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一位老华工

点赞:2659 浏览:7396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我对一战时中国华工赴欧问题向无研究,但我上中学时认识一位老华工,他说他去法国从未做过苦工,而是帮她们“印种”.当时法国男人死于战争中太多,几个城市连及农村,几乎没有中青年男人,只剩下女人.他们去了主要是陪法国姑娘睡觉,帮助她们怀孕生孩子.几十年来,我也一直认为华工去欧是为了帮她们传宗接代,而书上讲华工在欧洲受苦,都是宣传词.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并非完全如此,大多数华工还是去做苦工的.但我所了解的这位华工经历,也并非孤例,虽非普遍现象,也可算是部分现象.记于此,以供研究华工问题专家参考.

时间:1967年夏秋之际.

(47年前之事,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判刑二十年,后从牢中逃跑,到了北京,直到1967年初才回.1968年5月之后,又忙着联系下放农村,所以,定在1967年不会错.老华工当时身穿丝绸衣裳,摇着扇子,应该在夏秋之际.)

地点:安徽省泗县城内银行西便门前及银行大院内.那时县城只有这一家银行.

当时我是安徽省泗县中学的学生.泗县在安徽省北部,十分贫穷、落后.离铁路又远,这里的人大多孤陋而寡闻.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有人告诉我泗县来了一位法国老头,住在银行内,你不去看看?其实,他不是法国老头,而是中国老头,从法国回来的.

我到了银行,银行的正门台阶较高,西边还有一个边门.边门前,坐着一位清瘦的老人,身穿白色而微黄的丝绸衣裳,摇着芭蕉扇.当时的中国人都非常贫困,他这一身穿着,以及形象气质,都和常人不同,绝不是一个劳动者.我当时虽然只有17岁,但对历史还比较熟悉.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位老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去了法国.我便和他聊了起来,他一个人坐着无聊,也乐意和我讲话.当时并没有采访的意思,只是出于好奇心,想了解他的一些经历,他也不隐瞒,很乐意告诉我.因为我懂一点历史,提出的问题多,他也讲得兴致勃勃.我没有问他的姓名,或者他讲了,我已忘记了.

他是泗县北部人,大约是刘圩公社,或者马厂、黑塔人.祖祖辈辈务农.民国五年(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酣,他在农村,什么都不知道.忽然,有人来征人去欧洲做工.据说到欧洲做工可以赚很多钱,要20岁至40岁之间的人.他当时已30多岁,已娶妻并生了几个儿女.因为家贫,便想出去赚点钱.和他同时去法国的还有好几个青年,其中一人还不足20岁,但报名时说20岁了,其余都是20多岁人.这几个青年都没有结婚,只有他结过婚,年龄也最大.

他说他是民国五年(即1916年)八、九月间到了法国(也许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但绝不是民国四年或七年).他原来想到了法国,一定会干苦工,但他没有,他几乎一天苦工也没有干过.到了法国(什么城市,我已忘了),很快又有人把他和他的同伴送到一个小城市去.这个城市,包括附近的农村一大片地区几乎没有男人,尤其是没有中青年男人.打起仗来,男人上战场,都死在战争中了,剩下的都是女性,中青年女性更多.

到了这个城市的下午,他的同伴都被几个中年妇女一个一个的领去,他也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去,安排他吃住,房间很干净,比在中国的住房不知好多少倍.他在房中坐一会,那个中年妇女又领来一位年轻的姑娘,示意由这位姑娘照顾他.中年妇女走后,这位年轻姑娘便做饭给他吃,晚上便陪他睡觉.开始他很奇怪,不干苦工,还有姑娘照顾陪他睡觉.好在他身无分文,也不怕.这个姑娘又教他讲法语.过了几天,又换了一位姑娘,大约之前那位姑娘被认为已怀孕了.过了几天,中年妇女又带来一位姑娘.过了几天,又换了一位姑娘等都是陪睡、做饭和教法语.也有过了几个月,原来陪他睡觉的姑娘没有怀孕,又来了.

他后来找到他的同伴,了解原来那几位华工也如此,过几天便换一位姑娘,当然也有三十多岁的妇人.他的同伴都没有结过婚,当然都十分高兴.几个人在一起各自谈起自己的经历才知道,大战中,法国男人都必须上战场,死得太多.这个城市的中青年男人几乎死光了,要他们来,是为了帮助姑娘们怀孕、生孩子.(他说的泗县话:“帮他们印种.”)

他们名为华工,不但没有干过苦工,甚至连家务都很少干,主要任务是陪法国姑娘睡觉,让她们怀孕、生孩子.我问他:“是否法国地方政府见当地男人死光了,要发展人口,只好借助华工,因为有中年妇女组织嘛.”他说:“不知道.”因为和法国女人在一起生活,法语也就会了.就这样,很多年(不足十年时间),他们不知睡过多少法国姑娘,也不知有了多少孩子,但他没有正式的妻子.他想这样下去,老了怎么办?这时候,他的法语已很好了,他就向那位中年妇女提出想固定一位妻子,生下自己能认的儿女,晚年好有个照应.后来果然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姑娘嫁给他,他已四十多岁了.从此,他便结束了乱婚,实际无婚姻而只能有性生活的生活.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们开了一个饭店,妻子会做西餐,他会做中餐,饭店以中餐为主,也以中餐最招徕顾客,他们生活得很好.

后来他们生了很多女儿,似乎没有生儿子,正因为他想要一个儿子,便不停地生,生了很多,都是女儿.其他几个同伴比他晚一点,也都有了正式的妻子,但他们倒是既生了儿子,也生了女儿.

我问他,女儿都干什么工作?他说他的女儿都很漂亮,有几个女儿帮助他开饭店,还有几个女儿上了大学,当时能上大学也不简单.

他的饭店开得好,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名气.开始是个小饭店,很单一,后来有吃的、有住的,宾馆也越来越好;餐厅有宴会厅、会议厅,等等.

名气大了,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也知道他的饭店开得很好,便来看他.他又是一位爱国华侨(他说华侨都很爱国).黄镇后来便经常到他们的饭店来看他,每次都住在他的店里,他们成为朋友.

几十年间,他和妻子女儿生活得很和谐.因为生意很成功,法国人对他也很尊重.

八十多岁了,他的法国妻子去世了,他一直惦念中国家中的妻子和儿女,便向黄镇大使提出,想回去看看她们.提出时,是“文化大革命”前(1966年前,大约是60年代初.因为他说从提出到落实有好几年).黄镇大使便帮助他,于1967年回到中国,回到他的家乡安徽省泗县.当然各级政府都有人关照他.到了家乡,依然是那样贫困.当然,比他老的老人都早已去世了,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大儿子也去世了,他说,他的儿媳妇还在,小儿子还在,还有很多他从未谋面的孙子.他说他的儿媳妇在,是大儿媳、二儿媳,还是小儿媳?我未问.还有他的侄子们也还在,他从法国带来不少钱和东西,孩子们都很高兴.但家中太穷,没法住,有关部门便把他安排在银行住,银行保卫组(保卫科?)有专人照顾他.

后来我问了银行保卫组的人,说是黄镇大使在法国有目的地接近他,动员他回国的,目的是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思想伟大,老华工心向祖国,等等.

我问他,其他几个伙伴还在法国吗?为什么不回来.他说,他们在法国生活也不错,因为他们走时没有结婚,家中无妻室儿女,老人都死了,回来看谁呢,回来也没有落脚处,也没有个依靠,回来又干什么呢?所以,他们都没有回来.

当然,他反复提到黄镇大使,似乎没有这个关系,他也回不来.


我和他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天已略晚,外面起了风,他又转到银行的院子里.他自己搬的板凳,并没有叫我帮助他.我又跟他进了院子.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已17岁,应该帮他搬下板凳,可惜没想到.

我问他,你离开中国时,那时中国的主席是谁?他说,那时不叫主席,只记得袁大头(按:即袁世凯.似乎袁世凯也死了,但农村落后,不一定知道).我又问他,你知道吧?他说,走时还不知道,后来在法国知道有个,名气很大,尤其是他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国外震动很大,华侨都知道他(按:他还讲了几个细节,我现在恐怕记忆有误,暂不记于此).但后来,他的名气很不好.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1936年双十二事变,你知道吧,西安事变(我说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拘捕,但并没有加害于他,后来,张学良处于义气,送回南京,不但不感谢张学良,反而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押起来,言而无信,不道德,从此,华侨中很多人都反对.背信弃义,言而无信,是所有人都看不起的,法国人也因此看不起.在此之前,法国的报纸,提到,都是很尊重他的,西安事变后,他扣押了张学良,大家对他都不尊重.后来,他打了败仗,大家都认为这种人不宜当中国的领袖等

(他还谈到周恩来,称赞的多.因为我当时对周恩来的历史不熟悉,他讲时,我听得不太懂,也记忆不清,故略去.)

别人都说他九十岁了,实际上是八十多岁,年近九十,但身体精神都很好.走路健步如飞,有一次我在供销总社(或者是物资局,地点在当时的百货公司后面)碰到他,我问他干什么,听说找领导批一块肥皂.当时商店里写不到肥皂,必须领导批条子,拿着批件,才能写到一块肥皂.

当时是“”间派性最严重的时期,银行、供销社、百货公司中的一派造反派和我属于一派,他们造反很需要学生帮助“冲杀”,写大字报、画漫画等.所以,对我们都很亲热,我和他们聊了一会,这位老华工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刚写到的肥皂,说:“肥皂法语叫‘萨榜’.”他很有兴致,说:“天热,法语叫‘宜勒夫埃瘦’,刮风,法语叫‘宜勒夫埃俱汪’.”他扬了扬手中肥皂说:“查重?法语叫‘巩比艳撒固特’.”我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要学法语,就跟我学,我的法语是法国姑娘们教的,又好听又标准.我笑了笑,没讲话,当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学外语是里通外国.现在回忆起来,十分后悔,为什么不跟他学习法语呢?那时年轻,记忆力好,只要学一两个月,一般生活用语也就差不多了.他当时讲的法语,只一遍,我至今都记得,如你好吗?法语是:搞忙打雷巫;谢谢,法语是:写河西.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尽管我一个法文字母都不认识,话却会几句.如果学几个月,收获该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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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他,在法国写饭要粮票吗?他笑了说,在法国,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写到,从来不要粮票、布票、油票.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不要粮票、布票、油票,怎么写粮、布、油呢?那不是乱了套了吗?

他似乎也不敢讲得太多,因为有人指导他在国内不能乱讲,更不能宣传资本主义等

几个月后,我回家走在泗县至徐州专区睢宁县途中,那时学校离我家140多里,我舍不得花钱坐车,从来都是步行140多里回家,大约离泗县城15里的地方,我看到一位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那时见到骑自行车的人,很是羡慕,定睛一看,原来是这位老华工(当时称他为“法国老头”).他穿着大风衣,风采超过当时的地方官员和教师,只是自行车是破旧的.可能是银行给他借的,那时即使有钱,也写不到自行车.似乎车子坏了,他下车,修了修,又骑上,哗啦哗啦的向前骑.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了,我也没有和他讲话,他转脸看了我一眼,我朝他笑了笑,点点头,都各自继续走路.我看他车后带着一些东西,大约是回农村老家,带给儿孙们的.

20世纪20年代,他在国内离开前是一个农民,大老粗,并不识字,在法国50多年,他不但能写一些汉字(不知道他怎么学的),看报纸书籍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他的形象、气质、风采已不像一个农民了,像一个有修养、有文化的企业家形象,但又不胖,且瘦削,甚至像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形象.

当时,中国的农民到了六七十岁,大多卧床,也许有少数人还可以走动,但都老态龙钟了,而他年近九十,还能骑自行车,在汽车穿流的公路上,在山间崎岖凹凸坑洼的小路上,上上下下,他骑得很稳,这真是一个奇迹.

当时,欧洲的物质那样丰富,而中国那样贫困,泗县又更贫困、更落后,不知他回来后,后悔不后悔?还有,他回来了,见到了自己中国的儿、孙;但法国那边,他还有很多女儿、女婿、外孙等;那是和他生活几十年的骨肉,他怀念不怀念?还有,他在法国和那么多女人,生了那么多他都不认识的孩子,肯定有儿也有女,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然而这些儿女要互相通婚,怎么办?还有,这些儿女,如果问他们的母亲,父亲是谁,又怎么办?这些我都没有问他,很后悔.其实,即使问他,他也未必回答出来.

1968年5月份,我们开始准备上山下乡,大约八、九月份,我便在屏山公社屏山南的一个大队落了户,算是上山;后来又转到瓦坊公社歧路大队,算是下乡,在农村两年.有人说我在农村受了两年苦,但我并不认为受苦,而是经历、锻炼,大有益处.后来便去上学、工作、考研、考博,去美国,又回来当教授、博导,再也未有回到泗县,更没有再见到这位老华工.不过,我曾托人打听过他,说他九十岁时,真的还在骑自行车,健步如飞.他什么时候死了,我也不知道,但他最终葬在中国的土地中,埋在他故乡的土地中,这是肯定的.

只是他的法国众多儿孙们,明的,暗的,是否知道他的结局呢?那时农村很落后,通讯也不发达,法语怎么写,信怎么写,他泗县亲友们也不会.他的死,法国的女儿、女婿、孙子、重孙们可能不会知道,但会估计到,因为他回国时,已年近九十.然而是否知道,已无关重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是而已.

他的经历,尤其是在法国当华工的经历,也许对华工研究专家有一定价值.故记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