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掌故(四题)

点赞:12312 浏览:5609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薛仙舟与“傻瓜馆”

抗战前,复旦大学在学术界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这是因为有薛仙舟(1877-1927)长期执教于复旦的缘故.

薛仙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于1913年受聘来复旦执教.他鉴于贫穷积弱的中国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倡议开展“合作运动”,于1914年开设“合作主义”课程.为实践合作运动的理想,1918年在校内筹设合作商店(这是我国最早自负盈亏、互助互济的合作社);1919年在复旦创设国民互助银行(它是我国最早开展存贷业务、互惠互利的信用社);1920年“五一”劳动节创办《平民周刊》,成为五四时期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复旦学生瞿宣颖,1917年阅读薛仙舟老师给他的一本英文原著时,将“Allforeach,eachforall”翻译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合作运动的宗旨和口号,一直流传至今.

薛仙舟的学生和追随者们,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有“平民学社”(社址设在复旦)、“合作同志社”,影响所及,湖南“合作期成社”、四川“成都普益报社”、江苏“无锡合作研究社”以及全国性的“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相继创立.

江苏的合作运动人士及复旦部分师生,于1927年在江苏办有光福合作试验区,以春蚕、缫丝为内容,创办了28个合作社,社员有1000多人.稍后,在丹阳也创办了合作实验区,办有181个合作社,社员有4300余人,震动邻近各县,附近的镇江、金坛、句容、武进、扬州等地也派人到实验区参观和学习,与同一时期晏阳初(1894-1990)在河北定县创办的以乡村教育为内容的实验区南北相辉映.1929年,薛仙舟的学生陈仲明等人还赴英国、法国、丹麦、德国和捷克5国考察合作运动,并撰有《欧洲合作事业考察记》一书.

薛仙舟留学德、美,精通数种外语,精研经济,学术造诣颇深.他早年加入同盟会,与许多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友情甚笃(如黄兴、胡汉民等),一些早期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对薛还执弟子礼(如陈果夫、陈立夫等).他生活极为平民化,除留学时着西服外,平时布衣布履,状类贩夫走卒.在复旦任教时,家住天通庵路一平房内,邻居多不知其为大学名教授.有一则真实故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

民国肇建时,黄克强留守南京,薛方自国外归,某日,薛衣短便装,背一布包袱,诣军门请见留守(黄兴),卫士斜睨之,不甚为礼,曰:此非留守会客时间.阍者见薛状如一乡曲农夫,不为通报,薛夷然不以为意,出名片宛转谓之曰:第将此片送入,留守见片,当不为忤也.阍者摇头不言,旁座者亦多窃笑,薛伫立久,卒不为通报.正无计间,有一人自内出,见薛,问知其事,乃为持片入,黄留守见片,惊曰:薛先生来耶?即命开中门迎接.时留守公署之中门,非逢大典节日,例不开启,出入均由边门.于是左右大惊,均窃窃私议,不知薛为何许人也.及入,两人相见甚欢.薛娓娓谈经国大计,黄则倾听甚恭.薛出,复送之如仪,都下(南京)因盛传黄留守有一怪客云.

(见彭裕文、许有成主编的《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第362页)

薛仙舟在复旦执教时,李登辉校长非常器重,遇有重要决定,首先与薛商量,一度还畀以教务长之职.薛待人接物,极为诚挚,故门生弟子无不敬爱之.每授课,学生有不能答其所问者,薛即皱眉蹙额,自责其教法不良.学生为其感动,遂不敢稍自懒慢.

薛平时生活自奉甚俭,而贫困学生有困难,必鼎力相助,赠膳食费、赠学习用品及衣服、赠医药费等不胜枚举.由于辛劳过度,遂英年早逝.

1930年6月30日,在校务会议上,章益提议、孙寒冰附议:合作事业导师薛仙舟在校讲授合作经济多年,使本校成为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建议在新近增添两翼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作为庆祝建校25周年的一项内容.此议案获校务会议一致通过.

事后,校方请复旦校友、当代“草圣”于右任题写馆额.由于他写的草书龙飞凤舞,不易辨认,加上新同学中许多不知“仙舟”其人,误以为是“傻瓜”二字,致以讹传讹,流传甚广.加上复旦同学乐意到图书馆去当傻瓜(埋头读书),不以为讥,反以为荣.有位同学甚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床头:“宁去傻瓜馆,不入”(在静安寺的愚园路口,是远东最著名的舞厅,其玻璃舞池驰誉国内外),便是复旦学生发奋读书、严于自律的写照.

“”的来龙去脉

沪上大学招收女生,并非自复旦始,但复旦大学从1927年招收女生后,以管理严格著称,却早已享誉沪上.

李登辉校长的治校精神,在他担任校长期间,贯彻始终.但男女同校、开放女禁,他却坚决反对.原因是:他在办学方面,处处以他的母校耶鲁大学为圭臬,既然耶鲁大学(的耶鲁学院)一直坚持不招收女生,肯定是有原因的.因此,当大革命时期复旦师生向他提出复旦要符合时代潮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时,他却断然拒绝:“复旦要想男女同校,须等我死了以后.”

但大革命时期的形势发展很快,思想丕变,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大背景下,李登辉只得将师生们的建议折中:在暑检测补习班中(复旦每年暑检测举办为期6周的补习班,既为社会青年考大学补习,又为本校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温课迎考―――“暑校”这一形式,亦是李登辉从耶鲁大学“克隆”过来的)试招少量女生,如果不发生“越轨”现象,可在1927年的秋季招生中,酌招部分女生.

既然李校长已经松口,他的“四大门徒”(即:孙寒冰、温崇信、钱祖龄、章益)经过精心挑选,十几位女生一个个都是大家闺秀,“端庄简朴,笑不露齿,话不高声.坐则埋头伏案,行则手不离卷”.一班顽皮而天真的学,骤然之间见了女生,“好似人力车夫见了一样,深恐触犯规章,不敢乱动一步,人人均谨言慎行,衣履清洁,内务整洁”.学习也加倍用功,“不但白天专心苦读,晚上还要开夜车,深恐成绩落在裙钗之后”.李校长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因而拍板:复旦正式招收女生.

消息传出,报考者十分踊跃,原来暂定招40人(因无女生宿舍),但经过考试,成绩优良者大有人在,加上要求转学来复旦的、要求进修的(特别生),更不乏其人,“四大门徒”虽层层设防,仍突破百人大关.不得已,还开设了二年制的“预科”(男生取消预科已10年了),计:文科有熊志兰等17人;理工科有李韵菡等5人;商科有严幼韵等7人;生物科有宋德芳等4人;社会科学科有茅以滇等16人;中国文学科有陈英等8人;预科有王汝琪等25人;特别生有王右家等21人.总计103人.

没有女生宿舍,暂以复旦实验中学(原300号楼,现已拆除)的三楼与一、二楼用木栅隔开,挂上“男生止步”的牌子,可住40位女生,其余女生均为走读生.这便是复旦最早的女生宿舍.

1928年,印尼侨领陈性初(1871-1939)回国观光.陈与李登辉校长是福建同乡,又一同侨居印尼雅加达.1918年李登辉去南洋诸岛募捐时,陈性初曾给予捐助.现在陈来到上海,李登辉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席间谈到复旦已招女生,因无女生宿舍,难以扩招.陈性初即席表态,慨捐白银二万两,资助复旦兴建女生宿舍.

经费有了着落,女生宿舍于1928年在子彬院前东侧鸠工兴建,每室3人,满员时可住130余人,内部设备齐全,较男生宿舍为优.楼下辟有会客室一间,内置沙发、圆桌等用具,无论亲友或来访者,一律只能在会客室内接见(女性不受此限).

落成之后,不知从何处觅来一清宫流落于民间之太监,只有他可直入闺闼,传书递简送物,加上女生宿舍在复旦之东,因而被男生谑称为“”.此名不胫而走,闻名沪上.

后来,李登辉校长聘请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AnnAr-bor)主修教育行政、副修社会学的硕士毛彦文女士前来专任女生指导.她对人和蔼,视学生为小妹妹,居二楼中间房间,每晚必一一点名后亲自上锁关闭大门,因管理綦严,家长们都十分放心.

寓教于禁,还不如有限度地逐步开放.因此,从1930年开始,每年的校庆日,开放一天,让男生、校友和校外人士前往参观,一窥往日之禁地.

开放前,女同学们各运匠心,精心布置.有的还备有糖果,参观者可随意取用;有的门口还系一条红缎带,表示只能在门口观看,不欢迎入内.男生一年中才盼来这么一天,谁肯放过这一机会?一个个衣冠楚楚,前往窥视禁地.有的看到一些喜爱的小摆设,少不得顺手牵羊拿了去,日后作为交换条件,迫使女生前来认领.有位女生案头所放的一个用一寸多长的赛璐珞做的小棺材也被人拿走了,她气得不得了,狠狠地骂道:“哪个小瘪三偷走了我的小棺材,一定不得好死.”旁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校庆节后,女同学向庶务处报失者不绝于途.庶务处正要动手查究之际,广告栏内却贴出一大批失物招领告示:只要女同学略备礼物,差使女工前往认领,便可物归原主.

闻名沪上的,诞生不到10年,“八一三”的炮声一响,便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从此,成为老复旦人梦中的追忆了.


复旦第一名女生

复旦大学从1927年秋季(9月)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同校.但复旦有女生,并非自1927年9月开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洪深教授创办复旦剧社说起.

洪深教授自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后,1923年受聘于复旦任教.在他的推动下,复旦的新剧(即话剧)蓬勃开展起来.

但当时复旦没有女生,凡剧中之女角,概由男生扮演(借京剧之术语,称为“反串”),洪深教授对此甚为反感.某次.他从校外物色到一位女角,采用AB制,排练一出“小品”.先由男扮女演出,“女”主角拿腔拿调,忸怩作态,使人忍俊不禁;后由女士演主角,台风自然,不愠不火,获一致好评.此后,复旦新剧社不复再采用“反串”,实行男女合演.此女主角即上海大学学生陈英.

1926年,复旦大学隆重庆祝建校20周年(1925年因“五卅”惨案之故,20周年大庆推迟一年举行).此时,马彦祥从北京孔德中学毕业来到复旦,由于他有深厚的京剧功底,后来便发展到演话剧,成为复旦新剧社的台柱子.他与洪深合译《西线无战事》一书,颇受洪师的垂青.他协助洪深教授将复旦新剧社改组,在简公堂(现200号楼)第1教室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剧社组织问题,正式定名为复旦大学“复旦剧社”(简称复旦剧社).由于第一次大会是在A1教室召开的,以后剧社的图章上英文名称便为“第一俱乐部”(A1Club),这便是它的来历.他们决定排演《咖啡店之一夜》,作为20周年大庆的献礼节目.男女主角为马彦祥与陈英,由于排演与演出频繁,以后两人便坠入爱河,结为连理.

陈望道老师在上海大学兼课时,发现这位山东姑娘热爱文艺,便鼓励她向《小说月报》等刊物投稿(笔名沉樱).她的第一篇小说《妻》,描写了一位青年女性既想独立又为生活所累,异与子女爱发生冲突的矛盾面,写作细腻,颇受读者欢迎.

陈英在复旦排戏期间,为节省时间,就近旁听陈望道老师的课,后来发展到旁听其他老师的课.复旦师生知其为陈望道之高足,亦表示欢迎.不久,上海大学被封,陈英先于其他招收的女生新同学转学到复旦,所以她是复旦第一位女生.

马彦祥与陈英这对“戏剧夫妻”关系,仅维持数年,即告仳离.离婚后的陈英,随即北上,在北京遇到了诗人梁宗岱,陈仰慕梁的才华,与梁结为秦晋之好.

梁宗岱,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法国,法文、英文造诣均颇深,曾担任北大法文系系主任.抗战后,携第二位夫人陈英来到重庆夏坝,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这样一来,陈英的同学留校工作的,只得称陈英为师娘了,此亦抗战初北碚复旦校园内一佳话也.

抗战末期,粱宗岱与同事(如马宗融、赵宋庆等)关系不睦,加上又移情别恋,辞职远走广西,弃教从商,一度脱离学术界.陈英则携子女去了台湾,仍坚持写作,著作等身.晚年定居美国.

与复旦同龄的女生

――顾维钧夫人严幼韵

复旦大学自创办人马相伯以后,多出人瑞(百岁以上老人),除马相伯外,还有孙越崎、毛彦文、李仲南、李兆萱、苏步青、夏征农、蔡尚思、严幼韵等,男寿星尚有三位健在,女寿星除李兆萱外,尚有顾维钧夫人严幼韵.

1927年,复旦大学首招女生,严幼韵从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转学来到复旦.同她一起转学而来的,还有她的好友萧子雄(湖南浏阳人).

沪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大学,在黄浦江畔的军工路上,校长为美国人魏馥兰(FrancisJ.White).经过20年的经营,又有美国教会和各方面的资助,办学条件也不差,为什么严幼韵要转学来到复旦呢?这就要从她的家庭、她的性格方面找原因.

严幼韵出身在一个富商家庭,其父是上海南京路上一家著名的绸布庄的大股东.她虽是浙江慈溪人,却诞生在上海,出入于十里洋场的上层社会,见多识广,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又长于交际,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在女孩上大学极为稀少的20世纪20年代,父母却把她送到沪江大学去学习.

沪江是教会学校,比较保守,清规戒律又多,这使严幼韵感到处处受约束,再加上离家又远,虽有自备汽车,每天要驶过一大段旷野地带,所以未读满一年,听说复旦要招女生,即与萧子雄一起转学来复旦.下面是她的两位同班学晚年对她的回忆:

母校在正式招收女生前的一段时间,商科已经先有两位女生就读.她们系从沪江大学转学来的,一位个子矮的姓萧,另一位身段窈窕,头梳S字形发髻,身穿曳地长裙,足着高跟革履,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的,便是当时闻名沪滨的严幼韵小姐.因为她是通学的(走读生,那一学期还缺乏女生宿舍设备),经常驾着自备小汽车来校上课,车牌系八十四号,而EightyFour(沪语谐音为“爱的花”)便成为她的绰号.有一天,在简公堂上工商管理课时,伊姗姗来迟,课堂内已座无虚席,当时男生谁也不好意思让坐,正在进退为难间,亏得邱正伦老师亲自跑到隔壁教室,端来一把座椅,才把僵局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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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另一位同学的回忆更使人粲然一哂:

那时校花EightyFour(译名“爱的花”),不仅在复旦,而且在全上海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打扮入时,无法形容她的美在何处,至少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学长说她是一“衣服架子”,因为她家是开绸布庄的;好有一比,萧子雄女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嗒嗒,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BondIssueBonds”接着说不下去,足见其魔力之一斑.

“爱的花”做功课大有一套,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打给某位学,说要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归还时洒上一些香水示意,甚至一位周同学正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认为是“受宠若惊”!

严幼韵在沪江、复旦念书时,追求者甚多(沪江的足球健将陆钟恩即为其中之一),但都难入她的“法眼”.毕业后,她与青年外交官杨光结婚,去了伦敦.

数年后,杨光升任中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国当时并无驻菲大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5月10日,驻菲美军投降,日军完全占领菲律宾.我国驻菲总领事馆官员被俘,日军威逼杨光等人对外宣布:中国官员已投降日本.杨光等抗不从命,先被击,后遭日军活埋.

丈夫为国捐躯后,严幼韵作为总领事的夫人,既要组织遗孀们求生存,又要照顾牺牲人员的遗孤,艰难地熬过了3年多,直至日寇投降.在这以后,她又备受生活的煎熬,把她与杨光的3个女儿抚育成人,到1959年54岁时,才与我国外交耆宿顾维钧结婚.

当时,顾维钧已72岁,从外交岗位退居二线,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后任副院长),开始准备撰写他半个多世纪外交生涯的《回忆录》.严幼韵作为他的妻子,既精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又充当他撰写《回忆录》的忠实助手,使他这一部卷帙浩繁、耗资25万美元、长达一万一千多页的英文《回忆录》,经过17年的辛勤耕耘,终于面世.

顾维钧一生结婚3次,3位夫人对顾均有助力,时人在谈论她们的作用时,概括为六个字:、多金、爱情.

他的第一位夫人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唐绍仪十分垂青这位乘龙快婿,使顾走上外交官之途,而唐小姐结婚不到5年即去世.

第二位夫人为印尼华侨首富黄弈柱的女儿黄蕙兰.她自幼出入于富商巨贾豪宅庄园,但止步于皇室政要之门,只有嫁得大使,才能进入社会的最高层.1920年与顾维钧结婚.其父为支持女儿女婿豪华的外交排场,动辄以10万、20万美元相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顾维钧时任我国驻英大使,在伦敦举行了有800多人参加的宴会,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均应邀参加.黄善于交际,应付自如,有时一个晚会握手达2000多次(顾曾建议其子投身外交界,其子说:“我到哪里去找一位富有的妻子?!”顾为之语塞).由于性格上的原因,顾与黄结婚多年后仍仳离.

第三位夫人即严幼韵.她真正给顾维钧以爱,如果不是她的精心照顾、无微不至的关爱,顾很可能活不到98岁.1985年,顾在沐浴时不慎摔倒而去世,她带领子女为之营葬,还按上海嘉定的风俗,在华人开的万寿饭店招待客人吃素宴(上海人称“豆腐饭”).

不久前,校史馆工作人员查找到一张1927年时她的照片,由《顾维钧传》的作者金光耀教授电传给她,她见后十分高兴,回赠了两张2004年她过百岁生日(虚岁)时所拍的照片给母校,并祝母校前途无量!

(选自《复旦经纬:百年掌故及其他》/许有成柳浪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