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的故事

点赞:27486 浏览:12939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节,城内一家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男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即如何编写一部真正适合于大众的字典.借助客厅混暗的灯光,熟人们能够依稀辨出这几个人叫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他们是同事,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炮声来说,几位学者在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无疑是件小事.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看,这的确又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发起者,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那位名为魏建功的学者.

魏建功,1901年生人,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也是极具先锋意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国语运动”极为认同.所谓“国语运动”不外乎两个方向,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指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不满30岁开始,魏建功就积极推广这项运动,并展示出惊人的专业才华和组织才能.27岁时,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七名常委之一.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岛,在那里大力推行国语运动达三年之久,使得台湾成为全国最早推行“普通话”的地区.1948年10月,他回到了两党两军即将决战的祖国大地,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新社会的来临.当然,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是可喜的.至少,人们用白话文来书写、交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言文一致.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主流意识.但面对着日益普及的白话环境,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亡具书.常见的字典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白话环境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艾科学分析等弊病.以出‘版于1948年的《国音字典》为例,其中对于“刀”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小船.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这个注释有两点弊端:首先,释义仍用文言表达,而非社会上逐渐流行的白话;其次,对于“刀”的后两种释义,完全是属于古汉语语境,在实际的大众语言中几乎无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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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民众来说,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来作为他们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在魏建功等人看来,这部书的出现,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对母语文字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状态.以此说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个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城墙外的炮声是同等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后,深情地回忆到,“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这件事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叶圣陶关注语文工具书,首先是从一个老资格出版人的角度.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开明书局的时候,他就对其书店出版的《夏氏字典》(夏丐尊、周振甫编)表示疑惑.“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虽将出版应市‘,恐未能畅销.”他曾建议另作小字典,并动手作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后来因故放弃.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眼光,叶圣陶察觉到字典因为“不便于初学”而无法赢得市场.而在数年之后的日记里,他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晰.1952年7月,新字典依然未面世,但社会需求却已经空前旺盛,“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当人们从市面上挑出两种字典让叶圣陶审读鉴定的时候,他发现毛病依旧,“然余观此二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显然,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道必须突破的“瓶颈”.

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魏建功成为了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叶圣陶也作为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开始与魏建功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此时的新政权,百废待兴,各种岗位上对于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极度需求,人们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这样,编写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

编写出版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了.他有着出版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编重担,则众望所归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这一段故事,也是很有传奇味道的.当叶圣陶在1950年3月征询魏建功是否愿意编字典时,这位大学者喜不自禁,一口答应.只是他担忧自己所担任的北大系主任一职,必然要牵制精力,不知如何摆脱.叶圣陶也很干脆,很快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撤销魏建功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于是,魏建功得以“无官之身”投到叶圣陶帐下.不过,刚卸去堂堂北大系主任的他,又被任命为一个小机构的领导,即新华辞书社社长.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机构,附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编审局,规模很小.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1950~1952年,后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它大多数时间只进行一项业务,即编写以它命名的《新华字典》.当魏建功飘然一身上任的时候,辞书社人马匮乏,只有他口袋里揣着的八页淡竹纸.那纸上,楷书工整,誊写着他这两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事实证明,这几张竹纸上的设想,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实现.《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参与新华辞书社首版《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最多时也不过十来人.但对于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字典,每一位参与者都极其投入.以资格最老的魏建功为例,年过半百的他一边坚持在北大授课,一边抽出时间赶到社里主持字典编纂.由于时间紧,他还常常将稿子带回家里审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义务性的.编纂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按理说,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凭借这样的敬业精神,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字典指日可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新华辞书社”的工作于1950年8月正式展开,原计划一年内将《新华字典》完稿出版,未能如愿.后推迟,要求1952年6月修订完工,年底出版,依然落空,再度延期.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才终于杀青付梓.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本已按时完成,当送达终审者叶圣陶手中时,这位专家型的领导肯定“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但还是感觉其普及性明显不够,“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此外初稿还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决定延期出版,进行修改.谁知道,这一改就又是两年多.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连叶圣陶自己也挥笔上阵,以他出版家、文学家、教科书编写专家的手眼,对字典的初稿和修订稿逐字逐句仔细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

其实,我们也不必对魏建功为首的新华辞书社众多学者们感到遗憾,他们对于《新华字典》的最终出版厥功甚伟.只是所有人对于这部新式字典的编撰难度和时间,最初都估计不足,以致一延再延.编写这样一部大众性的普及辞书,对于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因为除了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就连后来亲身参与修订的叶圣陶也深深体会个中滋味,“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欲求精审,谈何容易.”到《新华字典》编纂后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我想这两位新式字典的强力倡导者,此时可能唯有相对苦笑.这几年,他俩除了繁重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外,为这部字典都花费了巨大精力,但结果却依然未尽如人意.还是魏建功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叶圣陶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结果.他们都累了.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第一次印刷.书名由魏建功题签.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十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1957年,《新华字典》开始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多年来,它12次修订,近200次重印.发行量累计已高达4亿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之最.

今天看来,《新华字典》经过数十年的打磨,近百位学者的心血浇灌,已经堪称一部辞书精品.但这一切,都肇基于当初编者自己并不太满意的第一版.其实从那时候起,《新华字典》就划清了它与以往任何汉语文辞书的界限,成为第一部完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以上文所举的“刀”字为例,首版《新华字典》的注解是:1、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刀刃、单刀、镟刀;2、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明白如话,实用简练,与五年前(1948年)出版的所谓《国音字典》,在文风、内容上已有天壤之别.

应该说,首版《新华字典》是汉语言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坐标.在“国语运动”推行40多年之后,以北京音为民族共同语,以白话文为书面表达文字,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成就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确认下来,并以更强大的影响力广为传播.而它似乎也无愧于它的名字――“新华”,通篇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由于编撰者特别注重了“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这部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鲜活的状态,能够让广大民众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实用亲切.而在国民基础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半文盲数量巨大的过去数十年里,一部《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为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华字典》还在不断修订、重印和发行,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度的每个读书人,因为它是随着时代常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魏建功、叶圣陶等一批伟大的奠基者,他们挟带“五四精神”的遗风,怀着语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怎么写作的满腔热情,为世代国人们留下了这部小书,更留下一段动人而悠长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