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合理性审视

摘 要：国学教育是指以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为主要教育材料,旨在培养新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总结出当前中小学国学教育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现象：教育目的上,跟风追潮、追求形式；教育内容上,对传统学术文化“照单全收”；教育方式上,存在“行古礼”、“着古服”、“呆读死记”的仿古倾向；办学形式上,商业性质的“国学班”和现代“私塾”唱主角.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是现代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但这并非意味着照搬、沿袭古习,继承的关键乃是在传统、现代、未来之间建立起真正的意义联系,把传统作为达到未来的基础.

关 键 词：中小学国学教育合理性

国学教育是指以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为主要教育材料,旨在培养新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尽管现今国学教育似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它依然无法掩藏在没有现存蓝图可供参照且经验欠缺的情况下推行时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及错误实践.如果这些谬误不及时予以匡正,将致使国学教育的意义难以体现.通过调查研究,笔者以为现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育目的：跟风追潮、追求形式

国学教育不是简单地背背唐诗宋词元曲、弹弹古筝、练练武术,也不是儒家的单纯教习.学校进行国学教育的最基本要求是：一、教师应具备最基本的国学素养,并能对国学教育内容进行现代阐释；二、学校应具有为学生编写适合学生水平的国学教材的能力,并能为学生创造学习国学的良好氛围；三、学校进行国学教育时应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现在很多中小学进行国学教育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具备进行国学教育的基本能力,而是因为别的学校开设了国学课程,从众心理使它也跟风开设国学课.至于该如何进行国学教育以及国学教育对学生现代价值意识及文化性格形成有何助益作用,这些学校却研究甚少.这就使国学教育偏重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实质性的内容.

有学者明确指出：“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在国学教育的做法上轻描淡写,在学校的某个地方挂一幅古代名人名句,或是名人画像,到附近参观一下博物馆或名胜古迹等,就是所谓的国学教育.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不言自明.”{1}还有学校在进行国学教育时,在外观上尽可能模仿古代私塾――将教室布置得与古代私塾尽可能的相近,学生的课桌要仿造古代的几案,上课时学生和教师还要穿上汉装――以为这样就是国学教育.这样一味追求形式,使国学教育有装模作样之嫌.据天津市语委、汉文化培训中心对天津市国学教育现状的调查显示,目前该市以国学为内容面向中小学生开办各类教学课程的教育机构良莠不齐,暴露出“师资国学素养不高、教材选择过于随意、学生没兴趣收获小”三大弊病.{2}教师国学素养不高,意味着他不能引领学生批判地继承国学,不能对国学教育内容进行现代阐释；对教材的选择过于随意,表明学校无能力或无意识为学生遴选国学教育材料；学生没兴趣收获小则从侧面反映了教学方法不恰当.以上这些事实表明,当前有些中小学进行国学教育,完全是出于从众心理,在国学教育实践中一味追求形式.

二、教育内容：对传统学术文化“照单全收”

教育内容是取材于既成文化世界且为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对学生进行文化陶冶的材料,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学生通过习得教育内容中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的价值意识即心理和价值观念,从而支配他内在的价值需求、价值判断及外在的行为方式.

当前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教育在选取教育内容方面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以“移植”古代蒙学的教育内容方面为主,主要教授学生《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等.据2005年10月3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10月29日由苏州当地几位古文爱好者成立的名为“菊斋”的“现代私塾”开课,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蒙学”,内容为《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治家格言》等；经学部分主要讲授“四书”和《老子》《庄子》《易经》等.二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核心教育内容兼适量选取其他.可见,无论是全盘照搬传统社会蒙学教育内容,还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教育内容,几乎都是将这些内容和盘托出而没有对它予以遴选,更没有对这些教育内容的文化价值精神进行现代阐释.蒙学教育以它们为内容,旨在通过这些内容承载的文化价值精神,形塑学生服从权威与专制统治的价值意识及无为、中庸的文化性格,它作为建构专制社会人才价值意识及文化性格的手段,至少是对专制统治无阻碍作用的.当前中小学国学教育如果对这些传统学术文化不加辨别而“照单全收”,必然会有碍学生的现代价值意识及文化性格的形成.

三、教育方式：“行古礼”、“着古服”、“呆读死记”的仿古倾向

现今中小学国学教育方式颇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主要表现在教学氛围的营造及具体教学方法的采纳上.

首先,在国学教学氛围的营造上表现出仿古、复古倾向.李先梓对苏州菊斋私塾教学氛围描述道：讲台上方挂有一幅孔子画像,对面墙壁上则是一幅“论语”汉隶书法作品；学生的课桌是类似于日本榻榻米式的无腿方桌,坐椅是略高于地面的无腿方凳；“先生”张志义穿着一袭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据说是明代儒生服饰；八名学生盘腿分行而坐；先生左手持经书,右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学生朗诵.{3}

从以上国学教学环境的布置到师生演戏般的着装打扮,便可看出它是在模仿古代私塾教育.传统私塾营造这样的教学氛围,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培养驯民,如在学堂挂上孔子像并让学生早晚行古礼,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让学生养成遵从权威、唯命是从的价值意识与毕恭毕敬的文化性格.在国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价值意识与文化性格是在这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场”、“行为场”中建构的,对传统私塾教学氛围的一味模仿,对学生现代人格的形成不仅毫无助益作用,甚至会反其道而行.其次,在国学教学方法的采纳上,以“呆读死记”为主.据《深圳商报》报道,深圳市目前在二十五所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许多学校要求学生能熟练背诵《大学》《中庸》《千字文》等内容,有的幼儿园也组织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可见,“呆读死记”的教学方式仍在当前的国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学者认为,“反复诵读,是儿童的自然喜好；背书,是他的拿手好戏.”“在理解力不发达的年龄,该‘死背’就须‘死背’,而不理解,以后慢慢理解,可谓终身受益.”{4}因而死记硬背被当做国学教学的主要方法,即使背诵当时不理解的内容也没有关系,“反刍效应”自然会使他日后明白背诵内容的文化价值精神,并将它活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暂且不论这种观点合理与否,“当一种文化、一种教育为死记硬背大开绿灯的时候,这种文化、这种教育已经把科学、科学精神关在了大门以外.”“那种死记硬背的文化教育培养的儿童或国民必然对科学也是死记硬背的,那种死记硬背的文化教育所培植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嗜好死记硬背的保守的僵硬的文化.”{5}

教学方法的采纳及教学氛围营造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其对学生的发展有无益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益处.同一门课程可采用的教学方法甚多,而采用哪种教学方法,关键取决于这种教学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青少年记忆力棒并非意味着他就一定得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这与酒量好的人并不一定要喝得烂醉如泥一样.

四、办学形式：商业性的“国学班”和现代“私塾”唱主角

现行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教育的办学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国学教育纳入现有的公立中小学教育体系之中,在课程计划中增设“国学”课程.二是独立于公立学校体系而设立的、商业性质的“国学班”、“学堂”、“学馆”或说“现代私塾”.当下独立设置“国学班”、“国学学堂”等现代私塾进行国学教育,在新一波的国学教育热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国学的传承主要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即社会性渠道和学校教育.各地方涌现的现代“私塾”,这都是社会参与国学传播的表现.姑且不论其效果如何,这些新进入人们视野的事物无疑是很好的尝试.但是必须看到,在现代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要场所的前提下,复活私塾且将其作为国学教育的主途径是不现实且不可行的.其一,在于诵读古代经典虽可以陶冶人格,却无法替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现代人要生存于现代社会必须掌握一定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其二,在于古代“私塾”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的产物,它已为学校这一形式所替换.私塾在废科举兴学堂之前是国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并非意味着现今进行国学教育仍要以它为基地,对它继承与否要量其为现代社会怎么写作的程度而定.其三,在于已成现代教育主渠道的各级各类学校拥有最充裕的资源支持,它为进行国学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现代私塾无法相比的.同时,由于独立于公立学校的这些“国学班”、“现代私塾”在政府的监管之外,其办学形式会引起诸多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如果以现代私塾为当前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主要途径,势必会带来以下三个问题：一、造成国学教育机构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对立.以“现代私塾”为国学教育主渠道,势必会误导大众下意识地将公立学校与国学教育机构对立起来,以为私塾才是国学教育的最佳选择,因而哪种国学教育在形式上对传统私塾“克隆”得越像就越有市场,也就成为家长们青睐的其子女必去的“修炼之地”.二、现代“私塾”主要以国学为教育内容而将科学文化知识放置次要地位,导致人们分不清国学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孰轻孰重,甚至孕育“国学优越”、“国学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三、伴随独立“国学班”、“读经学校”、“国学学校”而来的国学教育高收费,有可能使国学教育偏离初衷而走向商业化道路.这不但使人们崇敬的国学成为商品市场的紧俏卖点,更为投机者打着国学教育的招牌赚取利益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借口.

{1}高松寿：《基础教育阶段的国学教育》,《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http：//.04898./200706/o2336412.2007-09-04.

{3}胡卫、张继玺：《新观察：中国教育热点（2004―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4}王财贵：《儿童经典诵读的基本理论》,《北京教育（普教版）》2005年第4期.

{5}刘晓东：《“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吗――就儿童读经问题与王财贵先生商榷》,《育导刊（下半月）》2005年第6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珠海市社科“十二五”2012年度社科规划课题（立项编号：201229）系列成果

作者：王红艳,教育学硕士,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职英语教学/教育学原理.

编辑：张晴E?鄄mail：zqmz06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