳心的话,那么,在　“孤岛”沦陷之后的艰难时世里,他保有的译莎热情已经不再是满足生活了.

世界书局提供的稿酬已经远远跟不上物价飞涨带来的生活困顿.他也不愿意去找在嘉兴沦陷区某县做教育局长的校友,从而谋得一份教职.

译莎,这就是他的生活.朱生豪已经完全生活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朱生豪在弥留之际说：“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在嘉兴蛰居的最后岁月,朱生豪的翻译水平也在逐步提高,1943年,他翻译出八出悲剧、十出杂剧,加上之前的九出喜剧,已经完成了27部戏剧.尤其令他洋洋得意的是罗马史剧(《凯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和四大悲剧.

还有十个.再有两年时间就足够了.

未知,当流传后世最久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被他写下来的时候,他的内心如何翻滚；而麦克白死前对人生的感叹――“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等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是否震撼过译者的心灵

很难说,是莎士比亚的语言影响了朱生豪的风格,还是朱生豪将自己的风格直接体现在莎剧的翻译中；即便是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他善于在“饶舌”了一千个字之后,马上用三五个字点题,好像波洛涅斯(莎剧《哈姆莱特》中大臣,后被哈姆莱特刺死)的禀告：

“王上,娘娘,要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时间何以为时间,那不过徒然浪费了昼、夜、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你们的那位殿下是疯了等”

朱生豪才真是“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殉道者的姿态,疯狂工作,埋头伏案,握管不辍.最艰难的是,朱生豪在“八一三”事变和“孤岛”沦陷时丧失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也无可以交流的师友,完全凭借一本《牛津词典》和自己参与编写的《英汉四用辞典》.无怪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朱生豪先生,贫病交加,却勤勉一生,成此大业,我深怀敬佩.试想当年他可能接触到英美几种莎剧版本我也对照着原文读过朱译莎剧,发现朱生豪的译笔多数时间是忠实又出色的,说明译者英汉语造诣出众.犹记《威尼斯商人*中一则短扎(安东尼奥致巴萨尼奥)竟能译得原意毫不走样,中国的尺牍味又特浓：‘挚友如握等’”

朱生豪是不追求“寂寞的不朽”的,他渴望“萦绕着后世人的心的、成功的天才的功绩作品”,而独立翻译完一部完整的莎翁全集正是这样一件功绩.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专家屠岸评价朱生豪说：“他是天才翻译家,又是伟大的殉道者.”

后人在评述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工作时说,译莎不但英文要精通,还要中文功底深厚,最重要的是长寿.这或许是梁实秋能在37年的漫长的跨度内独立完成全部莎士比亚著作的翻译工作原因之一.而事实证明,朱生豪前面两个条件都不缺,但唯独缺少的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肺结核已经浸染了他的身体.

到了1944年6月初,又完成了四个半剧本之后,朱生豪病情加重.他仍不忘自嘲：“肺病,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贫病交加,世界书局支持了5000元,但那个时候的嘉兴米价已经是40万元一石了,比两年前涨了一千倍.

大限来临.朱生豪没有躲过他1935年玩笑中对自己的诅咒：“一切兴味索然,活下去全无指望,横竖顶多也不过再有十年.”

1944年12月26日下午,朱生豪轻微喊了一声：“小青青,我要去了.”宋清如赶紧走过来,一声不敢哭喊,只是紧握住丈夫的手,想把他拉住等

《亨利五世》翻译了一半,宋清如没有看到丈夫把“英王亨利五吐赢得荣誉、抱得美人归”的故事变成方块字.

遥忆1943年春节之后半个月的某一天,沦陷区的嘉兴老家正下着春雨,一株杏梅树还在开着花,宋清如回娘家已经二十多天了,朱生豪讨厌这阻断了妻子归程的雨丝,却又沉醉于听雨声.他给妻子写了已封没有寄出的信：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