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诗歌英文再现的押韵

摘 要中文诗歌的英文翻译一直以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对翻译界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本文对中诗英译过程中众多译者所追求的行文押韵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需从每首中文诗歌意境的具体构成入手,要在充分了解当前英文诗歌创作规范的基础上,通过以英语受众较为熟悉的诗歌韵律方式去处理其中的押韵问题.

关 键 词：押韵意境规范格律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一

诗歌作为一种凝聚了文化精髓的凝练语言表达,可谓是文学上的明珠.中国诗歌作为人类诗歌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艺术和语言魅力令世人所神往.但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文诗歌的英文再现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着翻译界的一个难题.这种困难虽不像有些较为悲观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中文诗歌之不可译性；而是与一些翻译家在不顾及具体作品特点和翻译对象的情况下始终固执坚持一定要把中诗的韵味给译出的这种理念有着联系.

曾多年担任《译丛》杂志主编的孔慧怡老师,根据自己多年对中诗英翻译的观察,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但同时也是值得引起诗歌翻译界和理论界深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那些英文造诣还没有达到母语水平的译者来说,但凡在英语译文中想力求押韵的,最终没有一个能够取得成功；这种翻译境界的追求即使对于那些母语就为英语的译者而言也同样是奢望,因为此类翻译成功的案例也同样是凤毛麟角.

孔慧怡老师这里的观察表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中诗英译的过程中,能通过在译作中保持押韵以达到译出中文诗歌的韵味是许多译者的执着追求.第二,在中诗英译的处理中,押韵效果的成功再现是一件几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种译者的主观美好理想和客观的严峻现实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诗歌翻译界的实践家和理论家该去如何思考,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

本文将分别从诗歌意境构建维度、当代诗歌规范和声韵系统差异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对中文诗歌英文再现过程中的押韵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无论是对于中文诗歌还是英文诗歌而言,押韵在众多的诗歌意境构建维度中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可能性.对任何翻译效果的评论要以受众对译文的接受这个角度来进行审视.中文诗歌的英译作为一种具体翻译形式的存在,其译文的优劣也同样应以广大英语受众的感受来衡量.借用著名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来理解,诗歌的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应该实现相同的交际功能.具体地说,就是英译的中文诗歌给英语受众所能带来的审美感受和精神共鸣应与其所对应的中文诗歌所能给中国受众带来的心灵体验是一致的.由于诗歌能给受众带来的心灵体验是通过受众对诗歌这种独特文学样式特质的感知作为载体来有效完成的,所以诗歌这种之所以成为诗歌的特殊意境能否在译语文本中得到有效构建是诗歌翻译取得成功的关键.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981：51）曾说：“诗歌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大胸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最深刻、最普通的旨趣.”黑格尔这里实际上是诠释了他对诗歌意境的一种理解,即：诗歌意境是诗人把细致的心灵体验通过丰富的感性画笔进行的一种呈现.由于人类感性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诗歌意境的表达和创建也必然是多元化的.诗歌这种特殊意境的构建具体到每一首诗的创作过程而言,需要诗人在充分掌握同时代诗歌审美创作规范的基础上,通过有效掌控能够营造诗歌意境的不同维度方可实现.诗歌的这种特殊意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概念,其建构需要诗人在不同维度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来实现.同时,诗歌的这种特殊意境一旦形成,它也能够相应地在各个层面对受众形成不同的冲击,共同帮助受众形成他们对诗歌的具体感受.

朱光潜（1981：46）就曾经在《艺文杂谈》一书里探讨了他对诗歌这种特殊意境和情趣的想法,他指出诗歌骨子里所要表现出的这种情趣需要见之于声音和寄之于意象.其实,朱先生这里所提到声音和意象这两个维度就已经涉及到了诗歌特殊意境的构建问题,只不过除此之外,包括像诗歌语言密度、文字长短和技巧运用在内等的维度都可用作为诗歌意境构建的有效维度.从这里诗歌特殊意境构建维度的多元选择性可以看出,无论其是中文诗歌也好,或是英文诗歌也罢,在一首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人可以动用和选择包括声音、意象、文字和技巧等在内的多种维度去打造隶属于该诗歌的特殊意境.

正是基于这种诗歌意境实现维度的多元化,我们也才应该更加理解诗歌的押韵其实只是在诗意构建中扮演了一个有限角色的作用.因为在这些众多诗歌意境的构建维度中,声音因素只是诗人的一种战略选择,而且对于声音因素本身这种战略考虑而言,押韵这个素材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所以说,译者在翻译这个再创作过程前首先一定要仔细研读所需翻译诗歌意境的构成,具体去感受和分析韵脚因素在整首诗歌诗意的构建中所发挥的功效,对于那些对格律韵脚因素不是非常重视的自由体现代诗歌而言,译者千万不能不加甄别地把押韵视为一种教条的翻译价值取向,因为这样做首先就违背了原来诗歌作品的精神内涵.

其次,不可把押韵奉为中国诗歌英译圭臬的另一重要考虑,是译入语不同时期的诗歌规范对体现诗歌意境这些维度的权重和构成有着不同的要求.正如汉语的诗歌在创作形式上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化一样,英文诗歌在其创作形式上也同样发生了明显且持续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英文诗歌究其意境的创造而言,对包括押韵使用在内的各种维度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并不一样.换句话说,押韵这种诗意的构建维度在诗歌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使用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比如说,就格律使用而言,英语诗歌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就经历了一个极为显著的变化：英文诗歌突破了过去固定格律的束缚,以自由诗体取代旧有体例成为了诗歌发展的新的方向.所以说,作为一名译者,要想使中文诗歌的英文译本能够同样表现出与英文诗歌相同的意境,能够让这些英译的中文诗歌与真正的英文诗歌在文学气质上十分靠近甚至是别无二致,能够最终使它们与对应的这些中文诗歌在两个有着不同语言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受众人群中产生同样的交际功能,那么他就需要及时跟踪和了解英语诗歌在创作风格方向上的转变并能够在中文诗歌的英语译本中对这一变化进行充分的体现；能够以最符合那些英语受众当下诗歌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的方式,把中文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在这个方面,赫尔伯特翟理思和阿瑟韦利两位来自英国不同时代的知名翻译家就给中诗英译中押韵还是不押韵这个问题的处理树立了很好的模式（孔慧怡,1997）：翟理思身处维多利亚年代,其对韵脚的处理所遵循的就是该时代英国的诗歌规范；而韦利身处诗歌革命后的20世纪,其运用的则是“弹性节奏”这种自由体的韵脚方式来适应当时英诗主流的韵脚规范.正是由于这两位前辈都充分考虑了当时英文诗歌的韵律使用习惯,充分照顾到了当时英语受众对诗歌意境的主观感受,才使得他们的中诗英译作品得到了当时英文受众的很好接受,也为后人英译中国诗歌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最后,不可在中文诗歌的英文翻译中教条死板地恪守押韵的原则,还有着基于两种语言声韵系统差别的客观考虑.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的节奏特点也存在着显著差别.就英语来说,它是一种“重音节拍”语；而汉语则是一种“音节节拍”语（许余龙,2002：88）.针对英语这种“重音节拍语”而言,其节奏的显著特征就是语流中相邻重读音节间的时长间隔几乎相等（Cruttenden,2001：250）,重读音节的发音非常饱满而其间的轻读音节往往出现弱化,所以英语节奏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在清晰有力且有规律出现的重读音节中间隔出现了一些语速相对较快且发音中充满了弱化、连读等音变现象的音节.而对于汉语这种“音节节拍语”来说,每个汉字在语流中对应且唯一对应一个音节,虽在这些汉字构成的单词甚至更大的语言单位中,不同汉字就读音也有轻重的区别（刘现强,2007：57）,但每个音节在语流中的发音时长几乎相差无几（Li&Qi,2005）,所以汉语听起来的节奏感觉是均匀平稳的.

上述这种英汉两种语言的节奏特点其实就为对应形成英汉两种诗歌格律的音韵特点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英语诗歌而言,由于英语语流的这种轻、重音节是构成英语节奏的基本元素,所以通过对这些轻、重音节较有规律的组合和排列所形成的音步便成为了英语诗歌中节奏的基本单位.不管是英语中对押韵要求比较严格的格律诗也好,还是突破了韵脚束缚的自由诗也罢,其诗歌声学美感的营造还是主要依靠对不同轻重音节组合安排的“轻重律”.而对于汉语诗歌而言,由于汉语是一字一音的音节节拍语,其语流中每个汉字所对应的有着不同音高的音调是构成汉语节奏的基本元素,通过对不同平仄声调调配所形成的这种“对应交错、相间相重、抑扬顿挫”（刘宓庆,2005：93）的音节分布,就形成了汉语诗歌中节奏的基本风格.对于汉语诗歌声韵和谐的构建,无论是对于那些对押韵有着非常严格要求的古体诗,还是对那些不拘韵脚要求的新诗而言,由汉语语流特征所决定的“平仄律”是其音韵最为明显的特征.

所以,考虑到上述英汉两种语言在诗歌声学美感构建上的主要差异,作为一名中诗英译的译者,他不仅首先要淡化押韵在诗歌翻译中重要性的教条认识,明白即使是在汉语中,韵脚也只是构建汉语诗歌声音和谐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在英译中文诗歌声韵层面的处理上要尊重英语受众对英文诗歌主要依靠音步的“轻重律”来构建声音和谐美的感受习惯,始终把对合适音步的寻找,作为翻译工作的要务.如果只是去一味地寻觅押韵,那么最终结果往往都是无功而返.即使找到了所谓的好的韵脚,但往往会随之出现一些“易词凑韵”、“因韵害义”或“以形损意”（金春笙,2007：97）破坏原作意境展现和意思表达的顾此失彼,这样的努力实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谓得不偿失.借用著名诗人余光中（1984：742）的比喻,这种翻译就像是制作了一件一根羽毛也不少的死鸟标本,虽其形貌皆备但却无法飞翔.

三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在中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如果能够具体分析所要翻译作品的各种诗意维度在该诗歌特殊意境的构建上所发挥的作用；并在了解当代英语诗歌规范的基础上,能够通过以英文受众最易接受的诗歌韵律方式去尝试中文诗歌的英文翻译工作,那么该译作也就获得了最大限度再现原诗精髓的可能性.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最终能使这种再现可能性成为现实的还是一名译者在平时艰辛的实践中所积累的深刻语言体验和扎实翻译功底.借用英国18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曾在其《论批评》中所写的一句话：“笔下之流畅出自于技艺而非偶然,正像学过的舞者舞姿方可轻盈（Trueeaseinwritingeromart,notchance,Asthosemoveeasiestwhohelearn’dto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