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国学:国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20世纪末以来,国学一直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且不断升温.各种活动、各种机构、各种论说和各种图书层出不穷.但是关于国学的外延界定和内涵阐释却并不清晰,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国学研究中的或缺更是令人担忧.这种缺失现象既影响了国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对国学的整体、全面和深刻理解,不利于今天的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幸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已渐有清醒认识.最近,我们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共9本）中的几册,尤其是较认真地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十分高兴,不禁深思.

孙、宋两位学者梳理了国学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之初,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提出“国学”一词,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研究.百余年来经过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学传统体系研究阶段,时间自上世纪发端至30年代.以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则有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而以章太炎最为突出.著作最重要的当属章氏将国学系统化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见《国学讲演录》）,显然构成为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系.第二阶段为国学西学体系研究阶段,起自1923年胡适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终于1949年,起始时间与第一阶段略有重叠.在宣言中,胡适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用比较研究法；应该有一个系统,并提出了以现代学术分类系统替代传统分类系统.此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有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与北京大学国学四大家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等.第三阶段是国学缺失阶段,时间为1950―1978年.在这近30年中,内地学者虽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等成果,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学基本上处于整体性缺失状态,国学传统乃至中断.在那个时代,国学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落后、愚昧、封建、反动的代名词.当然,该阶段在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对国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代表人物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著作主要有钱穆的《国史新论》（1953）、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牟宗三的《理则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等.第四阶段为国学复兴阶段,从1979年至20世纪末.1978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也解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国学以生机.国学从此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著名研究专家有季羡林、常宗豪、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朱伯昆等,主要著作有季羡林的《东方文学史》、饶宗颐的《甲骨文通检》（两集）、张岱年的《中国思想研究》、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98）等.

然而,在上述四个阶段的代表著作中,无论是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录》、《梁启超全集》、《胡适全集》、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及其他著述、钱穆的系列史学和诸子著述,还是牟宗三的《理则学》和《中国哲学的物质》、《季羡林全集》、《饶宗颐全集》,它们都是人文和社会类著作,没有或缺乏自然和科技类内容.其实,国学中是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科技类内容的,决不可忽视和无视.为此,吴宓在1925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时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大力研究人文国学（指国学中人文和社会类内容）的同时,要研究国学中的“自然方面”知识,“如河川的变迁、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见《清华周刊》1925年第1期）.可是,前述的国学大家及众多国学研究者都没有重视吴宓的真知灼见,未能认真从事国学中自然和科技知识的研究,给20世纪的国学研究留下了一块令人遗憾的空白.

尽管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等外国学者,在上世纪也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孙、宋两位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开始研究时期”、“建制化研究时期”、“学科化研究时期”三个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游离于国学之外,且多数研究者自己也并不认可它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在1999年,始由孙、宋两位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然国学”一词及其研究领域,并于2001年发表了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见《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自然国学的研究由此迈出了最初的步伐：2006年出版了孙关龙、宋正海主编的《自然国学――20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论文集）；2012年出版了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自然国学开始被学界重视,填补百余年国学研究空白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此间必然要关注到的是,2007年和2008年间,季羡林、冯其庸先后提出了“大国学”概念,认为国学不能局限于儒、释、道,而是由诸子百家组成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不能局限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成果,还应包括不断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成果,如西域学.国学需要不断扩展,有新的演进和发展才是大国学（见《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4日、2009年9月12日）.自然国学是国学在21世纪初的新的深化和拓展,堪称大国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大国学形成的重要标志.随着自然国学研究的登场,国学研究的范畴和思路进一步清晰,而世纪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国学研究机构的先后建立,国学研究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和成熟,以及一系列成果陆续问世,掀开了国学研究新的一页.我们完全赞同孙、宋两位学者把2001年以后的国学研究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大国学阶段.而自然国学的郑重提出正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大国学”,自然国学理所当然地包含其中.自然国学包括中国传统自然观、科学观、技艺观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方法,以及中国传统科学史、中国传统工艺史、中国古代自然史等.这些正如孙、宋两位学者所强调指出：“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至少有甲骨文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属于世界前列；在公元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则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50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工艺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文献数量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见孙、宋一书《总序》）.

自然国学的宗旨就是“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其任务则是“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全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知识,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列新的思维、新的基因”.它既是我国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又是一座科学技术宝库；既是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又是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一领域的开拓,必然大大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积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文化自信.

然而不得不看到的是,百余年来的国学研究偏于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是以简称人文国学,以致国学研究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往更远一点的历史深处看,过去两千年的经学研究也主要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范围,这就使人们误以为国学只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忘了还有自然国学的内容.这与我们历来的主流文化重视抽象、崇尚形而上不无关系.在历史上,我们总是将关于自然界的观测和探究以及科学技术、制造技艺等视为“奇技淫巧”,而奇技淫巧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尚书泰誓下》就说：“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元史》里记载了这种说法：“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将所谓“奇技淫巧之人”与社会崇尚的“贤者”相互对立,认为“奇技淫巧之人”多了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一直到晚清,在排在四大谴责小说之首的《官场现形记》里,还有人物说这样轻慢自然科学的话：“什么火车、轮船,走的虽快,总不外乎奇技淫巧.”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藐视,是造成今天自然国学研究迟缓发展局面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层原因.

承袭着这种漠视和蔑视所积累的历史重负,我们需要在反思中前行.《自然国学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国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成果,也是国学全面化、完整化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国学不再是只有人文国学单轮驶动,而是凭靠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双轮行进,这就必然加速国学的全面振兴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自然国学是国学的一个全新的生长点,从此国学不但能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作用,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发挥作用,使国学不但构成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不可或缺部分.对于当前建设文化强国,显然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但是自然国学研究的道路显然还很漫长.除了起步较晚之外,长期以来自然国学研究的缺位所造成的社会忽视和国民的不甚了解,无疑影响着它的深入和传播,因而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需要做大量的具体而踏实的工作,需要有更多的关于自然国学的力作问世.《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的出版,正是这种努力的一次集中体现,对自然国学的研究定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兹事体大,是故不揣浅陋为之介.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