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生理

官场的腐败,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流行,不过那时尚没有今天的规模,也没有给它正式封号,只泛称之为不正之风.民间却总有形象的说法,称呼为：走后门.中国的惯例,从正门则行公道,由旁门则走左道,要抄近道还须走后门.当八十年代,一切资源还须由权力来计划分配的时候,权力正门前的公道上是大众排起的长队.这个为我们所宝爱的公道,对其的赞美与歌颂,亦时见于载籍,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不管是谁,都得和大众一起排队,既不能多拿,也不能早拿.这不是明显地要浪费特权么?于是而有那行“高”于众的,觉得公道虽好,究竟不如近道便捷,便奔权力的后门而去了.

不难想像,走后门应主要是一种晚间活动――躲过人的视线、狗的吠嗥,甚至空气里的风声,摸过狭黑且曲折的走道与楼梯,怀揣心跳,去敲权力的后门――这事想想就能让人冒冷汗.大约是因为过于冒险（狭黑且曲折的走道与楼梯实在易于摔断腿骨）,而且迹近于深夜撬门行窃,不免瓜田李下,于名声殊为妨碍,于是战略转移,一切改在桑拿房或卡拉OK包间里搞定了.这实在是一个大进步：不仅手笔因此大了许多,伸畅了许多,而且寓交易于娱乐（又交易,又娱乐；似交易,似娱乐）,暗合美国人爱用的“模糊战略”.但不管在哪里,却总是要与徇私舞弊有关――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就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以至于我的一个朋友,戏称这后门为权力的“”.“”、“”,徇私舞弊之处也!

这一项权力生理学的大发现,或许也正像国内许多学术论文那样,不小心已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空白,当然,这还须教授们来鉴定,才能知道.有意思的是,民间亵语,也往往雅称为走后门.在曾为君子所不齿、今又为文士所力捧的《梅》中,则有更雅的称呼,叫“玉树后庭花”,以“后庭”代“后门”,似大有登堂入室之势.明太祖朱元璋,有明之第一代君主也,以布衣起于民间,有过草民的种种苦难经历,对污吏,切齿痛恨,至于订出杀头剥皮的酷律来儆戒贪污,然则这样就可以造就出人人在公道上排长队的大好局面了么?不然!污吏,照样如武则天所说的那样,飞蛾扑火,前仆后继.到《梅》问世的年代,各种各样的“走后门”蜂起,皇帝老子也管不住了.《梅》里面的王六儿,以“走后门”献媚于西门庆,博取种种好处,虽然污秽不堪,却也是当时市井实情的写照.市井如此,则官场可知,因为向来中国的官场,就是市井的时尚模特.

读者也许以为,对于权力的生理问题,只有喜谈“形而下”的《梅》才感兴趣吧,其实也不见得.蒲松龄喜谈狐鬼,却在其《聊斋志异》里,对这个主题,也颇有涉猎.第三卷有《黄九郎》一篇,说一位名叫何子萧的名士,有断袖之癖,见黄九郎翩翩美少年,则欲戏狎,三番五次地纠缠之后,终遂其愿.不过,好景不长,何名士不久就戏狎出毛病来了,死于黄九郎的“后门”之下.但他这一死,却又没死干净,借着一位太史的尸首,他又还了魂,而这太史的尸首,本是一具麻烦缠身的尸首――其生时,得罪了朝中权臣,遭权臣陷害,畏罪.何名士诈了人家的尸,把人家的麻烦也一起“诈”来了：他遭到了权臣的千金勒索.权臣,何许人也?得罪了他就死路一条的人也!他要勒索千金,谁敢不给?何名士无奈,千金是没有的,但听说权臣也是个喜狎美少年的主,就以黄九郎进贡,以消权臣的怒气.不用说,权臣自然是大乐,乐而又乐,乐了之后,就又死在黄九郎的“后门”之下.《聊斋志异》第四卷另有《念秧》一篇,说一美少年,忽姓“金”,忽姓“屎”,设局骗人钱财,每到事败的关头,则以“后门”讨好别人,至于被人“大为凿枘”,到了“血流漂杵”的地步.

我们这里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蒲松龄的有关“后门”交易的双关修辞：以“后门”迎送权力,同时就是在走权力的“后门”.而尤其有意思的是蒲松龄的逻辑：凡是嗜走“后门”而腐败的,则必死于“后门”之下.何子萧如此,权臣如此,而那位“屎（死）”少年,虽没有死,却已经“血流漂杵”了.夫“血流漂杵”,语出《尚书武成》,说的是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的悲惨景象,用这样一个描写王朝更替、权力死生的词语来描述一个生理现象,在蒲松龄或许无心,但读者何妨有意：蒲松龄生于一个王朝交替的时代,刚刚发生过“血流漂杵”,而明之灭亡,就与其吏治腐败大有干系!由普遍的“走后门”终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没――呜呼!“生”理的问题,总是毗连着“死”理.

对于“走后门”,蒲松龄是明确地反对了,并且有一篇骈体“判词”,写得妃红俪白,“奇文共欣赏”,不妨录之于此：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人?今某从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乡,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据说,同性恋在有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中国各方面都不缺少追赶先进的先锋人士,或许要视蒲松龄这一段妙论为封建糟粕.先锋人士,我们得罪不起,因为他们是创造和进步的总写作技巧.不得已,我们只好断章取义,妄加穿凿,来个糟粕利用,把这段妙文理解成“败”的檄文,好在“生开鸟道”、“难免掩鼻之丑”者,不惟力士,若有权势,力道会更猛；而“从而忘返,舍正道而不由”者,则常常是那些自诩要走仕途而其实是暗从“”的腐败分子的写照；至于“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那正是彻底肃清腐败惟一可行的方法,浦松龄于三百年前无意中得之.这正像人们论证的那样,《道德经》里蕴含着控制论,《易经》里隐藏着元素周期表,都说我们祖先的典籍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谁能想到,那里还蕴藏着许多意外之财呢?

近些年来,专家学者,精英志士,或登报章,或上电视,声嘶力竭,痛陈腐败之危害.就我个人切身的体验来说,反正要交的税都交了,又收不回来,腐败还真关不着己身迫切的痛痒.若说己身迫切的痛痒,倒是专家的烦絮聒噪,聒得人耳朵生茧.我相信,这种没出息的感受,不会只是我一个人才有.乡间有句俗谚：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败的问题说复杂也简单,就是蒲松龄的那句话：“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然而说简单又复杂,我们至今还是找不出那“断”与“塞”的机制来.但不管怎样,这个机制总是要找出来的,否则有明朝的灭亡可鉴,不小心就会弄出“血流漂杵”的事情来.那时,我们要谈的就不是权力的“生”理问题了,而是权力的“死”理.

（摘自《权力的生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