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考落榜者”出路在哪儿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孔子的话能被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那是因为“十年寒窗苦,一朝扬墨香.”“扬墨香”之时,大概是“人生四喜”之一――金榜题名时.

然而,自唐开科取士以来,只有考中“进士”才有官做,而进士的录取率很低.据统计,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进士76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六》说：“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据《文献通考》：“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所以,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

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感觉那是相当的精辟,但也很不全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

古代为何会出现“师爷”这个职业呢?隋唐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官员,多是科甲出身,他们学的是“四书五经”,擅长写八股文,少数是没读书、靠“纳银捐官”才走上仕途.一旦要他去征粮收税、审人办案、送往迎来、上报拟稿、下发告示等,脑袋可能是一盆浆糊,考取功名者毕竟凤毛麟角,而那些“名落孙山”者,是读书人中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在“落榜”后被迫“闯荡江湖”积累的宝贵经验,处理这些政事可谓“游刃有余”,正是出任“师爷”的不二人选.

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还是书虫,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积累实践经验,相信没哪个官员愿意出钱聘你.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仅如此,古代科举考试大多没有年龄限制,“师爷”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比如历史上“绍兴师爷”就如雷贯耳,“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反映出“师爷”也确实算是“香饽饽”的职业.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则是高级师爷,他们至少是个“举人”.在经济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那里领得薪水,不仅如此,“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也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实权.

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使东家转危为安,成为师爷的杰作,深得曾国藩赏识,流传至今犹称美谈.

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军功,李鸿章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从此逐步成为晚清的肱骨大臣.

其实,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了龚自珍说的“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写谋生,有的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但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唐代诗人李邕尽管落榜,但文笔出众,当地及附近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李邕一生公文800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另外,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都不菲.唐代韩愈在落魄岁月,写《平淮西碑》得稿费500匹绢,按现在的物价,相当于20万人民币,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字价值约132元.

“落榜”的读书人,其中也有很多真才实学者,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有的成了“知本家”,尽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但是这种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于是,自开科取士以来,“落榜”但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而有人为了偷懒,无需招三千弟子,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就可丰衣足食.也有的读书不行,也做不了“知本家”,干脆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就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伍秉鉴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吴思聪荐自《三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