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学与术

点赞:2861 浏览:999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老J:

辱问京城大学里沸沸的“国学”,到底是个啥名堂,年来我闭目塞聪,对上庠的事,愧有未闻,恕不能讲得明白为歉.但可为谈资的是,我读大学时,同学们嘴边,常挂一些陈年的老词,以相笑谑;讲得阔气点,就是洋修辞称的anachroni(时代错乱).记得当时,“国学”曾与“我大清”、“国朝”、“西儒”、“齐克果”、“烟士披里纯”一起,挑动我们年轻的笑肌.比如说,有人同你讲黑格尔,你不想听,就这样回答:别扯西儒好不好,兄弟可是弄国学的.言罢四顾,你总能看到一张张堆满坏笑的脸.不意二十多年后,这“国朝”、“国学”等名,又先后反了正.令人不由想起托玛斯布朗(即拙译《瓮葬》的作者)《流行的谬误》说的:


比喻总被人当真.等明事理的人,对不晓事者莫用比喻.荒谬的怪想,他们会当真的吞下.

将缣比素,可见笑话也讲不得.一讲就成真.

原夫“国学”,乃与“西学”对待而起.但最初的通名,似是清末的“中学”.“中学”名“学”,其实是“术”,或意识形态.至于内容,似不过明清官儒之学,不及今国学的包儒道,括蒙满,囊数术,统医学为广大.如张之洞用作“体”的“中学”,便删枝去叶,仅存官儒的大体,用意也只在“术”.按文襄公是我的乡贤,他有主张,那必然不错的.无如执“术”御人的“我大清”(对不起,又开玩笑;好在吾兄是明理的人)太不争气,“中学”的名誉,也跟着倒霉,空负文襄公的谋国之远.

“中学”谢幕后,便有“国学”.据曹聚仁讲,“国学”是晚清留学日本的人携归的外来语,乃日本“支那学”的译名,内容以经史为主.较之“中学”,这“国学”的“学”意,似要重些,但目的也不仅“学”.其意犹云国学者,是我汉族之学,我汉族的文化之身份;国学昌,汉族人对其为汉族人,方有深切的体会.这样因身份而自豪,因受奴役而耻辱,两情激荡于心,排满之气,必沛然于胸中.清末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倡国学的用意,大致在此.

这以国学为工具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因不久后,清廷果然倒了.作为工具的国学,则活过了其原初的功能;政治的波涛退去后,水落石出,国学便露出了其为“学”的本相.但问题也来了.因意识形态的“术”,或政治工具的“术”,皆有明确的目的;从“国故”的大筐里,拣哪只果子,它自有分寸.如前者取明清官儒之学,后者越明清而上,直取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学问的“学”,却是非功利的,也往往是个人的,故很难用一个标准,把筐里的果子分“三阶九列”.这样什么算国学,什么不算,还是凡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文明,统统都算呢?就成了民初的难题.如民国二十六年钱穆编《国学概论》,开首就说: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说的就是民初人临筐缩手、不知所取的惘然.

钱穆的国学之标准,是“名”与“史”的.所谓“名”,是把“学”的概念,仅限于古代人的学术.创作性的诗文、记录性的历史等,皆攘于国学的外头.所谓“史”的,是以各时代的标准为标准,择其学术之主流,作为国学的主体.如宋明非无考据,无佛学,但不是主流,故钱摈而不书,只取理学――这宋明学术的大宗.这个处理,不可谓不高妙,也是让国学“学科化”的一尝试.但“国学”毕竟帽子大,歧义多,易滋误解.故钱穆及稍后的人,又常把这个“国学”,易名为“中国学术史”,或“中国学术思想史”.――老辈人对名实的矜慎有如此.今人不思,亦已焉哉!

但智力与行为一样,不是人人都讲纪律的.比如钱穆编《国学概论》的前后,北大、清华等校,又设文科的研究机构,为取名时,就漫手拣了“国学”这人人耳详、又人人不能指实的名字.这个“国学”,自不同钱书的“国学”.后者乃“中国古代之学”,清华的国学,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今人之学”.其国学院的性质,用今天的词说,可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北大的国学,则尤无伦次,如古代中国的研究外,又有歌谣搜集、方言调查等.倘问这些工作,何以冠“国学”的名字?恐起古人于地下,也只能答“没细想”或“瞎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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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我对民初的教育史,不甚有知识.然窃唯清华、北大之袭用“国学”这“半径不定”的名称者,或当时新有大学,分科的意识犹模糊、朦胧.若云民初诸老宿们,必欲一尺的头,顶八尺的帽子,恐实有未必.分科有分科的坏处.才不世出者,也可不受其约束.但就多数学者而言,追怀“道术未裂”的往昔,告诫自己莫陷于,就已算高明.若必欲去分科,取混沦,就是学术的老悖与反动了.或因类似的认识,民初的国学门、所、院等,在设不几年后,便自关了门,弄国学的人,也归于分科之列――如中文、历史、哲学等.

但在中国,不仅笑话讲不得,预言也做不得.比如钱穆说“‘国学’一名,将来亦恐不立”,就八十年后,适成了反谶.照得四五年来,一班现代分科里长大的,文史哲已成家、待成家、未成家与不成家的诸公,又突然挑出“国学”的旧旗,欲九合诸学,一匡天下.京师上庠里,也蠢蠢思动,或争辟国学之新疆,或复我国学之旧土.未知陈寅恪复生,是否又有“车轮逆转,似有合退化论者”之叹.

或问这多数人遗忘、少数人钦慕、一小撮人取笑的旧所谓“国学”,何以又复起于今?我白首搔短,也想不出个答案,只能说真理果然在少数人一边了.其实我初闻京城上庠里争言国学时,原想这或是一本科的教育课程,如美国大学的“西方文明”(WesternCivilization)、“西方传统”(WesternHeritage)或“西方文化传统”(WesternIntellectualHeritage)等,目的是让年轻的学生,了解今之习惯、行为、思想、政治、制度、法律、文化等,是从哪儿来,又该朝哪儿去.但由寄下的网页看,却又不然.比如清华国学院成立的主题发言中,有这么一段:“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谓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那么,国学并不是本科生课程,而是高等的研究.而且:一、研究范围:中国历史文化;二、研究者资格:中国人;三、研究方法: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四、研究目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研究成为世界学术的“主流”.

这些个讲法,横竖看都是有趣的.比如“一”,凡学术自设研究的范围,应明确、具体.葫芦瓢太大,只能做摆设.你真拿去舀水,就或举不起来,或一举瓢自己破了.故“中国历史文化”云云,似只应见于文化当局的规划书;用于学科范围的描述,乃学术的大不知体.再如“二”,凡学术,应求问题的真检测,与解决的好坏.研究者的资格,也应据此而定.审国籍,问族属,未知是边防站,还是研究所.再看“三”,“突出主体性”云云,又尤不知何谓.是研究者爱中国文化,应甚于外国的?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人,在红尘十丈的今天,无棍棒于前,无缧绁于后,就甘守古学,之老靡他,――然而却不爱自己研究的文化!那是说对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要佩服,都要信从?但我又记得老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句话,是新国学大师们不大说起的,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信念,或又本康德而来.盖康德以为,人应奉为“主体”的,乃是作为能力的“自由之思想”(freedomofmind),或“纯粹之理性”.与思想对待的物质世界,或思想之外的文化传统,都只是理性的对象而已,不是“主体”.故“突出主体性”云云,与老国学的精神,似不能两合,――也与任何学术的原则不两合.这样的词,只应见于×部大臣的训喻.至于“四”,则“主流”云云,亦不知所谓.是国人的“国学”,还比不上外国的“中国学”?那今所谓国学家们,就该自掴其嘴.起新局子,拉大旗子,不过多糟蹋人民的币而已.若云国学本身已够好,唯苦于不如洋学在世界上有势力、有霸权,那我只能说这讲话的人,该去做长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了.

要之这个“国学”,似不如它标榜的那样,是学术,或研究.由寄下的其他国学家的言论看,说得阔些,这是张西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说得穷一点,又不过章太炎“国学”之工具一面的“麻砂本”(acorruptversion),即让所谓的“国学”,成为中国的文化之身份.作为七荤八素的现代人,我对西铭先生的话,素不能解,因此无话.至于后者,我则没什么不高兴的,――尽管我个人焦心的,是如何给自己先弄个“人的身份”.有人愿关心我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自然也好.“庖人羞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是国学里原有的.“七不堪”“二不可”地使性子,乃小儒的脾气.“自荐鸾刀”,不拒腥膻,方见通儒之为通儒.但我所不解的是,“国学”既名“国”学,就该着眼于“国”: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谋问题的真解决.倘对待心太盛,眼睛紧瞅着外头,一心念念于“自己”“优长”“挺立”“确立地位”“世界性”“预流”“主流”,即一味专注于彼我之不同,必欲以“主体”示异于人,那么国学对外面的文化,就终少不了有意的反抗,无意的迎合,与欣然的认同.这种“场域”中生长的国学,杀到底来,也不过洋人“冲击”的又一场“反应”.所谓“中国文化身份”,亦不过“洋人身份”的“麻砂本”.

赐书不过三行,渎览已过四纸,“小叩大发”,一笑.至于寄下的另一网文说,今所谓国学,不过高尚其名,以博利益.比如这国学的名头,就比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的厉害.哄国家立项目,同行换帖子,富豪做门生,殊易易耳.但我于此道为隔教,未知其是,亦不知其非,就不多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