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的范式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大体上可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又可分为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如图1.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理论阐释模型的不断地运用和修正过程.图书馆学研究是研究者按照一定的“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而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的知识堆.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学界有影响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体会出一些道理.定性研究并非易事,诚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ChristopherKhoo教授所说的那样“定性研究是很难作的,我认为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难得多.有很多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有一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而不是做人文科学研究的定性研究,这种定性研究非常难做,你需要很多思考,进行很多、很长时间的训练,你的导师需要近距离地对你进行这种训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技能和才能,才能做这样的研究.而定量研究监督起来却容易很多,因为如果学生要做问卷调查,我可以保证他的调查表能够做得很好,然后看他收集的数据,如果他的数据齐全了,我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分析这些数据.”笔者认为,定性研究也有一定的规律,对这些规律性的把握,如定性研究的范式深入地了解,有助于我们学力的提高.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图书馆学两种基本范式

一般而言,图书馆学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实证技术与方法研究、实际应用研究等.基础理论研究也被称为哲学研究,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学融合时代,图书馆学存在研究的多对象性,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完整性.我们应用“大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主体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基本范式,图书馆学也存在着两种基本范式.这两种范式之争是正常现象.两者有自己的特点,“定量研究通常被描述为‘实证主义方法(positivi)’、‘后实证主义方法(post-positivi)’、‘实验法(experimental)’、‘准实验法(quasl-posltivi)’、‘相互关联法(correlational)’‘因果比较法(causalparantive)’.习惯上人们把它说成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其中特别用来指通过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与定量研究相对应的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被说成是“‘解释说明性的(interpretative)’、‘建构性的(constructicve)’、‘自然性的(naturalistie)’、‘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解释性的(hermeneufic)’、‘象征互动性的(symbolicinteraction)’‘人类分析的’研究(ethnographic).”我们可以用“虚”与“实”细化两者的区别：①就学术追求与现实取向之间所持的态度不同而言,专意于学术本真者即注重“意义”,注重提出问题,可谓之“虚”,俗称“坐而论道”,如图书馆哲学研究,图书馆本体论研究.本专业学界黄宗忠、王子舟、蒋永福等先生在此范式研究中有所建树；热衷于实际工作和技术工作即注重“价值”,注重解决问题,可谓“实”,如图书分类,电子阅览室管理工作研究,数字图书馆的技术工作,等等.就学术爱好不同角度来讲,偏重于理论建树和历史阐释者可谓之“虚”,比如中西方图书馆史,何玉红先生的《宋朝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等等；而注重调查研究可谓“实”,如,《当代中国青年读书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官员读书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就学术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角度来看,通过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撰写经典学术名著,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平,间接作用于现实可谓之“虚”,如黄纯远先生的《论芝加哥学派》、张欣毅先生的《现代文献论纲要》(1994)、《跨越时空的文明――中华五千年文化记录》等图书馆学名著名篇.直接作用于现实的研究可谓之“实”,比如公民读书状况调查,公民读书投资经费调查,读者投诉与图书馆应对策略,等等.再比如,“核心期刊表”可以直接被职称评定和科研鉴定怎么写作.从行文特点来看,“定量”是“冰凉”的思考,严谨的思考.它的形式是自然科学的程式或者算法.研究者以观察者的身份来研究问题,如,张晓林等先生的学术论文,其它如引文分析法,等等；“定性”是热情的关怀,思想的“疯狂”.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是热情,它要求人们以参与者的身份来进行表达,如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图书馆论坛》的专栏《从业述怀》中的文章皆为本专业人士的亲身经历.

“定性研究”受到“定量研究”研究者的质疑,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但是,并不能说明这两种范式孰优孰劣.采用定性研究可以更有效地研究,主观体验,而通过定量研究可以获得量化的信息.两者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必有共同的原则和诉求.对他们共同原则和诉求的挖掘才是“学术自由”的要义.研究范式与传统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事物本身”.每种范式深入下去“必有涌泉喷出！”.两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各异,但殊途同归,说到底是研究图书馆事业中的问题,都要反对共同的敌人――任何形式图书馆学中的“皇帝的新装”.两者之间有一个接触、磨合、适应、消化到吸收、更新的过程.与其把重点放到“个案”的商榷与对“主义”的批判上,集中到对“异己”的方法论上,不如把力量放在如何提高自己方法论的进步上,通过争鸣来促进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的共同发展,提高对话商谈的效率.以达到对图书馆事业研究的殊途与同归.

1.1　定性研究可分为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

领域研究也可称学派立场.学科研究立场与领域研究立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比较而言,学科意识与学派意识既有基础性关系,又有本质性区别.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学科意识主要是一种群体或整体意识,它倾向于研究者个体遵从学科群体规范,学科整体引导、支配着研究者个体.吴慰慈先生就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学派意识主要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通过研究者个体的创造性活动,影响、改造、构筑学科群体或整体.比如,范并思等先生的“公共图书馆”领域研究促进了当代图书馆学体系的改造,他认为“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人文精神、信息公平与自由获取、图书馆职业理念、信息技术中的人文精神,等等.构建了一个以图书馆职业理念为核心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可见,领域研究问题可以逐步进入学科研究问题,领域研究成果可以改写“教科书”.

其二,学科意识是一种基于知识立场的意识,由知识立场出发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是‘学者’、‘专家’.比如,王子舟先生的学术创新.学派意识是基于思想立场的意识,由知识立场出发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思想家’、‘学问家’.近期,图书馆学人也在探讨图书馆学家如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等问题.

其三,学科意识的立足点是建设基本的、公共的学科知识体系,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比如,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张琪玉先生的“情报检索语言”研究,曹之先生的“古文献学”研究.学派意识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尤其是探索未知领域,寻求思想、观念、理论的创新以及对实践的改造,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

其四,学科意识常使学术研究止于基础诉求,它不太关注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如“对象说”、“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就遭受过度的批评.学派意识则具有超前性,它不仅具有基础理论方面的诉求,而且有强烈的时代观念和实践取向,能够促使研究者主动地承担起改造现实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领域研究激发人们学术研究热情的主要原因.比如“读者投诉与图书馆的应对策略”问题就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总之,学科立场研究的问题是“慢问题”,领域研究(学派立场)探讨的是“快问题”.学科研究存在极大的争议性,“领域研究”具有现实性.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