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丕《典.文》“诗赋欲丽”

点赞:10895 浏览:4503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很明确地表达了其文论观点.那么,诗赋欲丽的观点,有何历史渊源?曹丕所强调理论的出发点又为何?诗赋欲丽的观点在该时期和后世又有何影响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讨论.

关 键 词:曹丕;诗赋;丽

中图分类号:G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0)11-0000-01

一、“诗赋欲丽”文学观念的历史溯源.

从诗赋欲丽这一文学理论观念中可推出两层含义,其一,诗赋作为文学样式被并为同一类.诗是我国流传较早的文体,在历史上,从春秋时期的《诗经》即可看出诗这一体裁使用的广泛性.风、雅、颂,遍及了从社会民间到祭祀的最高仪式.“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以屈原之赋为滥觞,记百六家.在西汉较为被推崇.“不歌而诵谓之赋.”由此可见,诗与赋最初是作为两个不同的文体而存在的.直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那里,诗赋才开始并提于典籍中.刘歆的《七略》中即有《诗赋略》其中记载了屈原、陆贾、孙卿、杂赋和歌诗.由此,诗赋被划为一类,作为与奏章、论说等实用性极强的文体相区别的文学样式而存在,其划分首次凸显了诗赋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因此,诗赋并提有更早的历史溯源,曹丕作为曹魏政权的重要人物,在其《典论自序》中载有“余少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据此可推断,曹丕自幼饱读诗书,其对《史记》,《汉书》也有充分的研究,因此,从经籍中获取“诗赋”这一并提的概念也是必然.可推断,曹丕关于诗赋并提有其继承性,是对这一文学特征的承认.


其二,诗赋的文学性和审美性集中表现为“丽”.而“丽”是从先秦开始的诗赋中就存在的概念,也是诗与赋的重要特征.《诗经》中有很多类似于“有美一人,宛如清扬”之类色彩绚烂的句子,这种“丽”的特征,到了汉代则更加锦上添花.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等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等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丽”的特征在汉赋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班固《汉书》说扬雄之赋“极丽靡之辞”,又说宋玉唐勒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2]p1709.足见楚汉文人对“丽”的热衷.建安时代的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赞扬三曹的作品为“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指出他们既重视抒情,又注意文彩,形成了文情并茂的诗文特征.曹丕的理论,也是对该时期文学创作经验的概括和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所以说诗赋欲丽并不是曹丕的首创.诗赋之丽可上溯到先秦时代,是诗歌表达情感所独有的艺术特色.

二、诗赋欲丽之说与“文学自觉”.

当今学术上普遍认为曹丕的诗赋欲丽说为文学自觉的一种重要理论.但是将这一理论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以看出曹丕这一理论背后浓重的政治意图,无关文学自觉.

首先,曹丕谈论诗赋,强调了“丽”,与传统的讲究现实美刺不一样.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深层的政治抱负.他避讳谈论道德教化,是想笼络更多的人为自己的政治怎么写作.在少了约束后,一些在传统看来品行并不好的人也能进入统治阶层.曹氏由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其次,曹氏集团拥有大批的文人才士.当时以邺下词人为代表.邺下文士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志在经邦治国,拯世济民,他们对自己的才干颇为自负,对自己的仕途有很高的期望值,王粲自比为管仲孟明,他后来作了魏侍中,仍然不满足.刘桢《杂诗》云:“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间,回回自混乱.”显然他对安排给自己的文墨琐事极为厌烦.从以上诗句推断,建安年间,包括曹植在内,王粲、刘桢、丁仪等邺下文士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抑郁不满的情绪.这种抑郁不满主要源于认为自己有经邦济世之才却未被委以重任.而此时,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给在抑郁中的文士多了一个解脱的出口.既然文章要讲求“丽”,那么文士们为了使文章更为符合这一标准,便潜心于诗文的形式,而淡化文章的思想作用.这样一来,那些才子们一心投入到诗文中,淡化对政治的关注,由此有利于减少曹氏各项政治措施实施的阻力.《典论论文》作于曹丕为太子之时,正是其即将施展抱负的时候.他的称帝的抱负势必引起天下人心的剧烈震荡,特别是一些大家士族和一些正统的文人会起来拥护汉朝的政权.“诗赋欲丽”理论的提出就是要将那些士族或者文人的眼光集中到辞藻上,忘记传统的美刺.由此观,曹丕的文学理论更多的与当时政治活动相关联,而无关文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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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赋欲丽之说的文学影响.

在曹丕之前,也有过关于文体的论述,如蔡邕的《独断》,将天子命令群臣之文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将群臣上书天子之文分为章、奏、表、驳议四类,并且指出了各类的要求.但是他讲的是公文程式,不是文学理论.到了曹丕才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看待.严格的说,文学的文体论滥觞于《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确是先秦儒家所未曾涉及的命题.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在他眼里属于形式范畴的“辞”的主要任务是“达”而不需要更多的修饰.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对自先秦以来的诗、赋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概括鲜明地强调了诗赋的文学性特征.总体而言汉代士人偏重道德、政事、德行.诗赋在汉代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等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徘优.”[3]p1996曹丕诗赋并论,并以“丽”归结两者的特性,这与正统的对斌的文体的论述有极大的差异性.

关于“诗赋欲丽”,隋代李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竟骋文华,遂成风俗.”[4]p1544“诗赋欲丽”的文学观念必然使诗斌更加走向个性化的表达,更加注重文辞词藻.因此造就了魏晋时期侈丽的文风.与此同时,如果失去社会的约束,失去现实作用,偏执于形式,必然会使文章成为华丽的堆砌,失去意义和价值.因此,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在后世中也遭到了相应的反驳.刘勰所认为的“魏晋之赋首”中是王粲和刘祯,《文心雕龙诠赋》有:“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他们的赋作是以“遒”、“壮”出彩,这种“遒”、“壮”的内在精神力量来自于士人独立的精神品格,不为现实政治的势力所曲.对于文章的政教作用,已经堆积为士人心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只有在一定分裂、战乱的时期,“诗赋欲丽”的文学观念才被用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而到和平统一的唐代,古文运动重新确立了儒家对于文的统摄作用.“丽”的特征受到很大质疑.

魏征等《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一李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