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国考”狂:到“体制内”去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2011年2月14日,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可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目标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纪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六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2011年,五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发酵.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我为“国考”狂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而没参加“国考”.

直至硕士毕业时,李鸿君发现“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五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十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而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

2010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博士学位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

“体制”汹涌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地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写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也就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毕业生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的人员才不过四万余人.

然而,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八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上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曾拥有梦想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写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元的写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赵鑫杰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4000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撞死”.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八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体制内”生存

每年回老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进入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儿,“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问他“需要查重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写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五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写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等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他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如曹亮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文中名字皆为化名）

（摘自2011年2月2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