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

摘 要：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和大转折年代.面对这样一种变革,面对着近代中西方对撞中,中国“完败”的局面,中国人在反思自身之时不由得对过去历史产生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同时,由于科学观念的引入,中国传统是学长中儒家“仁”的思想以及“天人感应”等理念也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危机下,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历史观念、重塑国民对自身过去历史的认知、建立对未来走向的信心就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关 键 词：中国史学；危机；新史学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0-0000-01一、从战争到戊戌维新自战争起,西学再次东渐,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此期间的晚清知识界要区分“新学”和“旧学”,也就要相应的区分“中史”和“西史”.而这期间中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背景,不可避免的影响着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史学作为西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其中,“史学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西方输入中国的大多为科技知识,但依然有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满足于现状,于是,一批介绍介绍西方国家、西方世界以及西方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历史类书籍25种,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兴起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先声,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化发展和形成的里程碑,成为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维新派在次期间为了宣传救亡图存以及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导致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迹.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之新意,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轮轴之枢等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二、二十世纪初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在此期间的最高峰即为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此文的发表,不啻为一声巨雷,振聋发聩.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大多受其影响.在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其提出和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关于对中国之旧的批判等.其中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是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文章始末,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三、近代新史学的内容和特点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史学”特别注重于“历史之范围”的研究,在其看来,各个学科包括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以及诸如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这便是新史学的第一个内容和特点,即扩大研究范围,以丰富史学内容.对于如何扩展历史学科的问题,的确可以看做是20世纪初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和特征.不仅仅是梁启超,严复所译的《群学肄言》,不仅提出了审视过去当关切于“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同时还批判旧史体例“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这即为新史学的第二个特点,主张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旺盛衰之理,以史为鉴,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说前两点还主要围绕中国学术内部展开讨论,无非是在中国史学旧体制上加入新的内容,那么,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则是促进史学范围得以扩展,新史学得以确立的关键因素.因为用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本就意味着历史范围的扩展；而当西方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援引进来,那么如何书写历史,也面临着改变；同时,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是区别新史学和旧史学的重要特征.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而在研究方法和思想方面,在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又先后受到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最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在中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参考文献：［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