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文学现代性

摘 要：本文从研究目的、研究策略、研究影响三方面重新考察和评估李欧梵关于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的得与失.

关 键 词：都市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9-0000-02

只要对李欧梵的学术研究稍作梳理,就不难发现,从他七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到八十年代的《鲁迅和他的遗产》、《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再到世纪末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李欧梵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但相较其七八十年代的文人浪漫心态研究和鲁迅研究,到了《上海摩登》一书中,李欧梵已经不再集中在一种经验式的、文本细读上的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关注上,而是逐渐地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并最终将“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切入点.

在谈到《上海摩登》一书的创作,李欧梵曾多次提及自己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时的同事马泰卡林内斯库及其《现代性的几张脸：先锋、颓废和媚俗》一书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的这本书就成了我当年研究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我仍觉不足,因为书中所提出的‘先锋’、‘颓废’及‘媚俗’等观念,似乎与我所了解的中国现代诗和小说不尽相合.然而书中对所谓‘现代性’的解释,却令我大开眼界,卡式认为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性,其实是和历史上的现代性分道而驰的,前者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市侩和庸俗的一种反抗”.1而从《上海摩登》一书的构架上看,这本书正是李欧梵对卡林内斯库关于文艺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的一次实践.

一、冲出“乡土中国”

促使李欧梵对都市文化和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基本理论著作中的一个固有观念,即现代主义作品的发生与都市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李欧梵看来,与西方现代文学一样,滋养中国现代文学的土壤应该是都市文化,要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必须从都市文化出发.可偏偏在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乡土写作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五四’作家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为了写实,所以都写了很多农村的东西等可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文学模式并没有顾及它背后的产生环境,它的产生环境反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半中半西的都市文化,尤其是印刷文化,只有在这里才有所谓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所以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上都检测定现代性是从都市里面出来的,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农村.而在中国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着眼点,主要以乡村为主,没有什么人重视都市.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这样自然就走进了上海,走进了上海的都市文化等”2

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受到“五四”启蒙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将农村题材、写实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放在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主流上.这一点和传统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评价模式大相径庭.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在读者心中尚有一席之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都市现代派文学,到底哪个才能最好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为都市文化和现代性研究最合适的素材?

实际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施蛰存先生的寓所拜访他的时候,他半带自嘲式的告诉我,近来他被一帮年轻人重新发现了,并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开山者,真有点啼笑皆非等在他看来,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不是左翼‘革命文学’,而应是现代主义,而真正的‘革命’文学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文学.”3

从李欧梵的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施蛰存等“新感觉派”小说家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新感觉派”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都被纳入了李欧梵的研究视野.同时,进入其研究视野的还有“颓废”的邵洵美、“浮纨”的叶灵凤,以及常以上海小市民自许的张爱玲.在解释为何选择这六位作家时,李欧梵说：“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4这些作家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他们笔下描绘的也是一个现代的声光电化的奇幻世界.显然,李欧梵写《上海摩登》这本书,在出发点上就是为了为施蛰存、刘呐鸥、张爱玲等人正名,打破一种他称之为“乡土中国”的评价模式,冲出意识形态裹挟下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重新确立都市文化在中国现代性想象构建中的权威地位.

可不难想象的是,虽然李欧梵竭力对抗乡村型研究范式,但还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时空,作为被广大农村包围的唯一现代化大都会――上海,在实际上也很难逃脱乡土与传统的浸染,从而难保理想的纯粹的都市现代性.而这种浸染可能会逐步侵入到上海现代性中去并成为其中并行不悖的浑然存在.

另外,值得商榷的是,即便考虑到西方现代主义所重视的都市文化背景及印刷资本主义,左翼文学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市井文学都是三十年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市井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都市文学,不足以冠之以“新”.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文学先锋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都市语境下产生的新文学,都是绘制上海地图所不可或缺的.而李欧梵却将这一与现代派文学同构的文学版图直接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文化研究

从研究策略来看,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沿袭了他一贯的跨学科、重理论、政治性强的文化研究方法,并熟稔地引入了各种西方现写作技巧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摩登》回顾了李欧梵以往对各种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吸收：包括卡林内斯库关于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的区分,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区”及哈马贝斯的“公共领域”说等等.

但李欧梵并没有落入理论的桎梏之中,在引入各种西方现代性概念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时,他十分警惕其中的矛盾、含混之处,并尽量发觉那些不同于西方的、为中国所特有的“现代性特征”.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文本资料的爬梳上,主张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通过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细读来与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对话：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想纯用理论来探讨‘上海摩登’,而想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将之重构,这也是我这个学历史出身的文学研究者地一贯做法：从来无意把‘历史’本身理论化,用一些大字眼如historicize,historicity一笔带过,而是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作为我的‘文本’,非但要细读,而且要建立其间的关系（context）,并以此理出一个历史的‘脉络’来.”5

在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拜访了数位文人学者,翻阅了无数的旧书和杂志后,李欧梵终于将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地图绘制出来：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到跑马场和“亭子间”,从《良友》到月份牌,甚至是舞女的日常开支单.其资料的丰富、细节的生动,甚至让人忘记这是文学批评的专著.而且,对于这些“历史文本”的琐碎叙述并非毫无意义.如第一章对上海舞女日常开支的“琐碎”描写,是要和第六章穆时英作品中对舞女的描绘相关联.

正是立足于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细节阅读,李欧梵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适用性也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当他试图以本雅明的思路来梳理上海,寻找相应的“城市的游手好闲者”时,他警惕地发现上海有着不同于巴黎的城市格局和生活方式,而且与巴黎的游手好闲者（现代艺术家）与都市投入而又游离,迷恋而又抗拒的现代性悖论反应不同,上海的“摩登”作家是认同都市文化的,他们沉醉于都市的声光电化而无法做出超然的反思.而更与西方相异的是,对中国的作家而言,与艺术颓废联系在一起的游手好闲者,因一种独特的异域色彩和意味,成为了“摩登”小说中“西方异域情调”的形象代表.当然,这种形象只能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而不是在现实生活里.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李欧梵在论述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时,总是会关注这种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他总是强调现代性在不同地域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比较认同的另一说,是讲现代性起源于西欧,但是到了世界各地后产生的变化已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了不同的现代性,所以modernity应该是复数modernities,亦即多种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6如其在解读叶灵凤的浮纨时,不仅追溯了叶灵凤（《禁地》主人公）与英法颓废文学代表作家思曼斯（“逆向”主人公）、王尔德（道格格雷）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更指出,叶灵凤的艺术风格是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美学中,是“中国的颓废经典”――《红楼梦》在现代的延续.

三、都市和文学

毫无疑问,《上海摩登》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李欧梵用扎实的理论、翔实的史料、独特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他对旧上海文化的理性思考.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鲜明地将一幅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图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从研究方法上看,他也秉持着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在引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同时,更多地从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细节出发,理性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诸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上海摩登》的出版,使得对上海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人们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开始关注城市和文学的内在关联.

当然,《上海摩登》出版后也受到了许多批评.不少批评家认为,李欧梵过分地渲染旧上海的“光辉灿烂”和“荣华富贵”,却完全没有照顾到上海的穷人和贫穷世界.特别是在论及现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时,因为李欧梵自身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在刻意逃避政治因素及意识形态影响的时候,却反而被意识形态所束缚,落入了另一种误区――即对左翼文学的偏见.抱着政治偏见,他武断地将左翼文学划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忽略了左翼文学的产生背景也是都市文化这一事实.所以,李欧梵绘制的上海地图是残缺的,他只看到了外滩、十里洋场、租界,却忽略了上海这个大都市除了这些光鲜亮丽,还有工厂、弄堂.

面对这些批评,李欧梵回应道：

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拙著完全没有照顾到上海的穷人和贫穷世界,换言之,我把“摩登上海”描写得太光辉灿烂了.此言颇有理,但又有多少人想象得到：当我初抵上海研究这个都市的文化的时候,整个城市被淹没在一片黑暗之中等也许这种下意识的不平衡心理促使我为这个城市的历史做一次“平反”工作――要恢复它原有的“光明”!也许我这个工作又矫枉过正了.其实研究上海穷人和工人的中外学者著作比比皆是,有心的读者可以参照读之,不必我在书中重复了.不过在理论上,我的确应该把这个所谓的“不平衡发展（unevendevelopment）的观念再做衍义,把新旧上海做个比较.7

诚然,对左翼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不能不说是《上海摩登》的一大缺憾.但正如李欧梵自己所言,他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将上海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任何一个批评家都无法做到完美,有所遗漏是在所难免的.它的价值观念更多地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探寻历史文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