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上的迷茫与风彩

史健老师出身于一个旧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曾是江苏省宜兴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参加沪宁线学生运动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就灰心丧气,徘徊在南京、青岛等几个大城市.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颠沛流离后,就打定主意,读书,考大学,求知,学本领,谋生.谁知事与愿违,在解放前的旧社会,读书人走读书求学之路是行不通的.他解放前的求学教书的人生经历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于193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刻苦学习,立志考取出国留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他一直坚持刻苦学习英语、俄语、日语、法语,而且成绩优秀.毕业论文就是翻译史学家海斯的《现代世界政治文化史》.因为他翻译得好,就被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原西北大学教务长兼历史系教授杜光埙先生介绍到当时重庆的《时事日报》任编辑.在那一段时期(1943年初至1944年初)他曾在《时事日报》的“一月时事”专栏和其他一些报刊写了一些短文,并翻译了美国记者的《法国崩溃后的世界形势概述》等文章发表.

1944年以后,他曾考取了国民党干部学校.学校按英语的水平分为ABCDEF六个班学习上课.他的英语较好被分在A班学习.他的毕业论文是把英国剑桥大学所编的世界史缩译为简明的中文本.他曾在学校发表过对抗日的看法:认为国家不能再打仗了,国家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元气大伤,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校方不满.他在校期间曾当过训导员,在给国民党军人的讲课中:中国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中国的工业化一定能实现,始终是他宣讲的主题.课余期间一有空闲他就温习功课,准备参加国民党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1946年上半年他曾获过该校的“奖学金”,填写了出国留学表,志愿是去美国的哈佛大学研究院和帝国大学研究院.并取得了出国留学体检合格证.1946年7月24日,他去到了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他考的是西洋史.他在西北大学时学习成绩优秀,外文基础好,出国留学又考得好.1946年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来函告知他出国留学已经考取,成绩是第三名,他的同学查良铮是第一名.

后来,他在国民党重庆青年中学第二分校教书,任高三和高二两个班的英语课和高三一个班的导师.在教书期间,他把外国记者所写的《爆炸屠杀日本人民的情况》一文,翻译作为补充教材.课余期间他一直继续刻苦学习英语,有时写点时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再后来,他被调往杭州青年中学任教,继续在高中部教英语.期间得到了国民党教育部的出国留学录取通知书的公文.并叫他准备出国留学手续.他专程赶回西北大学要了大学毕业的英文和大学四年的英语成绩单,并有历史系教授许重远的英文推荐书,一起寄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不久就获悉取得了入学许可证.但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一片混乱,政府高官要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机关无人办公.他出国留学之事的手续更无人,半生追求的梦想――出国留学,就此不了了之,他茫然了.

1949年2月他孤身一人流落到了云南.先是受聘于大理女子中学任教,教高三、高二的英语,任高二班的导师.后又到昆明布新中学和保山中学、宜良中学任教.1951年8月到昆明交待历史问题时在天祥中学教俄语.1957年初在昆明审查历史问题结束后由云南省政训队领导当众宣布他到昭通专区工作.他于1957年2月17日由昆明到昭通.将省人事厅介绍函件递交给昭通专署人事科.人事科的同志叫他去见了当时文教科的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的历史都已经搞清楚了,没有遗留任何问题.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要再背历史包袱.”由此,他走上了在昭通教外语,为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40余年的教书育人之路.

由于受思潮的影响,虽然他的外语教得很好,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批合格的外语人才,但政治上、生活上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当过“反动学术权威”,当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吃尽了不少苦头,那些就不必再祥说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党对知识份子的重视,他恢复了政治名誉,工资、生活待遇也逐渐提高了.他被选为昭通市政协委员,评为昭通地区一中首批高级英语教师.他把晚年国家补发给他的工资大部份用来购置外语书籍和外语工具书.我常常看见他瘦小的身子抱着一大本厚厚的外语词典,一字一句地在辞海中汲取对教学有用的东西.人虽然慢慢老了,但他的心情却更加舒畅了,教书的劲头更大了,充分发挥了他外语教学的专长,展现了教师的风彩,英语课教得好极了.70多岁时,他仍然肩挑着昭通地区一中高中毕业班外语课的重担.昭通地区一中历届高中毕业班的外语都是他把关.学生们争着要进他的班,让他教自己的外语,班主任老师争着请他上课,可以惠及更多的学生,他在学生心目中就是榜样和力量.年年高考的结果,他教的学生的外语成绩都是排在全省的前列,给学校赢得了荣誉.学校因为有他这样好的外语教师而自豪.他教过的学生遍及天南海北,遍及全国各名牌重点大学.每逢佳节、检测期,那些有情有义的学生就会写信来慰问他,或是回到故乡昭通来看望他.

“特别是您,史老师！年事那么高,还拼命地给我们加班加点地上课.我记得高考临近了,您还不辞辛苦地把自己上课总结的精华刻了60多页的讲义印发给我们.刻那60多页讲义,那工作的艰辛我是知道的.记得有一次您上昆明开会时,我曾抄过一本您总结归纳的词组例解,当时,我每晚花两三个钟头才抄了一小点.由此,我可以推及您刻写那60多页英语讲义是多么不容易啊！”

“史老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有您的汗水,若没有您的辛勤培养,严格要求,我的外语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从高中到现在,我一直都由衷地感谢您,一直都十分敬佩您严谨的治学态度,我现在仍然多么希望再回到中学里,再听一下您那连贯性极强的英语课.”

“回首往事,我总感内疚,我辜负了老师您的辛勤培养,差一点一事无成.若不是您给了我巨大的鼓励,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也许至今还在大学的门外徘徊.记得当我告诉您,我想学外语时,70多岁高龄的您利用休息时间不辞辛苦地为我辅导.深冬的夜晚,您仍然和我坐在一起为我解答疑难.每当我做对的时候,您总是用那和善的面孔向我微笑,您给予我的,这几张薄薄的信纸是怎么也写不完,写不尽的.”

这三段发自肺腑的心声,是摘自他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读大学的学生写给他的信.他们一点儿没有夸张,一点儿没有虚构,字字是真,句句是实,表达了昭一中广大学生对他的敬爱和感激.他有不少学生在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留学,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当他拿着一张张他的学生从国外寄来的戴着博士帽的照片凝望时,他的眼睛湿了.他常常对我深有感触的说:“想不到我年青时的理想竟在他们身上实现了.现在一切都好了,但我人老了,再早几十年就可以为国家多教几年书,多培养一些学生”.我听着心也湿了.那时他已满头银发80多岁高龄了.

他退休后移居昆明,在耄耋之年中还用自己人生不多的珍贵时间辅导那些上门请教的学生和中学教师.

他在昆明云大医院病故,享年92岁.他的学生、同事、领导闻讯后,从祖国四面八方,甚至从海外乘飞机赶来参加他的追悼大会.大家对他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用来培养输送国家急需的外语人才的爱岗敬业的精神敬佩不已.都异口同声地说:“史老师,他大半生都在动荡的时局中渡过,在路线的高压下渡过,但他立志读书教书育人报效国家的忠诚没有变,太难得了！他为祖国培养了那么多学生和外语人才,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责任编辑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