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史”可能吗?

内容提要东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史的编写历程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史中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形成期奠定了国内的“东方文学史”的固定结构,而发展期则是对前一时期的固定模式的突破尝试.本文主要分析国内相关著述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的东方文学史著述的走向.

关 键 词东方文学史观重写文学史东方文学

作为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文学史”的主要基础是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撰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家们则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我们不仅是在为真理和人类而工作,我们也在为祖国而工作.”随着国内理论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实践,东方文学学界对东方文学的观念和东方文学史相关著述的关注也成为一个话题.在国内相关学者们的推动下,东方文学观也逐渐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东方文学学界已普遍认同了东方文学是由若干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集合概念,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以此超越国别文学的研究,上升到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层次.在东方文学史及相关著述中追忆和讲述的东方文学从一开始便置身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

东方文学作为区域总体文学之一种,与西方文学共同构成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8年,为了打破西方文学一统天下的架势,国内高校开始设立东方文学学科以来,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已走过近60年的光阴.这门学科的文学史实践,以1983年2月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出版算起,也有30年的历程.这期间出版的各类“东方文学史”,即便不包括各类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里的“东方部分”,也已有十多部,构成了国内“东方文学史”的序列.这十多部相对独立的“东方文学史”中,资料丰富鸿篇巨制的文学史有之,线索简单条目分明的文学史有之,力求全面清晰的教学指向型文学史有之,进行纵深研究的学术指向型文学史有之,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受意识形态所局限者有之,在学科内各种新观点、新材料的争鸣中举棋不定者有之.无疑,每一部“东方文学史”著述的出现都摆脱不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大的时代背景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内自身的探索与突破.

文学史可以算作历史之一种.一方面,历史的书写需要建立在充分的史料之上.于是书写文学史的实践或可成为对某一门文学学科研究之深度的检验.另一方面,对历史的书写则是一种行使话语权力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文学史实践看作赋予某一门文学学科以合法性存在的依据.对这由十多部“东方文学史”组成的序列进行梳理,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东方文学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历程,进而对学科的未来做出思考.

国内“东方文学史”的编写历史大致可以以1990年梁潮、麦永雄、卢铁澎编写的《新东方文学史》出版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内“东方文学史”的基本结构被确定下来,或可视为“东方文学史”的形成期；第二阶段则更像对第一阶段的背离（对这一固定结构的突破不断被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向着不同方向进行）,新的编著方式不断被实践.于是,这一阶段或可视为“东方文学史”的发展期.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是开放的――带有突破性质的尝试行为并没有终止；而且,由于尝试过程中并未形成新的固定模式供后来者当作靶子进行突破,因而也就很难说在何时终止了.

一、步伐犹疑的形成期（1983-1989）

这一阶段出版的东方文学史共有五部.无论是在对对象的认识上,还是在对对象的处理方式上,乃至在对自身的构建上,这五部文学史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概括为纯文学观下的、拼盘结构式的、带有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指向型的东方文学简史.当然,在具体章节上,尝试突围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依旧摆脱不了80年代国内文学研究背景的限制.

文学史功能是指导文学史编著的重要原则,它在实现的过程中对文学史的内部形式起到指导作用.然而,对文学史功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往往并不来自文学史内部.

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的一种,或可将其功能理解为认识与教育.然而,被哪些人认识,教育哪些人,则使文学史形成研究指向型、教学指向型、乃至普及指向型等不同的功能类型；而教育这些人的目的,则可使文学史的功能指向进一步细化.

具体到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著述,我们会发现：《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在前言部分便开宗明义自称为“本教材”,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则更进一步说明：“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而编写的教材.”《东方文学简史》脱胎于1982年暑期教育部在承德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教师讲习班.《简明东方文学史》和《东方文学简编》也大体遵照教材编写的模式,且都是由数位在高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共同编著而成.其实,从文学史的篇幅、内容、结构、表述上来看,这五部“东方文学史”皆可视作对大学文科生进行东方文学教育的教材.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需要联系到国内整个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其实,就如东方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入侵东方的情况下被迫诞生一般,建国以来,东方文学这一门学科的诞生便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等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研究与教学条件尚不成熟――“当时,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另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资料严重匮乏.”于是只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参与的老师们有的之前是从事俄国文学等方向的.但国内的东方文学学科又不似东方现代文学有西方文学作为对象进行借鉴乃至照搬――这一学科可供参考的对象也不存在,自行摸索的困境可见一斑.如此勉为其难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十年浩劫后的80年代.正如《东方文学简史》后记中提到的那样：“1982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一次大型的外国文学教学会议中,许多同志提出了培养东方文学教师和提供教材的要求.”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在这一阶段“东方文学史”编著者的背后存在的身影：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等其实都在为这门学科创造条件.“要建立东方文学学科,必须建立东方文学学科体系,而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则首先体现在一系列东方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中.”文学史教材的编著则成为建立该学科话语的尝试之一,是该学科由条件匮乏下的非正常发展转变为条件成熟下的正常发展的一种争取.同时,文学史教材的编著,也使这一学科培养高校师资和扩充研究队伍的尝试成为可能.在学科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文学史教材的编著,一方面受制于相关资料的有限,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对实际教学的适应,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较之于深层的逻辑线索,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编著更侧重于表层上的对具体文本的介绍与分析,也即是说,更类似于作品汇编.突显这种特征的是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共同的结构：即采用章节体编写方式,按时代大体分为上古编、中古编、近代编和现当代编.上古和中古的分野是以东方各国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为界；近代的开始是以19世纪西方入侵东方为标志；现当代的开始则是以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后东方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诞生为标志.在以时代命名的各编下设以国别或地区命名的章,多以中国、印度、阿拉伯一伊斯兰三大文化圈为统领,即大致分为东亚章、南亚章、东南亚章、西亚北非章,乃至黑非洲章.每章的第一节为概述节,此后各节以作家作品命名.基本是“五段式”的写作：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及作家作品影响.这一结构虽然很难说仅仅是由上述原因衍生而出,但又确实步步都体现着上述原因的影响.在其后的“东方文学史”编著中,这一结构被不断采用――如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郁龙余、孟昭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孟昭毅、黎跃进编著的《简明东方文学史》,何乃英编著的《新编简明东方文学》等等.在国内存在的各种东方文学史结构中,这一结构的出现频率最高,其稳固性由此可见.当然,稳固同时也意味着四平八稳,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以拼盘式的处理方式来论述东方各国文学,导致缺乏对东方总体文学的建构,也无法使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共通性得到体现等等.对这一稳固结构的不断挑战与超越,也是下一阶段文学史相关编著持续的主旋律.

就如季羡林在论及东方文学概念时常提及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一般,一方面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大的时代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文学创作,同时,更具体的历史与政治的话语则左右着文学研究.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它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也相应地受到牵制；另一方面,文学史作为史论的一种,对其进行编著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对权力话语的一种行使.但这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地行使话语权,行使来自何方的话语,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为文学史主体的编著者或可将文学史的编著变成对话语的一种传达,那么文学史就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编著者也可将文学史的编著变成学科话语的探索,那么文学史的编著则是通过对具体时代限制的超越来获得对学科独立发展的推动.但后一种情况在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编著中并未得到积极体现.

通过前文对这一阶段“东方文学史”编著过程中所处的学科背景的提及,我们不难想见此时的“东方文学史”有着怎样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色彩.所谓的旧有的意识形态,往往在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阐释社会发展状况,多用阶级论分析的思路.于是对作品的分析,也多从社会学的阶级论角度出发,对作品价值的判断以其体现的思想为标准,对其思想的判断又以其体现的阶级思想为标准,实际上失却了文学自身的学科话语.意识形态的影响是这一阶段东方文学史著述共有的显在表现.例如：《东方文学简史》中对《沙恭达罗》的解读持阶级立场,过于强调一夫一妻制；在《简明东方文学史》中对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意义的评价中,流露出加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才能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思想倾向,等等.

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限于对具体文本的评价上,还体现在包括“东方文学史”结构鸟瞰在内的宏观脉络上.这一点可能会使我们首先想到前文对这一阶段“东方文学史”结构的描述中显现的问题：东方文学时代的划分其实是以社会形态的变革为参照,而非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参照.当然,这种结构在后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中仍被反复采用,至今仍是“东方文学史”分期中最稳固的结构,所以我们或可推测,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远非意识形态影响所能解释,也一定存在着学科内部建设不够充分等原因.但这一结构下设的章节往往也沉陷在社会分析乃至阶级分析的桎梏中.如东方各地域的现当代文学常常是多元的.文学史对此进行的区分,则多按阶级观点区分为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及其他,而不是从文学思潮的演变区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及其他.

与结构上的问题相关的是宏观整体的线索的缺失.这五部“东方文学史”在现当代部分论及日本文学时都对无产阶级文学大书特书,而忽视了唯美派的发展；及至二战之后,也仍将关注点集中在无产阶级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上,对日本文坛的其他线索多有忽视,或简单予以否定：如《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在“现代日本文学”章的“概述”节中对战后文学的论述包括战后派、现实主义作家、大众文学,其他则归入资产阶级文学,并予以否定评价：“随着资产阶级没落、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文坛上文学、恐怖文学、颓废文学渐渐泛滥起来了,对日本人民起了有害的影响；为了适应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文学也有所出现.”《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在“现代东亚文学”章的“概述”节,将二战后的日本文学描述为：“各种杂志相继复刊或创刊,各种文学倾向蜂起,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战时被迫辍笔的老作家的创作、颓废文学等.”这一描述中包含的线索相对丰富,但后文论及的依旧是与无产阶级文学有顺承关系的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对战后涌现的新老作家亦有提及,但对三岛由纪夫、太宰治等人则一并予以否定.《东方文学简编》在“现代文学”章“日本文学（一）――综述”节,主要介绍战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及进步文学（占主要篇幅）,“战后派”文学,主义立场的现实主义作家,大众文学,现代派文学.此外,同样是在现当代部分,五部文学史中只对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进行介绍,韩国文学完全不提.这种线索的缺失必然导致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文学的宏观认识上的片面.这其实涉及到了作为文学史主体的编著者对视野之外的所谓另类存在的态度：是努力去认识,还是视而不见?我们知道,客观历史无法重现,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只存在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不断构造的操作行为中.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是历史的文学,是叙文学之事的文学.文学史著述者的著述行为是受制于主体的视野的,主体的视野又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观念的关照之下.于是,对视野外的存在采取积极的态度,也就为超越意识形态的桎梏提供了可能.二、尚未终结的发展期（1990-）

随着前一阶段的积累,90年代以来,“东方文学史”开始向着多元化发展.之前各种东方文学史之间的惊人相似已经不见.虽然固定结构几乎未被触动,但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的东方文学史不时出现,而且挑战来自不同的方向.即便是遵照这种结构继续写成的东方文学史著作,也在结构之下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东方文学作为独立学科为自身发展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进一步壮大,对这一学科的探索更为深入,资料更为丰富,文学史种类也更为多样.

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著作有11部.以《新东方文学史》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是因为这部著作对上一阶段固定的文学史功能（教材指向型）、篇章结构等方面均有所超越.全书按时间分为两编,为“古代东方文学”编和“中古东方文学”编.时代的划分依旧以社会形态为准：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为古代,封建社会为中古.两编下设九章,每编第一章为该时代“东方文学扫描”,之后各章皆以作家作品命名,分别是《吉尔伽美什》、《圣经旧约》、印度两大史诗、迦梨陀娑及其名剧《沙恭达罗》、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一千零一夜》和萨迪的《蔷薇园》.从目录来看,这部著作更类似拼盘式的作家作品研究,史论部分集中在“东方文学扫描”章上.与上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相比,这本著作是对某一时代的东方总体文学进行论述,条理相对清晰,论及的作品更全面,对史料的引征也更丰富,着重于研究角度.在作家作品专章里,其史料性和研究性进一步突出――附于每一章后面的注解和“本章编写所参考吸收的研究成果目录”多达数页甚至十数页,其实――就如之前对东方文学概念的重新辨析一般――是对国内此前的研究之总结、概括与提升.

随后的《东方现代文学史》与《东方文学史》（季羡林主编,以下简称“季版”）无疑都是资料丰富的鸿篇巨制.东方文学地理范围广,跨越时间长,发展线索多,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显然需要篇幅上的保证.而国内的“东方文学史”著述大都是30万至40万字篇幅,冠之以“简明”之名的则往往是20万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史论述的细致到位.而这两部“东方文学史”则凭借编排与篇幅的优势,尝试弥补这种不足.宏大的编著队伍与语言优势使这两部文学史囊括了相当数量之前的东方文学史未提及的史料,一方面可以对某些国内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进行填补；另一方面,与之前的东方文学史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论述相比,这两部著作的史论性更强,对各时期文学状况的描绘更趋向立体与多元.如《东方文学史》（季版）与此前同为北大东语系学者编写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相比,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有所减少,但涉及的作品大量增加,涵盖的时代与地区更为全面；介绍作品时,《东方文学史》（季版）也不只停留在文本,而是结合当时整个地区的文学状况,更加注重文化背景的意义.这种转变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介绍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如对印度两大史诗的论述,《东方文学史》（季版）去掉了“史诗作者”这种表述,强调作品口承性与文本的流动性,并对史诗的几种抄本做了简要说明；对缅甸和柬埔寨的碑铭文学的论述,也带有考据色彩.其实,将碑铭文学引入文学史论述的范畴本身就是对指涉作家文学的纯文学观与包含了民间文学的大文学观之间相对模糊的界限的探讨.而这种表述,则是对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的重新认识.

《东方文学史通论》一书对新的东方文学史理论建构做了有益的尝试.在结构上,作者将东方文学史划分为：信仰的文学时代、贵族化的文学时代、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近代化的文学时代和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全书以这五个时代分为五编.这种划分没有拘泥于具体的时限（何况某些时代划分还存在部分重合,如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和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而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从每个时代抽绎出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该时代文学本质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思潮,进行分别论述之”.各时代编下基本仍按地域进行分节,对该时代东方文学进行整体论述.与之前拼盘式“东方文学史”相比,《东方文学史通论》似乎有所突破.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过于追求东方文学的总体性,是否会破坏了东方文学史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还有本书篇幅456页,涉及日本文学的篇幅多达170多页,是否有过于强调日本文学之嫌?

相对而言,《简明东方文学史》（孟昭毅、黎跃进编著,以下简称“孟黎版”）和《新编简明东方文学》是比较适宜教学的东方文学史教材.两部文学史都冠以“简明”之名,“是因为东方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虽然前人云：‘书越读越薄,越写越厚’,但事实上,这种教材的编写厚度是要有限度的.”于是,“规模力求适当”,“既给教师提供足够的内容,又给教师留有充分的余地,使教师可以灵活掌握,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正如编著者对“简明”的理解,“‘简明’不是‘简易’,而是重点突出；‘简明’不是‘浅白’,而是条理明晰”.两部东方文学史都条理清楚,线索分明.利用既有的东方文学史拼盘结构,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划分章节,而各章节下除了时代背景与文学概述的总论节以外,各节则多以作家作品为主.《新编简明东方文学》更是在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中采用了板块式结构,在该节下专门拉出作品故事情节梗概、作家小传等项,而项外的正文部分则着重论及作品形式、人物思想、艺术特征、研究状况等情况.每章结尾处列出的思考题,则更适合课堂教学.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东方文学史”都对东方各区域文学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对与中国文学的交流进行了专门的关注.《简明东方文学史》（孟黎版）在每章下都设该时段的“东方文学交流”节,而《新编简明东方文学》在论述作家作品时都会提及该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此前的“东方文学史”虽然也会论及交流情况,但并未在书中设专节或专项.此种情况的产生,或可体现出编著者在学科建设中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与比较文学意识.

此外,上一阶段提及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也在这一阶段经历多次修订再版.两部文学史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编朱维之与陶德臻先后过世,《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的修订随之在第二版停止,而《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仍进行了两次修订并再版,每次修订都有全国多所高校共二十余名执笔者参与.两部文学史的大框架在修订化不大,均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编：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其后几版为古代、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然后按照埃及、阿拉伯、印度、朝鲜、越南、印尼等国别进行分章（两部文学史的修订版都改为按照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分章）,最后按作家作品分节.这种框架实际上稳固了“东方文学史”的拼盘式结构.但在四平八稳的大框架之下,再版时都有篇章上的调整、细节上的修补,概念逐渐明确,观念有所转变,资料日益丰富.不过,不得不提到的是国内东方文学概念的发展演变.早在1959年,季羡林和刘振瀛合作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长文《五四运动以来40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该论文详细概述了亚非两大洲26个国家文学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情况,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亚非文学的概念,认为亚非这一概念是指亚洲和非洲的全部文学而言的,并提出“作为亚洲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学中的东方部分是必须包括进来的”.可见亚非这一概念是特指地理概念.作者认为,在整合亚非各国文学的基础上,应该把亚非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一门新兴的学问、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并开展教学的设想和目标.但作为国内最早的东方文学史,第一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甚至都未出现“东方文学”一词.前言部分对亚非社会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其姐妹篇《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的提及,似乎使我们觉得亚非这一概念可以与欧美概念相对.而第四版的导论中,编著者明确指出：“亚非文学（又称东方文学）是指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亚非文学是与欧美文学（又称西方文学）相对而言的,二者均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显然不是这部文学史要处理的问题,整本书只是侧重于探索将亚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并在一起的可行性,而不是构建东方文学概念.名为“亚非文学”,但亚非文学之间比例失衡,尤其是黑非洲现当代之前文学的缺失,全书仅有“大多数民族都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流传下来,但书面文学流传下来的却很少”一句带过.于是,东方文学是否就是亚非文学的暧昧性又一次显现.在东方文学学科中,“东方文学”这个名称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称”,而如何构建这一对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仍需相关学界进一步探讨.

三、困境与尝试

很明显,我国已经出版的东方文学史著作多数属于教科书,真正研究性的文学史还比较少.所谓的“东方文学史”,不但不可能包容东方文学的全部,即使是作为教材所提供的阅读文本的方法,也同样不可能成为阅读丰富多样的东方文学的普遍原则.本文对相关著述所作的考察和分析比较粗略,也为时尚早,它还牵扯到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和学术体制等诸多方面.但毫无疑义的是国内出版的相关东方文学史著述都面临如下基本相似的问题.

本文提及的东方文学史多是在纯文学观观照下的文学史,是作家文学史.作家文学是其主线,集体性创作的民间文学被视为副线.这对某一区域的现当代文学史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并不显著,但对有着在时间上数倍长于书面文学阶段的口承文学阶段的东方文学而言,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东方民间文学在这一观念左右下的文学史中则并未得到充分表述.往往是主线并未产生,或者主线和副线有交叉的情况下,才会将被视为副线的民间文学纳入其中.主线是相对完整的,而副线则会出现缺失,副线上的作品成为孤立的作品.为了保证整部史论在叙述上的完整,编写者多会在对某部民间文学的作品进行背景介绍时梳理副线,以实现将民间文学的副线纳入东方文学史中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压缩塞入.这一行为的背后,充满着将民间文学作品纳入到作家文学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民间文学的论述,从作品上而言,主要集中于古埃及神话、故事、歌谣,《亡灵书》,苏美尔和阿卡德神话,《吉尔伽美什》,《旧约》中的希伯来神话与诗歌,印度的《吠陀本集》,两大史诗,《五卷书》,阿拉伯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日本的《万叶集》等,这些介绍往往只是冰山一角,缺乏系统性.从论述方式而言,依旧是作品形成背景、作品内容梗概、作品艺术特征、作品后世影响几方面.民间文学有其特有的语境.该种文学的文本不单是整理成文字的作品,还包括具体的表演事件,由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构成.这些内容在国内的东方文学史写作中很难被囊括.此外,每部民间文学作品的发展流变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史中也无法通过对某个具体文本的论述来涵盖.总之,在东方文学史中实现对民间文学的全面到位的论述,还需要在文学史编写的方法论上有所改变.

文学史对所提及、论述的作家作品的取舍实际上是一种对经典构建的尝试,但国内各种东方文学史中所论述的作家作品、乃至由此所构建出的文学经典谱系具有极高的雷同度,而雷同之下所依照的标准似乎并不清晰.仔细考察发现,这种模糊标准的根基依旧来自于50、60年代在国内极为盛行的文学阶级论观念,在经过去阶级论意识形态化的岁月洗礼后,又结合了国内读者在对东方文学前理解下的一种既定想象.

亚非文学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衡.梳理国内东方文学史相关著述可以看出黑非洲文学的严重缺失.在愈加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黑非洲文学,蕴涵着丰富的研究对象和主体视角.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否认,黑非洲有着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与文学背景.黑非洲具有丰富的口承文学传统,不仅有神话、史诗、故事、歌谣、寓言、谚语等多样化的文学样式,而且口承文学还伴生公共与私人空间表演的功能,与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息息相关,是黑非洲人民在叙述中构建自我意识的重要方式.这些口承文学和口承文学的书面形式本身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给黑非洲作家的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黑非洲文学在当代所引起的关注程度胜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它理应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学界重视.尤其是国内有关黑非洲文学学科长期以来的缺失导致专门人才匮乏,新的人才培养也因此难以正常进行；掌握黑非洲本土语言的学者也不多,也使得国内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力受限.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非洲文学学科建设并将其纳入东方文学史相关著述的视野下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黑非洲是世界地图和非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写文学史的时候,竟然把占非洲土地绝大部分,占非洲人口70%以上的黑非洲文学忽略过去,这样的文学史难道是完整的吗?

“东方文学史”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模式化结构、取舍作品的模糊标准、亚洲和非洲文学比例的失调等问题如何调整?未来的东方文学史重写中如何避免套用固化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范式,忽略东方（亚非）文学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的历史实际呢?

新的东方文学史或可尝试以西方入侵东方为时间界限,分为上下两编.将上古、中古、近古合为一个时间段,将近代、现代、当代合为一个时间段.这种时间划分符合东方各国、各地区文学发展状况,弱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以求更进一步把握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正如有学者所言,世界文学的“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未来的“东方文学史”著述或可以此为鉴.上编基本按照神话、史诗、故事等民间文体的变迁顺序分章.各章之下弱化亚非的地理界线,以该体裁的产生、发展、流传为阶段分节.下编不妨采用“没有中心的板块结构”,尝试依据地域的分类和分布,将东方（亚非）文学划分为亚洲和非洲两大板块,或再细化为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黑非洲等同类的板块,并探索各区域现当代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普遍规律,探寻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想之演变,如以西方的思想启蒙下兴起的争取自身独立的反殖民文学、独立后对自身历史文化重新构建的新文学等几个阶段加以分章,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视野的关照下,把东方（亚非）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中加以介绍,超越僵化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如此一来,目前国内东方文学史相关著述中亚非文学之间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非洲,尤其是黑非洲文学丰富的口承文学传统和作家创作实绩,如神话、史诗、戏剧、小说和传记等也应该纳入“东方文学史”著述的视野.

世界文学应该是由亚非文学和欧美文学（或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构成的,如果将亚非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和视域之下,借用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跨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等多维度的立体结构思路,必将有助于真实地呈现世界文学发展的宏观脉络,有益于探索一条多元文化语境下,具有多元性文学价值理念的世界文学生态建构的新途径,扭转目前国内外国文学史相关著述中多以欧美文学取代世界文学或以欧美文学为主体而以亚非文学为陪衬去建构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尽如人意的事实.

责任编辑：何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