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不发***

如果大学不发文凭,一方面,今天从大学毕业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学生,能有多少可以证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上过大学,而确有才能的人们,他们在文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为自己的才能提供证明?文凭不能为教育提供确实凭证,但却又被当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凭证,这岂不是一件既讽刺又不幸的事情?

今天,大学机制的主要功能便是颁发各种文凭,而工作市场中的稍好一点的机会无不以某种文凭为基本条件.颁发文凭让大学实际上掌握了几乎垄断支配工作市场机会的权力.今天,大学的重要性一大半来自它颁发文凭的权力,在以文凭为主的大学体制中,当然有许多以传道解惑授业为志业的教师.但是,人们也常发现,大学文凭所能证明的无非是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度过了4年或更多的时光.大学颁发的文凭是真的,但证明的东西却虚检测不实.这样的文凭也就成了真的检测文凭.

不久前,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某大学英语系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她是到美国来进行毕业实习的,准备一面在快餐店打工,一面学习英语和实地观察美国民情.她应该是她同学中比较优秀的了,但是,她却连美国的入境表格都无法全部看懂.她告诉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师为了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准时毕业（这是学校的要求）,对每个最后通不过考试的学生都作了特别的“帮助”.

自从有文凭以来,便有进学校只为文凭,不求知识,也就是“混文凭”的.大学成为一种体制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弊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把“体制”确定为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这是在12、13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哈斯金斯写道,“今天,一个学生检测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我认识一些教授、学者,他们自报家门时常常会强调自己是师承某某名师,虽然他们在学期间也许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名师”几面,或者鲜有当面受教的机会,他们的师承都是用文凭来证明的.在今天的大学体制中,这就足够了.这些教授、学者成了“导师”,也就常常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生,每年授课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的作用仅仅是在适当的时候,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形的,外在的”的文凭,证明他们已经“学有所成”.

“文凭”（diploma）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原来的意思是“折叠”,也就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文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时又叫“证明”（来自拉丁文的testimonium或testamur）.文凭是知识的证书,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海姆佩尔（HermannHeimpel）所说,证书有“具体性”和“触知性”,使得不可触摸的无形之物（知识）转化为有触知性的实物（文凭）.而且,证书代表了权利本身,得不到证书也就失去了权利.

“”的时候,有的青年人在艰难的逆境中坚持学习,从来没有中断阅读和思考,这种追求教育的目标是知识、真理和人的自我完善.他们无缘进入当时只招收“工农兵”的大学体制,对他们来说,坚持在生活中思考便是上大学,提升智识和生存质量的学习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获得文凭的手段.这种时代逆境反倒成全了“”以后成熟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可能有各种缺陷,但他们是以求知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中国高等教育从“”蒙昧时代过渡到了今天的“启蒙”时代的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

人们常常把“”时期比喻成中国的中世纪,把中世纪想象成一个文化黑暗、知识愚昧的时代.其实,西方的中世纪并不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实就是出现在中世纪.哈斯金斯引用法国神学家帕斯奎蒯司内尔（PasquierQuesnel,1634-1719）的话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batieenhommes.”这种大学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知识遗产,但却没有留下学校的遗址痕迹,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们是可以自由搬迁的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在远离家园、无人保护他们的情况下,为了相互保护、相互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便是最初意义上的学生和教师联盟.正是这样的大学迎来了“一场伟大的学术复兴时期”.

今天的大学有着富丽堂皇的傲人建筑和机构复杂的行政体制,但却未必是一个思想和智识的殿堂,有的甚至已经沦为学店和官场,若不是因为它们垄断了发行文凭的权力,又有多少人会选择,或有必要来到这样的地方呢?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