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的日子

2008年3月,凤凰周刊记者张婷以志愿者身份赴云南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路西岩吉小学支教.历时半年.其间,她经历了从城市上班族到边远山区教师的角色转换,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困境.或许,曾让张婷困惑、反思的问题,应该同样能引起我们和你们的思考、共鸣.

“为什么去山村支教”这是半年来,我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巨甸镇中心完小校长余国辉与我很熟后,才笑着说,小镇上很多人都向他打听我为何去支教,包括政治避难在内的各种猜测都有.他一一推翻后,那些人瞪大了眼睛：没什么好处来白干活,大概是神经病吧！一位镇上的司机还问我：“回北京后,你们村里会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吧”

选择做志愿者的人,无论何种原因,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个人倒没有过多的特殊想法和使命感,究其根本,大概是源于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心.作为一名记者.我在日常工作中更多的是扮演一名旁观者的角色,而且是旁观“城里人”的活动.我总觉得一定有很多我不曾经历的未知世界,抛开我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规则,以及谋生手段,在远处存在着.这让我好奇.

可是,要探知那个世界,就必须找到我在那里能做事的基点.而志愿乡村教师的身份,最能帮助我实践这种渴望与想象.

山里娃念城里娃的书

我是自己联系的学校,不属任何组织,学校是云南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路西完全小学的教点岩吉小学.所谓完全小学,即指开设一到六年级全部课程的全寄宿制.而它们的教点,通常只有低年级班,不住宿,方便年幼的孩子就近入学,位置也更偏僻.

我负责教三年级的数学和英语,同时带一个学前班,课时全天排满.学生大部分是傈僳族,也有少数纳西族,汉语学习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开始,基础自然比较差.他们每天早上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来学校,午饭基本省略,顶多带个馒头,或拿塑料袋装点米饭,不过这些东西通常在中午之前都吃完了,中午就喝几口凉水；孩子们衣着单薄,基本没有穿袜子的习惯.不过,他们并不感觉自己贫穷,因为周围人都一样,所以也不羡慕,没有自卑自怜.孩子们眼睛闪亮,每天笑得像朵花儿一样,快乐无比.他们与自然的亲近,也是城里孩子无法相比的.

不以分数论高低,每个孩子都非常可爱.有个数学考试得25分的学生,看起来总是傻呵呵的,憨态可掬,却有一副极为动听的好嗓子,歌声犹如天籁,这给他带来许多骄傲与自信.不知道这一天赋在今后的人生中,将为他带来多少快乐.

不过,拿着三年级的教材(西南师大版),我常常犯愁：太多内容超出孩子们的理解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与外界对接.比如,数学课本中讲面积问题时,常有计算一面墙壁,或者一块地板需要铺多少块瓷砖,用哪种瓷砖划算的问题.看着四处透风的木头墙和泥土墙,学生很难明白瓷砖是做什么用的东西.再如遇到给一个游泳池填写正确长度单位的题目,基本也是靠猜,他们都是在河里游泳洗澡,哪里想象得出一个游泳池该有多大.而英语课本中的“天外来客”就更多了,随身听、台灯、汉堡包、小提琴等,都是在孩子们生活经验之外的词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语文、科学课本中也很常见.

目前中国大陆小学生使用的教材多为西南师大版和人教版两种,但无论哪种,都是完全以城市孩子的接受能力为前提编写的,各种练习册、辅导试卷又是根据教材设计的.教材是大一统的,而我们的城乡差别、民族文化差异却有天壤之别.我不知道教育部门这么多年是否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在民族文化传承和汉文化普及上,是否有过区分的、阶梯的渐进教学实践,我唯一看见的,是两个世界的僵硬对接――他们出他们的课本,我们教我们的书,孩子学孩子所能接受的部分.

至于谁对效果负责,好像也没有答案.或者,本不需要答案.

满是泥巴的练习册

学校有位老师从来不布置家庭作业.一开始,我还称赞他是美国式教育,后来才知道,原因是大部分孩子没有做家庭作业的习惯,练习册如果让他们带回家,几星期就脏破得不成样子了.

到学校一个月后,我开始利用周末家访.最先去的是一个叫和玉梅的学生家.她是三年级班上家境最困难的孩子不过成绩却很好.去她家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这也是大部分孩子每天上下学的路.这段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路,让我爬得气喘吁吁.

和玉梅家只有一栋两层的旧房子,而在其他人家,像这样的房子一般都已经淘汰不住人了.在窄小黑暗的卧室里放着三张床,一家四口挤在里面；姐妹俩睡一张床,没有枕头,用衣服垫一下；被褥已经睡得看不出颜色；屋里拉在两颗钉子间的绳子充当了衣柜的角色,挂满了没洗过的和洗过的衣服.

不过,这里即使富裕一点的人家,床上的卫生也就是这样：从来不叠被,一团麻色,衣服就挂绳子上.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家底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更让我感叹的是,没有一个孩子家里有可以用来写作业的桌椅.如有家庭作业要写,他们一般随便找个地方或者地下一趴就写,也难怪他们的练习册整篇整篇的都是泥巴.

除了教科书,孩子们没有一本课外读物,自然也不懂得爱护书本,所以后来朋友和同事捐赠的《新华字典》也是放在学校保管,每天用的时候分发下去.有的家长宁愿每天写彩票,或者一晚上打牌输掉几百元,也不会给孩子写一本《新华字典》.

在阅读和学习习惯上,山里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学前教育都是缺失的.一次次家访,让我明白,学习好的孩子一定有相对重视读书的家长,而有这样氛围的家庭实在少而又少.所以,当我收到和玉梅的妈妈托孩子给我写的希望我能严格管教孩子的纸条时,着实吃了一惊.这张错字连篇的纸条让我有一丝感动.在极其不重视孩子教育的山区这位母亲的举动难能可贵.

艰难“普九”

路西完小前任校长华国忠常感叹,现在的小学生读书越来越幸福,家长需要负担的开支减少了很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村贫困地区加大了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对贫困农村的学生进行“两免一补”,实现全面免费义务教育,不少村小的校舍都在新建或改建,连教点的校舍也大都经过了修缮.华国忠告诉我,路西近200名小学生每学期由政府拨款的人头费是200元,据说这个学期还会增加50元.

不过,伴随着教育的大投入,撤点并校这一行政措施也在大力推进.据余国辉介绍,巨甸镇的9所小学将撤销5个教点,其中包括路西完小的另一个教点――瓦盖小学,今后还会陆续撤得更多.

作为覆盖中国大陆学校的一项政策,撤点并校是一把双刃剑,其核心思想是为了“集中使用优势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教点的教学条件和质量总体不如完小,撤点并校集中了人力物力,学校也方便了管理；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原教点附近的孩子必须去更远的村完小上学.如果是寄宿制学校,对农民而言,孩子的伙食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更糟糕的是,据了解,在广西、贵州等地的贫困山区很多村小没有寄宿制,如果上学的单途路程在三四个小时以上,辍学的可能性极大.

记得一次课间,当地一位老师指着在操场上玩耍的三年级的孩子告诉我,到六年级,便有很多孩子不想读书了,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家里也不愿意花钱再供.然后大约有一半的小学毕业生会上初中,初一时自动回来一些,初二再回来一些,初三大约就剩小学毕业总人数的20％,至于上高中的则更少了.每年路西完小这么多小学毕业生,但是初中毕业的孩子能数得过来.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山村小学,“普六”基本实现,而“普九”仍然很难达到.

失望的阅读课

来学校之后,恰好遇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了一些儿童读物,但书一直放在箱子里,没有使用,其他老师也不愿花精力在和考试分数毫无关系的事情上.

少数民族山区小学老师的年龄一般分两段：一部分是快退休的老教师,另一部分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教师,大部分有中专学历,但半数人本专业并非师范.虽然每个月拿着近1500元的工资,在这里能算有钱人,但年轻老师周末或者检测期都喜欢去丽江,那里的消费水准常使他们觉得囊中羞涩,抱怨教书辛苦又赚钱少,很少有人满意自己的工作.时间久了,也有些能理解他们：在这样的山区教书,面对极差的教学条件和基础差的学生,可能不消三四年就磨去了热情.所以路西完小年轻老师的流动率非常大,这在整个巨甸镇都是普遍情况.

而志愿者的身份能让我超脱一些,希望除了教课,还能带给孩子们更丰富的信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这种拓展教育也许是志愿者比当地老师更愿意和更有资源做的事情.比如读书,我尝试从三年级的数学课中拿时间开阅读课,将捐赠来的图书使用起来.

第一堂阅读课,每个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洗了手.兴奋地等在座位上.我把书分发下去.人手一册,让他们自由阅读,可以相互交换,保持安静.

站在讲台上,默默地看着他们欣喜的小脸,为插图偶尔笑一下,看到昂贵的定价直吐舌头,说实话,我既心酸又失望.这些书每本的大概就是他们半学期的学费,但全班19名学生.只有两个孩子试图逐字去读,大部分只是哗啦啦随意翻着书,急于和别人交换.对于不是他们母语的汉字,他们看着大概也就像我们看英文一样吧,很难体会读书的乐趣.

如果照这个模式开下去,只怕两三次之后,所有的书都哗啦啦翻完了,孩子们便会觉得,读书其实没意思,那就适得其反了.所以,我改变了方式,开始交替朗读两本书：《窗边的小姑娘》和《佐贺的超级阿嬷》,希望能培养他们的兴趣,这个过程,城市的孩子大概三岁以后就依偎在父母身边体会过了.

“你能改变什么”

3个月前,朋友老黄出差路过丽江,特意来山里“探班”.这个有着世外桃源般风景的山村,被他称为“丽江的隔壁”,想要到达我的学校,需分别搭乘小面包车、货车、摩托车等不靠谱的交通工具,甚至步行.

“你觉得你能改变什么”送他从学校下山时,我们一前一后走过搭在河上的窄小木桥,他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让我想起为支教做各种准备工作时,一位当了近10年志愿者的朋友给我打的“预防针”：“尽力做好工作,但不要期待去改变什么,如果抱着这个目的,很可能会失望而归.”

“有支教热情的人不少,但能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坚持下去长期身体力行的更是少而又少.有些志愿者的美好愿望和现实发生冲突时.还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以后再也不支教了.”在丽江古城开旅店的老金感叹说,他的客栈先后接待过不少支教的朋友,是我们去丽江的“据点”.

从老金那里,我听到各种版本的支教故事,当外界给志愿者打上理想、勇气、奉献、传奇经历等标签时,困惑、孤独、失望、郁闷、受挫等不好的感受也伴随着他们,更有人不幸发生意外失去生命.我甚至还听说有两位早期在云南支教的热血青年,如今主要营生手段竟是山村学校旅游,客户便是那些渴望体验支教、奉献爱心的有钱人.

老金本人也很想去我们学校支教,他有些感叹地说：“本来想着去改变什么,结果志愿者自己被改变了.”

走过那座木头小桥,我转身回答老黄：“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的很少,但是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带来其他社会资源,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我学生的下一代也许就能尝到甜头了.”

我承认,支教的经历对我个人的影响,也许比对孩子大.因为我是有意识地去体验,而他们只是无意识地接受.回北京后,我对衣食的要求明显降低了很多,和朋友吃一顿饭也会在心里折合成一个孩子的学费.看报刊杂志时,我的关注点会不自觉偏向山村教育.物质很重要,但在不同要求下,有时候又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每当想起孩子们惊奇闪亮的眼睛,发出聪明求知的光芒.我就想,现在谈“改变”还为时过早.

(摘自《凤凰周刊》2008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