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的书学思想

黄道周（1585-1646）,明代神宗万历十三年生于福建漳浦铜山所的深井村（今东山县铜陵镇）,字幼玄,因其少居铜山孤岛一石室中,名曰石斋,他被称为石斋先生.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于乡试,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黄道周官历明天启、崇祯、弘光、隆武四朝,但因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犯颜屡谏,不但受到同朝权臣的排挤和陷害,其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治学讲业.隆武朝,黄道周屡次自请募兵抗清,后于婺源兵败被俘,拒降,被押至金陵就义.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榕坛问业》等.

黄道周留下来的书论不多,主要以《书品论》为主,有些是与朋友讨论书法时记录下来的,有些是为书法作品写的跋语.他的书法言论,语言朴实,涉及到了书法的功用、学书的途径、对古今书法家的评价等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学书观

中国的传统文人,大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们把这种责任感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之中.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黄道周,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指导着他的行为,他认为书法不能作为专门的事业去做,而只能作为工作之余的遣兴.更重要的是要设法通过书法为社会的大局发展做出贡献.从他的书论中可以探测到黄道周的这种思想.

作书是学问中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

人读书要问他所学何学,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后渊澜经史,波及百氏.如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

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钓弋余能,少贱所该,投壶骑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闲,不妨旁及.{1}

可以看出,黄道周至少觉得“作书”是学问中的一种,只是与其他的“学问”相比,它的社会功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必要“以此关心”.尽管他说不喜此业,但他的书法练习从没有停止过.很显然,黄道周把从小立志为民的内容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就觉得应该学习一些干大事的学问,立志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涵泳经史,吸取众家之长,不能把精力荒废在只有“鸿都小生,孟浪所为”的书法玩技上.

这种思想往往是古代书家所认同的.例如,在明以前的唐代,张怀在《书议》中说：“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2}作为文人,主张“文”“墨”皆通.

王羲之的书法被奉为至尊经典之后,后世对其人其书鲜有微词.黄道周从另外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俱掩.{3}

黄道周认为,王羲之匡国治世的才能,由于书圣的光环而将其“声实俱掩”.王羲之良好的“品格”没有得到彰显,按照黄道周的观点,这未免有点遗憾.

从黄道周对先贤书法的理解以及对后世年轻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见解：

赵松雪身为宗藩,希禄元廷,特以书画邀价艺林,后生少年进取不高,往往以是脍炙前哲,犹循五鼎,入闶门而悬苴屦也.{4}

他认为没有大志向的年轻后辈们,以书画的成就来评价前贤,这有如遵循古礼的人只能“以啜残羹”,没有太大的意义.从黄道周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受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十几岁时曾经沉湎于诗词歌赋,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怒责”,于是他“焚其（诗）稿,更习举子业”.

从内心上来说,黄道周是热爱书法艺术的,并且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由于他有着更多的政治理想,导致他内心一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也反复说到了这种心态：

十年前笔法极嫩,时有樨气,所见法书亦皆随俗依傍.间出己意,坠败甚多,自见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后,稍稍有进,终是小道,不足留神.{5}

当然,历代有很多书法家把书法作为消遣的工具,没有特意安排时间注重书法技巧的训练,但由于长期的积累,自然“无意于佳乃佳”,为后世敬仰.赵壹认为：“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6}赵壹把当时享有盛誉的杜度、崔爰、张芝等人的书法活动归于“博学余暇”,并没有把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有特定内涵和审美境界的艺术来看待.其他的书法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欧阳修也说：

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观之,颇若有可爱者.然此初欲寓于其心以消日,何用计较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邪!{7}

在欧阳修看来,书法艺术是不能“为其所累”而成“一役之劳”的,应该是“乐其心”得以消日,保持内心的愉悦才是学习书法的关键所在.黄道周也有同感,以书法作为余暇自娱之事,自然不必太计较工拙.

但有些书法家对此问题有明显不同的看法.与黄道周同时代的王铎则沉湎于书法艺术,把书法作为事业来看待,并希望自己能通过书法作品能流芳后世.《清史稿》本传中记载了有关王铎的话：“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王铎还坚持说：“一日临帖,一日应索请,以此相间,终身不易.”{8}王铎不仅把书法作为自娱的手段,而且把书法提升到作为事业去做,这与黄道周的观点有些出入.黄道周觉得,除了自娱之外,应该把书法这种小道作为通往大道的工具.可是他不像王铎那样去理解书法,他说：

老大人著些子清课,便与孩子一般,学问人著些子伎俩,便与工匠无别.然就此中有可引人入道处,亦不妨闲说一番,正是遇小物时通大道也.{9}

黄道周始终认为“学问人”学习书法就是要讲究更高层次的要求,否则与工匠没有区别.只有“引人入道”之时,“通大道”才是真正的目的.在黄道周之前的项穆也认为书法也有“载道”的功能,他说：“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10}项穆的这些说法,带有一定的夸张因素,但他坚持书法与礼乐有一定的关系,是社会教化的一部分,在当时还是能引起共鸣的.

书法的功用,除了书家自身的消遣之外,应该设法利用它去做点对现实社会有益之事,黄道周书写《孝经》便是明证,他用端庄小楷抄写《孝经》几百本,关键是《孝经》的文字内容能教育人、感化人,他没有考虑他的书法艺术能打动人,觉得书法技巧只是辅助性的作用.应当说,黄道周不是注重书法本身的艺术功用,而是强调以书法为载体的文字内容的社会功用.二、以“遒媚”为宗的书法审美观

黄道周坚持认为书法应该以“遒媚”为宗,同时具备“浑深”的特质,便是“上流”.他说：

书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卫夫人称王右军书法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逞奇露艳,笔意偏往,屡见蹊径.{11}

秦华玉所镌诸楷法,笔笔遒媚,洞精陈意.{12}

“遒媚”一词,有着一定的美学内涵.周汝昌先生曾在《说“遒媚”》一文中说,“遒”的本义是快步行走的意思,他认为“遒”是控制、驾驭“气”（运行中的力）而达到恰好的“火候”的一种境界.同时,“遒”还有“紧密”的意思,“聚而密,密而紧――紧密之力即遒”.在考证“媚”字时,周先生说：“魅力即媚力,也就是使人入胜、入迷的艺术力量”.{13}唐代窦蒙在《语例自格》中说：“意居形外曰媚.”我们可以将“媚”理解为书法的“韵味”,而不是指作品水平低俗的“俗媚”.由此可知,“遒媚”具有劲健而紧凑之力,同时字形具备美好的形态.我们可以初步体会到“遒媚”含有“力”和“美”的意思,有“力”才可能有“遒”,有“魅力”才可能有“媚”.那么,书法中的“力”如何表现呢?

汉代蔡邕在《九势》中说：“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14}他认为书法就像人的生命,如果有力,就能表现出生命的旺盛,充满生机.卫夫人在《笔阵图》里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15}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答竟陵王书》里说：“张芝、韦诞、钟会、索靖、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笔力精绝耳.”{16}王僧虔指出,评判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可能会因人的志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标准,但笔力的好坏是有相似的感受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17}毫无疑问,刘熙载对王羲之书法的感受,也是从字里行间领略到了“力”的存在,有“力屈万夫”的质感,才感受到“韵”的高古.唐太宗李世民曾撰写《论书》,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18}书法线条中的“力”不是力士挥拳式的伸臂踢腿,而是一种内敛式的“蓄力”.直线的力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曲线的力往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领悟.钢钉会给人“力感”,同样,弹簧能支撑一定量的重物,也会让人感觉到“力感”,只是曲线的“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直接.书法中的线条以曲线居多,这其中的力度是绵里藏针式的,主要靠运笔过程的准确来表达,合乎一定审美规范的准确线条就是有力的、生动的.

我们从黄道周的书论可知,黄道周是主张“笔力”和“韵味”并举的,方圆结合显示出书法之美.正如清代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所说：“书之大要,可一言而尽之.曰：笔方势圆.方者,折法也,点画波撇起止处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圆者,用笔盘旋空中,作势是也,圆出臂腕,字之筋也.故书之精能,谓之遒媚,盖不方则不遒,不圆则不媚也.”{19}“方”中显力,“圆”中含刚,直与曲共同表现着“遒媚”.

同时,黄道周还附加了一个词则是“浑深”.“浑深”是明清时期的一个常用词,一般指水浊而深,在这里指书法线条的厚重苍劲,不轻浮.这种提倡“浑深”为美的审美观,不以佻靡姿态为美,主张刚健婀娜、质朴厚重、不落时俗.

三、独特卓识的书法品评观

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将人品的好坏作为评价其书艺高低的一个主要条件,很多时候甚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唐代柳公权则有书品与人品相关的话语,据朱长文《续书断》中记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20}

黄道周对书法家的品评,注重个人的品格,但不是品评的唯一标准.他说：

向在都下,偶尔谈书,仆举“笔正心正”之语应之.时冁然以为腐谈,今见其作示儿诗,综核旧事,便复爽然,有砚北共对之感.{21}

黄道周对“心正笔正”观点的认同,并不拘泥于前人的说法,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往往以比较宽容的心态辩证地看待.对赵孟和董其昌,他就有这样的看法：

宋时不尚右军,今人大轻松雪,俱为淫遁,未得言诠.{22}

董（其昌）先辈法力包举,临模之制,极于前贤,率其姿力,亦时难佳.{23}

他认为赵孟是晋唐法度的集大成者,他的书法还是值得学习的.人品固然重要,但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宋时不尚右军”与“今人大轻松雪”都太绝对化,均“未能言诠”.董其昌的书法也不能轻易否定,他的作品也“法力包举”“极于前贤”,可与前代的书法家并举.当然,作为一位书法家,应该有心存道义,努力培养自己的高雅情操,这是极为重要的.

北宋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观点：“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24}“圣哲之学”可以改变内心的胸怀志趣,可以去“俗”.黄道周解读前人的书法时也是从这个方面入手的,注重人品,也注重功力,坚持两者并举.

黄道周比较推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等人的书法,他自己也临习他们的经典法帖,从以下文字可见一斑：

又自古俊流,笔墨所存,皆可垂训.如右军书《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坐位帖》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去年初,得一帖,极是佳本,入手便临子敬《洛神》右军《曹娥》,至十数帖等{25}

可以说,黄道周对王羲之等人推崇到了极致,达到了“笔墨所存,皆可垂训”的地步.他又说：“老移舟出《澄心堂帖》及宋拓《圣教序》相示.因忆王,渡江后,无所持,唯皇、索数行置衣褶中.及见右军,乃欣然,以为幸还旧物.道周素小学书,以为近世作书无复知右军意者.”{26}他推崇王羲之是极为虔诚的,从以上文字可以了解到他见到右军书法时,内心极为激动,并且说“近世作书无复知右军意者”.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他也有这样的记载：“平原此帖,初不盛传,晚始出自陈编.今盛行者,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矜丽,以此两种括诸精妙.即怀素所述笔意具矣.天下共传以为壮体.今观此帖,犹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者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宏永和之裔矣.”{27}他推崇颜真卿,觉得颜真卿得到了王羲之书法的嫡传.但他也指出了颜真卿书法的不足之处,觉得他和柳公权的书法都有“千笔一意”之嫌：“虞、褚而下,逞奇露艳,笔意偏往,屡建蹊径.颜、柳继之,援戈舞锥,千笔一意,自此以还,遂复颇撇略不堪观.”{28}“千笔一意”的书法不具有可观性,黄道周觉得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书法避开了这些方面,至少不“逞奇露艳”,而颜、柳书法在另辟蹊径的同时,有时也有缺陷.

对于同时代的人,黄道周比较推崇王铎,他认为王铎的行草书值得称赞：“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由）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29}

对于各种不同的字体,黄道周列举了不少他觉得擅长和比较有缺陷的书法家,尽管他说的有些话过于偏激,但至少可以了解他真实的品评心态,他在《书品论》{30}中说：

凡辨法书,以苍颉大篆第一,籀书次之,小篆为下.隶书《石经》,三经劫灰,今所存者,皆唐人补作,无复古法.

章草晋魏以下无复佳者,张、陆云所存不多.时人唯有云间周思兼备臻妙谐,今久不可得.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王百谷学《荐福》,倍得大旨,惜其态多,施於八分,却清截遒媚,亦不易得.今时唯南太史中干,意度极佳,能加损小篆,自为行幅.

草书以欧阳询初集右军《千文》为第一,怀素最下,大要少年、长者都不可作草书,司马君实（司马光）、程伯子（程颢）最得大意.{30}

黄道周认为仓颉的大篆最好,明代的八分书以文征明的最好,唐代的草书以欧阳询集王羲之的《千文》为第一.这些评价都比较有个性,不追随他人的观点,完全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去评价.怀素以草书著称,可是,他就觉得怀素的草书“最下”,怀素的草书圆转灵动,笔走龙蛇,以中锋行笔,在黄道周看来,这种流走的笔画过于轻滑而不足观.

黄道周的楷书以钟繇、王羲之为宗,他也分析了钟、王的楷书是“楷法初带八分”.所以他在学习取法时也极力坚持这种观点,以隶书的波挑和翻转的笔法写楷书,形成了他独特的书法风格.他说：“真楷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诸纤靡也.”{31}

黄道周尽管认为书法是小技,但也认为学习书法应该坚持练习才能写好,特别是要学习古人的书法,临摹古帖是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他说：“书未有不摹本而能佳者.如古人草法中有极嫩放而不堪观,细思之,乃不得不如此,数变屡反,复归其贯,乃知作者之精也.”{32}

综上,黄道周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探讨了他对书法的理解,代表当时部分书家的书法审美倾向,便于我们更全面了解黄道周的思想构成以及晚明书家的书法形态,同时,这对当今的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也有积极意义.

注释：

{1}{3}{9}{11}{23}{25}{28}{29}{30}{32}黄道周：《书品论》,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2}{14}{15}{17}{18}《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4}{5}{31}黄道周：《题自书千字文后》,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6}赵壹：《非草书》,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7}欧阳修：《试笔》,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309页.

{8}转引自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4页.

{10}项穆：《书法雅言神化》,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30页.

{12}黄道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13}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总第五辑,1981年版.

{16}韩方明：《授笔要说》,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19}朱履贞：《书学捷要》,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03、604页.

{20}朱长文：《续书断》,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21}黄道周：《书山示儿诗后》,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22}黄道周：《与倪鸿宝论书法》,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24}黄庭坚：《论书》,选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55页.

{26}黄道周、庄起俦辑：《书山示儿诗后》,《黄漳浦集》卷一九,民国铅印本.

{27}黄道周：《书颜鲁公郭公帖后》,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黄道周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孙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