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记忆

共和国五十五岁了.其间,虽然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我都承受着不公正的惩罚性劳改,但在那五十多年当中,仍然有着不少美丽的回忆――其中发生在10月间的两次感情高峰,是我终生难以忘却的.

头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个国庆日.那年我17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虽说年纪不大,但对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画面,有着极深的感知.因为加上我幼小年代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中包含着真善美,对我的熏陶作用极大,因此我对开入北京城的人民解放军,是充满了敬爱之情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是,在1950年的10月1日国庆游行的前夜,我激动得夜不成眠.凌晨两点,游行集合的电铃响了,我随着学校的游行大队,从西城官园步行东城南长街待命.直到上午lO点半钟,学校队伍才混同其他各路人马,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我们走在远离天安门的南侧,因而不得不跳着蹦着向遥望,在高呼“万岁”之际,脸上已然热泪横流.

我的文学生命,也是在那天开始孕生的.在1950年北京的《新民报》副刊上,开始出现了我倾吐的赤子儿歌.之后,在《光明日报》――特别是《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我踏上了文学的起跑线.

我的第二次感情高峰,是建国27年之后的事情.那是1976年10月初旬的一个夜晚,我正在伍姓湖劳改农场的一间窑洞里,统计着同类们当天的劳动成果,突然从临汾来商调我去该市文联工作的苏家栋同志,出现在我的窑洞里.当时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笔来耕作了.但这并不是我感情的高峰,中国历史还处在冰冻时期,即便是我从此结束了劳改生活,也仅仅是不幸中的一个幸运者一中国大地上的众多血肉生灵,还处在虽生犹死的噩梦之中.

就在我与苏家栋谈及未来工作之际,我的“同窗”王臻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把酒瓶往桌上狠狠地一放,不顾旁边还有客人,纵情地对我喊道：“喝酒！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我愣住了――是不是王臻犯了疯癫症因为他曾有3次未遂的不良记录,我们都叫他阎王拒收的“济癫僧”.临汾来的客人惊奇地盯望着我的这位“同窗”,不知所措！没办法,我只好对他说：“我们正在谈正事,要喝酒明天我陪你,行吗”

他石破天惊地喊了一声：“你们知道吗王、张、江、姚给抓起来了,这天大的喜事还要等到明天”

最初,我们还不知其所云.经过片刻的死寂之后,连临汾的老苏,都被他的话惊呆了.这间窑洞太小,这个消息太大,致使我们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恢复常态.我警告王臻,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事儿,如果是谣言,传谣的后果是要上断头台的.王臻一边咬开酒瓶盖子,一边认真地说：“这群龟孙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该他妈的给我们换换班,到监狱里来了.”他告诉我和老苏,农场职工队有人了国外的广播,全世界都知道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儿了.王臻一边往茶杯里倒酒,一边对我俩说道：“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信这事是真的.物极必反,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名言.”

我虽然也坚信这一天必然要到来,可没想到日子来得这么快.再说,旁边还有个外来的客人老苏,人家的身份是个干部,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不是一个窝的虫子.大概是老苏看穿了我的心思,便直接朝那桌子上的酒杯走去,他把杯子端在手里对王臻说：“想不到你们这儿的消息,比社会上来得更快.我相信这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到他们下油锅的时候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为庆祝王、张、江、姚连锅端,我先喝了这杯酒.”一仰脖,喝了个底朝天！

这是建国以后,我历经的第二次感情高峰,不同于第一次国庆游行时泪雨纷飞的是,我已被生活磨砺得死了心里的泪泉,再也没有泪流满面.为庆祝这些政治恶棍的覆灭,我点着了窑洞里的炉火,拿出几个鸡蛋下锅.我们3个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一边喝酒,一边痛骂祸国殃民的丑类,直到第二天凌晨.王臻能喝,老苏善饮,我从来与酒没有绝缘――我们3个人喝了一瓶半白酒,飘飘然后,停杯睡去.

两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中国历史的新的时期,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