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摘 要：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和超越,反映了审美理想由和谐向崇高的历史转换.新时期以来,浪漫主义虽然没有成为文学主潮,但渗透在不同的文学潮流中,成为具有启蒙性质的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关 键 词：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启蒙；现代主义

一、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

从审美历史类型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继古典主义之后兴起的文学思潮.相比较而言,古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简单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古代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对立因素还都处于未分化的素朴的统一状态,由此形成了以客体性为基础的和谐的审美理想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而近现代社会生产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使各种矛盾得到了裂变式的充分发展,个人主体开始冲破了总体客体的束缚,有力推动着美学理想由静态和谐向动态崇高的历史转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取代古典主义成为文学主潮的.因此,“一个主体性,―个客体性；―个分裂对立,―个素朴和谐.这两大特征,使近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古代的古典主义根本区别开来.”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则主要在于“一种偏重于客观再现,一种偏重于主观表现；一种偏重于客观现实,一种偏重于主观理想；一种偏重于认识、思维和勤奋,―种偏重于情感、想象和天才；一种是向感性的外部世界拓展,一种是向理性的内心世界开掘.前者是现实主义,后者是浪漫主义”.

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中国是伴随着明代中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而兴起的,但很快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而走向沉寂.这种状况直到近代才发生变化.当时,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逼迫下,中国不得不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现代性变革,到了“五四”时期,以救亡为内在目的的启蒙现代性思想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一样,都打上了鲜明的启蒙主义的印记,体现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从容不迫的思想启蒙建设失去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峻急焦灼的救亡意识开始产生笼罩性的影响.这样.从古代客体性压扣中摆脱出来的个人主体又重新受到政治客体的控制,审美理想也由现代矛盾冲突的崇高美向古典封闭统一的和谐美发生逆转,而古典主义则以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借尸还魂,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二、中国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古典化变异

1949年之后,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但是,冷战的国际环境使充满味的战时文化一直延续下来,社会结构也因此走向了高度的政治―体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以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批判和清除,个人主体性的“小我”不得不投入到神圣的政治客体“大我”的怀抱.这样就掩盖和压制了主客体的内在矛盾,造成其强制性的统一.表现在审美理想上,则是制造“无冲突论”的和谐幻象,并由此奠定了高度政治化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主导地位.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新古典主义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所建立的审美规范,经历了一个从“自觉认信”的主义话语到纪律约束的政党话语再到权威独断的领袖话语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开始于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定型于50-70年代的新中国文学.在郭小川、贺敬之等^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中,如果说纵情欢唱的颂歌明显反映了古典主义和谐美的理想,那么,充满剑拔弩张的斗争气息的战歌则是仅仅在形式上制造了虚张声势的矛盾冲突,由于缺乏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导致其表现的审美理想常常流于伪崇高.同样,在充满戏剧化冲突和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样板戏以及像《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之类的样板小说中,或是在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为代表的与颂歌同调的散文创作中,革命的浪漫主义也都发生了向古典主义的深刻变异.

打着革命浪漫主义旗号的高度政治化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反映了中国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强烈愿望和美好理想.在西方,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也有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面.而目不少浪漫主义作家还卷入了激进的政治革命之中.但那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强大的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有着丰富深刻的现代性内涵,因而不会发生审美理想由崇高向和谐的逆转和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回归的现象.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阶段,因而,追求一种反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往往难以与前现代的保守主义、专制主义划清界限,结果很容易导致古典和谐的审美理想占据主导地位和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

三、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的悲剧性收场表明中国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进试验遭受了严重挫折,于是,在进入“新时期”之后,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开始让位于对经济现代化的务实追求,另一方面,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再度勃兴,体现了崇高审美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重新成为时代的主潮.显然,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潮流和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已经绝迹.实际上,在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因素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就小说而言,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占据文坛主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多数作品,都难以做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冷静客观的审视态度,而带有浪漫主义情感放纵的强烈主观性特点.同样.张承志、梁晓声等人的小说中所表现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气质,史铁生小说中所流露的脉脉温情,王蒙小说中所蕴含的幽默元素、邓刚小说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而展现出的阳刚之美,都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融入了浪漫主义的因子.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文学“向内转”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理论上以主观情感为核心的审美体验论逐步取代了传统认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诗学模式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霸权面临严峻挑战,而现代主义则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文学主潮,这个时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运动就标志着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已形成一定规模.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启蒙思想的双重疏离而获取审美的独立性.对于寻根文学来说,一方面,既有价值体系的崩溃使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对民俗风情的玩味又使之并未达到彻底的虚无,从而与悲观阴郁的西方现代主义拉开了距离,而具有了某种浪漫主义特色.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实际上并非无迹可寻.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再到寻根文学,可以勾勒出一条以反思启蒙现实性和拒斥政治干预的浪漫主义的发展线索.

但是,寻根文学的复古主义梦幻并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出现的先锋小说和新生代诗歌以更为激进的虚无主义姿态推进了形式主义的文体革命,从而形成了更为纯粹的现代主义创作.

在中国,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于形式主义的美学追求和对于虚无主义思想观念的表达,同样采取了以美学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的策略.但中国的“”毕竟与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相差甚远,在西方已陷入深重危机的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还是需要努力追求的未竞之业.因而,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美学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就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彻底,无论是对审美自律的捍卫,还是对虚无主义观念的热情,都具有针对僵化保守思想的解毒功能,体现了建构个人主体性的历史要求,这本身就蕴含了启蒙主义思想.应该说,在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启蒙现代性既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又得到了顽强的表现.因而,较之西方,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文学元素.像新生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海子,通过太阳、麦地等意象所构造的审美乌托邦,就突出表现了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特点.而这一特征在西川、骆一禾、戈麦、王家新、柏桦、吕德安、张枣、陈东东等“深度抒情”的诗人那里,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消费文化开始勃兴,启蒙主义崇高的精神主体已难以抵御物质的洪流.1993年开始,持续数年的人文精神论争表明“”后思想文化界建立在对现代化的乐观想象基础上的启蒙共识已不复存在了,以审美自律的形式表达启蒙现代性内容的“纯文学”无可挽回地“失却轰动效应”,走向了社会边缘.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亵渎神圣、“躲避崇高”的时代,张炜、张承志等人却“以笔为旗”,踏上“忧愤的归途”,对市场化进程中的负面现象进行了激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批判,显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为代表的青春文学的兴盛,又为浪漫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无论是愤世嫉俗的青春叛逆,还是风花雪月的纯洁恋情,都包含着浓郁的浪漫情愫.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漫漫长途中,浪漫主义文学应该仍会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