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学批评理的折衷

摘 要：本文首先对折衷说的产生做出了解释,认为折衷的文学观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学观念,它是对折衷派的文学观点的提炼和总结.折衷说倡导一种健康理想的文学观念,目的是为了挽救积弊重重的南朝文学.折衷说的出现,为误入歧途歧途的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南朝；文学批评；折衷说；刘勰；《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牛嗣修,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师,文学理论.

一、折衷说在南朝的产生

南朝是一个学术环境较为宽松的时代,多元化的文学思想并生并存.我们可以从一现象中看出其时学术交往的活跃,那就是复古派与新变派之间的批评活动.两派相互批判,观点判然有别.双方探讨的是学术问题,是学术之间的较量,因此并没有动用学术之外的力量去干涉.因此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诞生的折衷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折衷派是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古今文体之争的两方之外的第三者,它目睹了两派之间的纷争,对两方的弊端洞若观火,然后加以批判,对它们的合理理论加以吸收.因此折衷的文学观“不像复古派那样为了强调文章的政治社会内容和质朴性,忽视甚至排斥文学的艺术特征；也不像新变派那样竭力追求语言形式的华美,忽略了前代文学所具有的质朴刚健的优良传统和文学的社会功能.”[1]比较来说,折衷的文学观更为合理一些.

折衷的文学观的形成,本文认为它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注意到了文学的文质两要素,而文质又在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文士手中分裂而又难以有机结合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文士对文质的理解不同,追求不同,所以文学的文质彬彬也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折衷的文学观便是对文学的科学合理的认识的产物.

折衷的文学观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与文即文学的形式发展有更多的关联.因为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初阶段,主要表现为形式的发展.文学在汉代出现了初步自觉,“这种自觉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文人创作中对形式美的追求,特别是对偶俪、辞采、声韵的着意讲求”.[2]到了魏晋出现了“文学的自觉”,鲁迅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把文辞美化视为作家“才思”“才文”的外化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强调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到了西晋,“采缛于正始”,文学的形式化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推波助澜,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机在《文赋》中指出：为文“其遣词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在这种理论的鼓动下,讲求文学的技巧和文学的繁缛化成为普遍的风气.到了南朝,作为对形式发展的反思,折衷的文学观也就形成了.

总之,折衷说的形成既受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又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折衷说的提出及其不同的解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自述其著述宗旨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这段话中,刘勰深切感受到弥纶群言的艰难和不易.然而他并不担心“有同乎旧谈者”和“有异乎前论者”,因为他在源头上已经阻塞了失误的渠道,这就是他时刻能够做到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是保证他论文的客观合理性的前提和用以指导论文的理论原则.依靠“折衷”,刘勰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完整体系.

然而在《文心雕龙》研究者那里,折衷之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随着《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不少研究者对“折衷”一词做出了理论阐释.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以李泽厚为代表,李泽厚认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的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继之以例证做进一步说明,“刘勰在《知音》中说：‘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这里所谓‘各执一隅之解’,就是‘多失折衷’的表现,即只见到事物的一个方面.相反‘唯务折衷’则是要同时兼顾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把它们看成是互不相容的.[3]周勋初是深附此说的,他认为,“‘折衷’之说,自然是他研究工作中的基本态度和主要方法.”并且“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和重要原则而被使用,则与儒家学派密切相关.”“折衷”相当于“中庸”之说的“执其两端”和“叩其两端”,刘勰是对这一方法的继承和发展.[4]其二,当代学者高华平认为：“在刘勰那里,‘折衷’乃是折之于素心,即以文学批评主体的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做出判断”.然后对“折衷”说的形成做出了回答,是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意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5]

以上“折衷”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主体精神,对它的解释在研究者探讨的范围内都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应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三、本文理论视野中的折衷

在本文的理论视野内,折衷说是一种明确的文学观念.本文中的“折衷”之说,它的意义与“折衷派”密切相关,关于“折衷派”,王运熙说,“折衷派以颜延之、刘勰、钟嵘、萧统、颜之推等人为代表”,“折衷派的特点是兼重诗赋和实用性文章,基本上肯定汉魏以来骈体文学的发展,对作家的文采颇为重视.但他们强调文风应当华实相扶,文质彬彬,重视雅正,反对浮靡.他们对刘宋以来刻意追求艳体新奇的文风,给以批评指责,认为它们文过于实.”[6]我们的折衷说是对折衷派的观点的提炼和总结,或毋宁说是折衷派作为一个松散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流派在文学观念上的大致相同的倾向.虽然“折衷”一词只出现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但以上诸人却具有大体相同的理论色彩.只是刘勰的“折衷”之说最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就一种文学观念来看,在《文心雕龙》中,表述得最深刻清晰,体现得最全面具体.所以说当“折衷”一词与“折衷派”联系在一起时,表达一种文学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折衷”一词,不仅要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探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把“折衷”之说置于《文心雕龙》的全书,然后再放大到一个跨度更为宽广的南朝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周到细致和深刻的理解“折衷”之说,不致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低级错误.

因此把折衷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把它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来看待,这样它自然而然地涵盖了以上“折衷说”的两种解释.就研究方法而言,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从文学观念出发,它从属于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为文学观念怎么写作.对遍布《文心雕龙》中许多相反相成的文学范畴的处理,其应用最为广泛,如奇正、华实、文质、情采、风骨、通变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刘勰倡导一种刚健充实的文学观,面对“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文风,他深恶痛绝,提出“风骨”这一范畴来矫正之.他并不偏重风骨中的其一,而认为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好的作品.“故炼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主体独立公正的精神是形成健康文学观的重要前提,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文学观念的附属,而一种文学观要想对文学做出合理的认识,主体也必须站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就主体的独立公正精神,尤其表现在《知音》篇,刘勰指出,只有克服评价作品时的“贱同思古”“崇已抑人”和“信伪迷真”等三种缺点,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实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学批评的目的是指导文学创作,也是怎么写作于文学创作,而独立公正的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生命,所以独立公正的精神也是文学观形成的内在因素之一.

总之,“折衷说”是健康的理想的文学观念,因此在文学发展史上意义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