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睹青校衲史

一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是一句俗传之语,说的是中国各朝修撰的二十四部史书卷帙浩繁,事件人物众多,难以厘清说明白.其实,这源于南宋丞相文天祥在被俘后答复元朝丞相博罗劝降时的反问.据文天祥狱中所撰《纪年录》记述枢密院引问的情景,当时通事问他：“汝有何言?”文天祥答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博罗抓住文氏所说“天下事有兴有废”,问道：“你道有兴有废,且道盘古王到今日,是几帝几王?”用意让文天祥从盘古缕数到元世祖,这样就等于承认了元朝为当今全中国之主.不料,文天祥窥破其意,作色回答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宏词科,不暇泛言.”提醒博罗,这不是科场考试而是被俘受审,十七史中所记载的朝代兴亡隆替、人事荣枯浮沉、评骘是非曲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从而不卑不亢地回避了正面作答,也对元朝表示出轻蔑的态度,驳得博罗哑口缄言.延至清代,始有二十四史之谓,因而此话也被引申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以“正史”作为史籍分类,始于《隋书经籍志》,后世各朝陆续增加,至宋代定为十七史.雕板书虽唐代已肇其端,但未形成独立形态.宋代立国以后,重文轻武,雕版印刷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太宗淳化、咸平年间,诏令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校毕分送杭州和国子监镂版,为正史刊刻之始.终有宋一代,次第校刻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明代,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至清乾隆四年（1739）,下诏开雕全史,增加了《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是为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共三千二百余卷,四千余万字.二十四史因系国家所颁修,主要以纪传为体轨,且年代相接,古今贯通,被奉为“正史”.

累世刊行的二十四史版本甚多,目录学家王绍曾撰有《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讲述颇详.汇刻本约为六种,即宋绍兴本《眉山七史》、元十路儒学合刻本《十七史》、明南监本《二十一史》、明北监本《二十一史》、明汲古阁本《十七史》、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南宋《眉山七史》所刻为南北朝七部史书,即《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虽为私家刊本,但因刊刻年代早,较多保存了史书的原貌,少有后世辗转翻刻出现的讹误,元代以后递有修版.元代官刻书首推国子监本,正史以《元十路儒学合刻本十七史》最为善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以为：“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明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以所存宋、元旧版加以补葺,刊成《二十一史》,世称“南监本”,多存宋、元旧椠原貌.后因书版残损漫漶,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据南监本缮写刊刻,世称“北监本”,虽行款整齐,终不如南监本近古且少讹字.明末清初,毛晋刊刻《十七史》,为私家刊本,世称“汲古阁本”,其书多据宋、元旧版,并加以考校,但质量不一,有的史书校对草率,被清代学者指摘,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改讹补脱,去衍正疑,遂为后世所重.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校刊《十三经》毕,开雕《二十一史》.因《明史》成雕在先,又下诏增刻刘《旧唐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刻薛居正《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世称“武英殿本”.由于校勘粗疏,讹脱严重,尽管号称精审,并重加校订,但终难餍人心意.道光四年（1824）,新修殿本,校补漫阙,但多为浅学误改,因此更不为人所重.延至清末,同治年间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舍殿本而据汲古阁本合刻《二十四史》,世称“五局全刻本”.局本二十四史为超越殿本,各局延请一些著名学者担任校勘,并参考别本,吸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学者的考订校改底本,虽有的史书校刻较精,但质量参差,失误处亦复不少.此外,光绪年间,还有同文书局本、竹简斋本、史学斋本、五洲同文书局本的石印本,新会陈氏的翻刻本,图书馆集成局活字排印本等《二十四史》先后问世.总之,清代官刻、私刻的正史虽多,尚乏善本可陈.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屡被翻刻影印,流播甚广,慑于其为钦定“官本”,文网严苛记忆犹新,因此清代学者未敢轻易置喙,多采取回避态度,不得不提及时,仅以“时本”、“别本”代称,闪烁其词,不敢轻涉雷池.辛亥革命以后,开藩撤禁,学者可以畅言无忌地对殿本摘发纠谬,严加抨击.前修未密,后出更胜.整理全史,校勘辑补《二十四史》成为有识学者的共识.张元济义无反顾地担荷起此任.二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晚号涉园主人.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出版家、目录版本学家、校勘学家.进士出身.积极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被南下,190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出版文化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张元济以昌明教育为己任,锐意进取,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编印教科书和工具书,出版《汉译世界名著》,并先后主持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型古籍丛书,意在“为古人续命”,传播中华文化不遗余力.

张元济怀有校订《二十四史》的夙志,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他说：“长沙叶焕彬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1909年,为筹备辑印《四部丛刊》多方寻求珍本古籍时,对《二十四史》的珍贵版本也在留心搜求之列.清末四大藏书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在《铁琴铜剑楼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曾回忆,他十二岁时张元济携孙毓修驾舟赴常造访其家,与其父瞿启甲商借瞿氏藏书,以善本相饷,依书摄影,以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用.在此前后,主持馆务的张元济憾以冗务猬集,无暇兼顾《二十四史》的辑校,难以全力以赴进行这项工作.为了搜访最早、最好的底本,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去.积年累月,故得有较胜之本.虽舛错疏遗仍所难免,而书贵初刻,洵足以补殿本之罅漏”.张元济曾三次出访东瀛,1928年10月15日至12月2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视察团名誉社员的身份第三次赴日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并乘机访书.中华学艺社是留日同学于1916年在创设的学术团体,以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为宗旨,与日本文教界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不少社员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其临时总干事郑贞文即其中之一.他从1924年起担任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和日本许多图书馆管理人员有关系.动身赴日前,由中华学艺社分社干事马宗荣与日本有关公私图书馆联系,张元济用半年时间做准备,从日本公私图书馆目录中事先择定所需书目,以便抵日后按图索骥,提高利用日藏图书的效率.抵日后,张元济受到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与东、西两京学者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长泽规矩也、服部宇之吉、盐谷温等往还,在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足利文库、京都东福寺公私图书馆和文求堂等私人藏书家处恣意浏览,借影流失海外的宋元孤本秘籍四十六种,以照相底片携归.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以日藏《三国志》、《陈书》、《新唐书》等与其他版本补配,如《三国志》商务印书馆已用元刊本摄影,后以衢州本校订,发现讹误滋多,遂以日本访得的宋绍熙刊本影印,其所阙《魏志》三卷则以涵芬楼所藏宋绍兴刊本配补.《陈书》采用眉山七史本,而北平图书馆此藏本仅存二十一卷,以日藏同式版本补配,堪与宋代原刻媲美.《新唐书》则是宋楼旧藏宋嘉小字本,1907年为日本静嘉堂收购舶载以东,此次被张元济乞照携归,以北平图书馆、商丘宋氏和刘氏嘉业堂所藏其他宋本缀合,成为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宋刻.张元济以“书贵初刻”思想为指导,对善本精淘细漉,广罗宋、元旧椠,勤搜遍访,无间远近,不辞劳瘁.且不吝重值,求购珍本.《五代史》为北宋薛居正监修,其后约八十年,欧阳修撰《五代史记》.此后,薛修《五代史》通称《旧五代史》,欧阳所修的通称《新五代史》.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新五代史》于学官,薛修旧史隐而不显,遂渐散佚.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采用的是刘氏嘉业堂所刻“永乐大典本”,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遗文,又取《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等书辑补其阙,并参考新旧《唐书》、《宋史》、《辽史》等史籍和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近百种典籍,加以辨证,附于正文.又据《玉海》辨其卷次,遂裒然成编,使其书晦而复彰,散而复聚.张元济对《旧五代史》传世的四种本子对校,以为“诸本都不能出刘本之上”.后张元济又打听到金承安四年（1199）南京路转运司刊本尚存人间,于1930年刊登广告,重价征募此书.1934年再发广告征求,文中说：“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业经选定《大典》有注本,然仍愿出重价,访原书,海内人士,如藏有旧刻薛居正《五代史》原书者,或借印,或慨让,全书固极欢迎,零卷散叶,亦所愿觏.”原书仍未现踪迹,迄未见获.后又得知歙县人汪德渊确有金刻本《旧五代史》,1915年货于广东书估,后为湖州人丁乃扬所得.于是辗转托人前往检寻,始终未得下落.此事张元济萦怀在心,形诸梦寐,直至1953年,暮境已臻的张元济探听《旧五代史》有出世之信,仍殷殷嘱托知情人丁英桂先生代为觅购,丁氏后人以丁乃扬去世后,其书下落不明回复.

为了校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傅增湘历数其成书之难：

当创议之初,或疑古代本传世日稀,诸史颇难求备.且卷帙繁重,沿袭滋纷,造端既闳,杀青匪易.君独奋厉图维,引为己责,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目闻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藏,助成盛举.于是广罗众本,拔取殊尤,远者写仿以归,近者投见检测,而编排待定,端绪至纷.宋刻旧少完编,则别征残卷,秘籍世不再出,则取资覆刊.一史而同备数刻,必录其古者,无刻而兼用传抄,必选其精者.或合并异刻,乃完一书,或续获初镌,而弃前帙.凡此甄择之功,皆再三矜审而始定.

由于公私丛杂,任职商务期间的张元济难以全力以赴进行二十四史的校刊,直至1926年,即将六旬的他坚辞监理职务,拒收馆内酬谢,息肩荣休,杜门戢影,不闻市喧,专心致力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订.晓夜穷研,寝馈皆忘,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恢宏、“扫除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年专职参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王绍曾在《试论张元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中回忆张氏夙夜兢兢、忘我工作的情景：

张先生极端重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特地组织了十多个人在张先生住宅附近成立了校史处,由汪诒年、蒋仲两先生主持其事.一切工作都是在张先生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张先生总校,我们这些人是襄校等一天中的校书成果,下班前向张先生汇报,明天清晨就发还原稿.一夜之间张先生不但全己过目,而且对凡有疑窦之处,都作了批示,要求覆核.张先生还经常亲自覆校,发现有漏校或无意中的误字,都一一指出.由于张先生督责綦严,所以参加工作的,谁也不敢有一点玩忽.使我感受最深的,张先生亲自雠校,穷年累月,无间寒暑,景印的底样上,往往蝇头细楷,丹黄满纸.我亲见张先生备用的殿本《二十四史》,精批细校,朱墨烂然.他就是用这个本子校读了《二十四史》多少遍.张先生用力之勤与精力之充沛,实在令人惊叹.

张元济博学通识,邃于流略版本与校勘.校勘《二十四史》心细如发,精审不苟,在广核群书、参以众刻的基础上,比勘异同,择善而从,取证细密,苟非坚确不移,不妄加改易.殿本《辽史纪第一》记云：“太祖九年十月,钓鱼于鸭绿江.”元刻本作“钩鱼”.张元济援据《辽史营卫志》和《辽史拾遗》中的记载,论证“钩鱼”是“辽主游畋之礼,凿冰取鱼,可钩而不可钓”,“钓鱼”之说与典章制度不符.“钓”字应是传刻中因形近而致误.堪称老吏治狱,剖断精核,明辨秋毫.殿本《南齐书高帝纪》中记载：“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舌中血出,众疑行毒害.”三朝本、汲古阁本均作“殷言中血出”.对此,张元济从研究异文、剖析事理、寻求旁证入手,提出：“‘言’字不可通.明监本改为‘舌’字.然其人生存,仅仅舌中血出,何足以云毒害?”宋刊本《南齐书》作“殷亡口中血出”,由于原版“亡口”二字略小,墨印稍溢,遂相混合,由“亡口”而误讹为“言”,由“言”而变为“舌”,愈离愈远,遂失本意.张元济又援引《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所载“义宗子遐,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卒,未大殓,口鼻流血”加以印证,恰与宋刊本“殷亡口中血出”相合.“舌中血出”与“口中血出”,一字之差,情节大异,殿本踵沿监本之讹,其案情轻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字之析证,开显千古之秘,洞如烛照.眉山本《陈书》中“哥”字凡五见.张元济考证,此五个“哥”字,即古“歌”字,因宋刻本多存古文之故.张元济还以干支推算确定异文的是非,如宋本《后汉书》纪五中有“五月庚辰”的记述,而殿本“辰”作“申”.张元济以年代干支推算,本年四月有丙辰、丁巳、甲子、己巳、甲戌,五月不得有庚申,殿本作“庚申”实误.此类例子多不胜计,《魏书》中的“九之舞”、《北史》中的“锡衰之服”、《辽史》中的“者之人”,张元济都据《周礼》加以考辨,既纠正了时本缺失,又证实了旧本之可贵.正如傅增湘称誉的,若非“雌黄万卷,穿穴群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校勘《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除对善本广为采之外,还进行裒辑补缀、增补缺页、变残为全的工作.《南史》元建康道九路刻本刻书序中,四页中缺失一页,各家藏本皆同.张元济根据傅增湘在《永乐大典》中补录全文,使元刊《南史》成为全帙.同时,注意汲取当代学者研究成果,以弥补传世诸本的缺失.《魏书乐志》中“刘芳上言：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有缺页,由来已久,各本均如此.清卢文据《通典》补了几十个字,陈垣先生在《册府元龟》卷五六七“作乐门”中和《通典》卷一四三中作校补,共二百八十九个字.1944年,百衲本《魏书》重印时,即将此补上,以原书原字拼凑而成,连四周边栏,也保持古香古色,灿然盈眼.张元济得时代之赐,“禁纲既弛,异书时出”,乾嘉时代学者难得一窥的珍秘之籍不时现世,过去以善本严重扃、矜秘深幽的藏书家也时时以书相饷,随着印刷技术日新月异,过去影刻之书,现在可用摄影的方法毫发不爽地影印,其中描润的工艺可以把版本中漫漶之处描清楚,断阙之处补全,妙手回春,达到钩拓兰亭、可跬真迹的效果,使“续得版本视初印较为完善”,成为信今传后的本子,以续绝存真,扬学传本.

《百衲本二十四史》汇辑了《史记》等十五种宋刻本,《隋书》等六种元刻本,明刻本除《元史》外,《旧五代史》的《永乐大典》辑本也是明本,《明史》是清殿本,原刊本附入王颂蔚《捃逸考证》,均为正史存世最古最精的版本.1930年,此书确名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指采用各种版本、辑其残卷以成完帙之本,残卷补缀有如僧衣,故名.清初钱曾集多种宋版共成一书《百衲本史记》,宋荦把宋版二种、元版三种配成《百衲本史记》,傅增湘以不同宋本拼凑成《百衲本资治通鉴》,张元济定名《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是师其意而用之.从1930年开始,中经“一二八”淞沪事变,烽火频警,国难多故,张元济等人坚韧不拔,晨夕勿辍,直至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印竣.全书分装煌煌八百二十册,一时叹为奇观,备受赞扬.在校勘《二十四史》的同时,张元济撰写了校勘记一百七十三册,成《衲史校勘记》,后因世变方殷,整理需时,1938年撮其领要,凡一百六十四则,辑为《校史随笔》出版,极具学术价值.傅增湘在《〈校史随笔〉序》中盛称：“如开万宝之库,倾龙宫之藏,片玉零珠,皆为瑰异,洵乙部之总龟,非仅丹铅之余录等盖君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论定者多千古未发之覆.阅之关开节解,如丛棘而履康庄,拨云翳而睹青昊.其开示后人之功,夫岂细哉!”王绍曾在《试论敢为天下先的张元济先生》中对学邃名隆的张元济备加推崇,高度评价《衲史》及其《校勘记》：“《衲史》的影印出版,不仅‘一扫学术上二百余年之阴霾’,就其广罗、宋、元、明善本之多,千补百衲之艰辛,与夫校勘之认真不苟,可谓空前绝后,千百年来未有之盛业.自乾嘉大师王（鸣盛）、钱（大昕）而后,以如此众多的宋、元、明善本及名家批校本校勘全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其校勘成果,转出王、钱之上.”程千帆在致王绍曾的信中特别提到：“中华本（指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固有功,然百衲本不先出,则中华诸底本亦无以植其基也.”张舜徽把《衲史》与殿本加以对比,概括出殿本有讹、衍、缺、脱等十种严重失误,从而得出结论：“由此可以认识到《百衲本二十四史》在今天的所以可贵.我们称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道理便在这里.”张荣华《张元济评传》中评价其建功流芳,高风共仰：“《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一项独特的人文景观,是与张元济的名字密不可分的,这就像西塞罗与古罗马演说术、牛顿与经典力学、肖邦与音乐浪漫主义或屈原与《离骚》、朱熹与理学、钱大昕与考证学等已成为惯语,昭示出人类文化独创力的恒久意义.”

2014年1月,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鲁迅先生藏《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购藏的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首版为底本影印出版的.三

物换星移,陵谷沧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历时二十年得以出版.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告诉吴晗,要他和范文澜组织标点《资治通鉴》,于1956年校点完成出版.1958年9月,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1958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共同商讨,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联名上书,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得到批复,望即照此实行.此后,中华书局先后邀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对各史进行标点,堪称“群贤毕至,专家咸集”,中经“”,众擎共举,通力合作,于1978年终于完成了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精于校雠、足称善本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在校勘过程中,选取底本极为审慎,不拘一版,不迷信宋本,从实际出发,悉采善本.如《史记》以金陵书局张文虎校三家注本为底本,又校正了其不妥之处.《后汉书》、《南史》、《北史》以宋、元古本为底本,《汉书》用清王先谦《补注》为底本,汇集了唐代以后有关著作补颜师古注,并论各本得失.《三国志》用百衲本、殿本、江南局本和活字印本四种互校,并吸收清代各家校订.弃取全以质量优劣择善而从,校勘方法则不专执一端,灵活运用多种校勘方法,既有不同版本间的比勘,又有本史之内的前后校正,充分利用各种文献,广采前人成果,采用推理,勘订史文.除《史记》之外,各史均有前言和校勘记,以利学习研究,如《元史》校勘记二千六百余条,《宋史》校勘记多达四千余条.同时,各史均加标点分段,颇便阅览.对原本错讹或应删之字不妄改,而用圆括号小字标出,凡增添或厘正的文字则用方括号标明.人、地、书名均有标号,长篇文字低格别起,以醒眉目.注文用小字,易于观览.凡此种种,适合现代人阅读和征引.尽管有学者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有所指疵,但数十年间,点校本《二十四史》相对于以往各种正史版本,仍是最适用的较好的印本.四

年光逝水,岁序屡更.点校本《二十四史》当年整理时间跨度大,成于众手,体例不一,加上时代和文献资料的局限,逐渐显露出缺憾.三十年来,随着对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面世,出土文献、简牍的利用,检索技术的进步和学术环境不断改善,修订“国史”的条件日趋成熟.如汉简的出土,为《史记》修订提供了可能,三国吴简的发现,为《三国志》的修订创造了条件,魏晋墓志铭的发掘、明清档案的公开等,均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帮助.

2006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博系统的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修订工作,修订工程是原点校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展开,严格遵守在原点校本基础上进行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弥补不足,最终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进一步确立并巩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现代通行本的地位.

2013年10月19日,中华书局举办了《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此次修订,全面系统地校勘了北宋至清代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弥补了旧本之失,还充分利用《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汉书》等《史记》涉及的相关文献,以及各种旧注、类书引文、出土文献等,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新增校勘记三千四百余条,处理文字涉及约三千七百字,其中增一千六百九十三字,改一千二百四十一字,删四百九十二字,移二百九十八字,改正原点校本排印错误三百多处,改订标点六千处.

《史记》修订本的问世,标志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已经进入出版阶段,离全面圆满完成这项嘉惠当代、泽及千秋的名山事业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