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0808LX398)

摘 要：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本文从文艺期刊入手,以作家秦似为例,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关 键 词：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文学创作；秦似

作者简介：蒋萍,女（1973-）,文学硕士,梧州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这期间,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最突出的表现为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活动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剧作家、音乐家共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展出；许多重要的话剧在这里第一次上演；而出版和发行的著作、报纸和期刊,在全国堪称第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谈战时出版界状况时说：抗战时期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1]4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非常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教育、体育、新闻出版、自然科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甚少,该领域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有待于关注翻译事业的人士去挖掘.

其实当时桂林文化城的翻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据统计,翻译出版的单行本共计177本；刊登有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多达56种,作品达863件；还有无数其计的作品刊登在报纸上.为什么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呢?究其原因,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从古至今“翻译”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事翻译工作者的人也被贬为“翻译匠”,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值得一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活动自然得不到重视,对翻译活动的研究也就迟迟没有开展.在80年代,由于比较文学工作者和翻译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翻译才逐渐走入学者研究的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已成为一门学科,其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也受到同样的礼遇.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直到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文则试图从文艺期刊入手,以作家秦似为例,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研究.

二、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简介

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的翻译活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文艺期刊凭借其独特的特点：周期短、低、内容丰富、发行量大,使其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和《桂林文化大事记》进行整理,抗战8年期间,在桂林共出版的杂志达200多种,而在这200多种期刊中,就有56种刊登翻译作品,且刊登的数量庞大,达863件.《野草》、《人世间》、《文化杂志》、《文艺生活》、《诗创作》等杂志都刊登译作.而且,还发行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以翻译为名的期刊《翻译杂志》,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艺期刊还特意辟出专栏刊登翻译作品,有的还以“高尔基”、“惠特曼”等为名刊登专辑.在文艺期刊上登载作品的文体广泛,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当时为文艺期刊提供译作的作家数量大,据粗略统计人数不下百人,其中包括胡仲持、穆木天、彭慧、巴金、秦似、何家槐等.众多译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以顽强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精品佳作.译介的作品涉及国家之多,文体之齐全,风格之多样,实属罕见.

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对这段历史中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因此,研究丰富多彩的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必须开展.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把以桂林为中心的抗战时期的广西的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作品纳入到我国翻译文学的体系之中,重现桂林在抗战后期和重庆、昆明并重的文学翻译位置.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翻译的主要特点

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国统区一个热点.据统计,抗战8年译介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700多种,其中俄苏作品最多.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爆发之后,出现了俄苏文学译介的.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曹靖华、戈宝权等翻译家.同时,俄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成果也非常丰硕,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也都有了中译本.

其次,欧美国家的主要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马克吐温、雨果、卢梭、大仲马等名家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以美国文学为例,该时期译介的美国文学作品将近30种,例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嘉莉妹妹》等,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人鼠之间》等,以及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等.这些译作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秦似：“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秦似（1917-1986）,原名王缉和,广西博白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长子.王家是一个世代读书的书香家庭,王缉和从小博览群书,童年时就显露出了文学天赋.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9月,王缉和考上了当年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化学系.从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了广西大学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的主编.1938年,西大理工学院迁址桂林.国难当头,热血沸腾的他已不能安心书斋读书,便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2月,王缉和开始向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从此署用“秦似”笔名.秦似的杂文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锋芒,自然引起了《救亡日报》主编夏衍的注意.爱才的夏衍便写信约秦似见面.1940年3月,秦似应约拜见了文学大师夏衍.1940年7月,“野草社”在桂林成立.1940年8月20日,《野草》创刊号问世了,编委有夏衍、聂绀驽、宋云彬、孟超和秦似.据秦似回忆,为了筹办刊物,夏衍约请其他四人聚会,商量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夏衍提议刊物取名“短笛”或“野草”,前者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后者不单“因袭鲁迅”,而是觉得在当时文禁森严、八股文风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引人略有所思”.大家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宗旨是希望通过刊物内的作品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点和心声.在那次聚会上,众人还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泼辣的杂文为主.由于他们的杂文多采用谈天说地、借古论今等隐晦曲折的形式,便形成了《野草》外“软”内“刚”的特点.

秦似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的作用.除“野草社”成员之外,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等一大批现代文学泰斗都是《野草》的热心支持者和撰稿人.“《野草》作家群及桂林其他作家的杂文写作活动,构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杂文创作的重要一翼.”[1]72《野草》创刊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快从三千份增加到一万份,最多时达到三万份.作为主编的秦似工作量十分繁重,既要筹集资金、应付编务、还要应对当局的打压等可他竟然还能另外主编了《野草丛书》,还与孟昌、庄寿慈等人创办和编辑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的整理,在刊登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当中,《文学译报》刊登的译作共计89篇,《野草》刊登的译作共计49篇,这两个期刊对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桂林的抗战文学,起到了极好的滋养作用.

“秦似是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76秦似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全集》,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转而从事杂文写作.抗战时期的秦似与“野草社”其他前辈作家相比,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的杂文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热情奔放,明快流畅,产生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式短评构成了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秦似较有特色的杂文,是刊登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等,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杂文集《感觉的音响》（1941）和《时恋集》（1943）.在翻译活动方面,秦似翻译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1942）并与庄寿慈合译了短篇小说集《饥民们的橡树》（1942）.20世纪40年代,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年代背景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他的主要小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人鼠之间》相继译介到中国.秦似的译本是比较早的版本.桂林抗战时期的创作与翻译活动,是秦似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段,亦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作品.

五、结语

抗战时期的中国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了解和认识了世界,对于投入抗日救亡、抗日运动,起着激励的作用.同时,这些译作滋养了中国的抗战文学,充实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宝库,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揭示了当时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并填补了对桂林抗战期间翻译活动的研究,同时让更多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学、文化的学者和人士投身到翻译活动的研究中,促进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