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怪才

青春时的反叛,令我报考了中文系

说到我当年报考中文系的动机和经过,其实有半带赌气的成分.那时候大学联考制度尚未成立,各校各自招生.每一个考生报名时只能填写投考某校的某一系科,若分数够录取标准,便考上自己所填写的那一系科,否则便是落第.

初夏时,校方为我们集体报名,投考“台大”.我负责收集班上同学们的报名表.我们那一班五十多个同学中,除了有一人填考哲学系外,包括我自己在内,其余全部填报外文系.当时我心中不知是生气大家与我同志趣,还是恼火自己与别人同志趣于是,我用刀片小心谨慎地刮去了“外”字,改写为“中”字.后来,台大发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系的录取者中间.

当时确曾有些懊恼.因为我长期计划要读外文系,结果因一时莫名的反叛心理而入了中文系.然而,人生有时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很愉快地修完四年的大学中文系课程,后来又继续读了三年中文研究所,毕业后,留校任教,以迄于今.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还懊恼读中文系吗”我会十分坚定地回答：“绝没有后悔l”非但没有后悔,我实在庆幸自己人了中文系.因为我越多接触我们的古典文学,便越发现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知识和乐趣,我的生活因而更充实,使我感觉生为中国人的幸运和骄傲.

在我个人涉猎我们的古典文学时,经常发现借文字以沟通古今的一种喜悦.譬如《诗经》,在突破文字语言的障碍与差距之后,我们竟发现在那三百篇之中,活跃着超越时空的人类的感情和思想.而当我们读《天问》时,则又惊讶于那里面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有些竟是今日的科学仍无法解答的难题.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太多可贵的文学遗产,钻研我们的古典文学,使我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这条路是漫长遥远的,一个人穷其一生可能也达不到理想的终极,然而,每跨出一步便是一种新鲜的享受与收获的喜悦.

令人难忘的师长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大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因为我最初的志愿是外文系,我向台先生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他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我只得红着脸退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衍,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流畅是最终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后来我自己教书时,也常效此法.

台静农先生豁达而开明的胸襟是我最钦佩的.那时同学之间谣传着：要做台先生的入门弟子,得先学会喝酒抽烟.台先生酒量之大与酒品之佳,为众所公认.每次拜访台先生的家,无论阴晴昼夜冬夏,他总有理由叫我陪他喝一两杯威士忌或白兰地,然后才谈正事或闲聊.台先生早年写过小说,记得是在大三的时候吧,我写了一篇取材于农村背景的短篇小说,请台先生过目指正.两天后,我满怀希望地去听取意见,岂料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猛然醒悟,这是自己写小说的致命伤.我从小生活优裕顺遂,对于外面的风雨世界,只凭想象与同情,未尝有过深刻的体验,无病如何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从此便决心不写小说.不过,台先生还是经常鼓励我多写散文――自己内心的世界.只是,起初他颇嫌我文笔太过华丽,教我要往平实的方向努力才好.经过了年少好炫耀卖弄的时期,近来我自觉得已逐渐收敛,比较能够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我初次遇见朱立民先生,是在文学院右翼属于外文系的长廊上,只见远处走过来一位高挺而衣着称身、风度儒雅的中年教授.二十多年前,学者们的衣着都相当保守,甚而有些土气寒碜才是正常现象.朱先生的时尚西装显得颇为与众不同,果然是英国文学博士,他的儒雅幽默,待人温文有礼,是有缘由的.

朱先生家住瑞安街,与我家仅隔一条复兴南路,偶有开会聚餐等晚归的时候,他总是体贴而礼貌周到地送我回家.但车中所谈,每每也无非就是会议议题的延长而已.我发现说得一口字正腔圆国语的朱先生,原来上海话是他的母语,而他也得悉祖籍台湾的我出生于上海.从此,偶尔见面时,朱先生会夹用几句上海话与我交谈,令人感觉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

除了研究和教学的专长之外,朱先生又禀具行政能力,所以他曾任外文系和研究所的主任兼所长,其后又复出任文学院长.教书以外的许多公务必然是十分辛劳的,有时我们会不期然地相遇于长廊上.我注意到朱先生英挺的身影逐渐有些驼了,潇洒花白的两鬓,也在不知不觉间浸成一头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