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现代文学之旅

摘 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最初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到后来的“无形的功利”和“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由开放激昂演变到独立内敛,表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本文意在通过对周作人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状况的简单梳理,描绘周作人先生思想变化的轨迹.

关 键 词：思想轨迹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无形的功利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周作人以其敏锐的文思和飞扬的文采,为“五四”新文学指明了方向,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为新文学开启了新的发展道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周作人也因此被视为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新青年阵营逐步分化,一贯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周作人也渐渐地褪去了激进的外衣,追求文学独立特性,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可以说,从新文学思潮的弄潮儿再到非主潮文学的推崇者,周作人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而又异彩纷呈的文学之路.追随周先生的脚步我们可以描绘出其独特而又精彩的思想轨迹.

一、“五四”时期的顺流而行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1885年出生,经历了清朝的衰亡和民国的动荡.朝代的交替、时局的变动、国内外思潮的涌动,都促使着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尽自己所能去与世事抗争,生命历程也因此变得丰厚、动荡而又极不平凡.周作人的人生也是如此,幼年时期,周作人在三味书屋中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有深厚的汉学功底,这也为他后来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对旧文学阵营发起攻击提供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在国内新学潮的影响下,周作人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轮机专业,在这里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础,后来又考取官费,与他的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一同留学日本.在课余时间他和鲁迅一同翻译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这部译作以翻译介绍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为主,也正是因为这样,周作人有了一种想要用文学为弱小势力呼喊的念头.1911年离日回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四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用文学为弱小势力呼喊的念头变成了行动,他所写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成功地走在了新文学运动的前列,为文学革命及之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树立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周作人也因此成为了当时备受推崇的革命导师式的人物.

在这段时期中,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具体体现在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人的文学》是周作人于1918年12月7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基础,提出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观.“人的文学”观的提出为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关于“人的文学”的探索一直伴随着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进程.这是很多人对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共有的评价.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祖国有志青年在满腔热血轰轰烈烈对旧事物展开攻击时,这篇文章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为在旧文学之后的新文学的建设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奋斗方向,这也是周作人先生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此,周作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风向,迅速喊出了当时人们为文学发展而确定的一种共同的呐喊.面对旧传统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张扬则是用于推翻它的最有力武器.在文学上,反对传统的好办法就是将明清以来掌握在文人士大夫统治者手中文学交还到人民的手中,以唤起更多的力量去反对传统.周作人最先将“人”将加入到文学概念中,使其集结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来影响他人.但也有人认为,此时周作人紧跟时代潮流的摇旗呐喊并非真正来源于他的心灵深处.就如同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提到的“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虽由周作人提出,却又是新文学先驱者的共识,并非周作人的独特的发现,他不过是顺应时潮,即视将新文学运动所渴望的创作内容与方向加以较明确的理论表述”.

无论是来自心底的呐喊还是顺应潮流的应答,周作人的文学主张都为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有着不可抹去的历史功绩.这个时期中,周作人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是属于为人生派的,即主张文学史表现人生的,是带有功利性的.而这个“功利性”也是他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所批判的东西.

二、“落水”之后的文学主张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因为曾经留学日本,并且有一位日本妻子,周作人成了留京看守学校的不二人选.从此,周作人就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

从留守到所谓的“落水”也就是变节投敌,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就是他曾经受到过刺杀,也算是一个令他变节的导火线吧,当然他本性上的软弱也是不能忽略的,之后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之后又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还有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留守北京到实际落水,周作人在自身性格方面的软弱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在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文学方面的理论选择,使得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呈现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特性,也为他日后与文学主潮的逐步背离埋下了伏笔.

周作人于1923年9月集结出版了一本文学论集《自己的园地》,内含《自己的园地》十八篇,《绿洲》十五篇,杂文二十篇.今重加编订,留存《自己的园地》及《绿洲》这两部分,将杂文完全除去,加上《茶话》二十三篇,共计五十六篇,仍总称《自己的园地》.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学理论上的极大的转变.在这本书中,周作人的思想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对先前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所传达出功利主义的理论表示怀疑.1920年,在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一次讲演中,周作人就对当时文坛中“人生派”“艺术派”的分野提出了见解,反对“为什么而什么”的创作态度,主张“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人生的情思”.到了1921年1月为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的时候,周作人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更加心存所惑,提出了“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偏袒”.然后再到1923年《自己的园地》的出版,从这个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转变的轨迹,由最初的怀疑到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确定的认知.《自己的园地》可以看作是周作人最为真实的,也是真正属于他自己内心的认同的关于文学的认识.

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所传递出的“为人生”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不同,在历经“五四”退潮和日本侵华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褪尽激进外衣,回归到平静.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对闲适小品文的提倡,在文学理论上则表现为对美学原则上的“无形的功利”和批评上的宽容原则的坚持.“无形的功利”是指周作人认为文学创作不应以功利性的目的为前提,应该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他认为“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而这样独立的文学则具有一种感染心灵的能力,“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这种在文学创作中对独立文学个性的提倡则必然导致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上对宽容原则的提倡.他认为,“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周作人认为,文艺是由各个不同的个性生发出来的,理所当然是各个不同的,也就不能用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所以要是文艺发达繁荣,则宽容是必要条件.

从“为人生”派的推崇者到非主潮文学的坚守者,周作人的文学之路充斥着偶然和必然：深厚的国学功底是他在文学道路上前进的基础力,留日的生活经历让他接触到了新鲜事物和生命力旺盛的进步思想,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之后“落水”的人生转折,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提出文学理论的生活背景.这些生活中的偶然和必然一起成就了周作人的现代文学之路,成为研究周作人先生现代文学创作不可跳过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