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教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谢辞

我怀着极其感激的心情,接受汉堡大学赋予我以名誉博士的殊荣.

当本年初春,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莅临复旦大学,向我通知这一决定,那时我就认定,汉堡大学不仅是给我个人一项很大的荣誉,更凸显德国汉学界同仁们,对于中德人文学者增强互动和友谊的一种促进.

汉堡是欧洲同中国交往历史最为悠远的都会之一.远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汉堡大学已是中德思想文化友好互动的一个重镇.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位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卸任后便曾来到汉堡大学,再度考察德国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他接着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促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上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大批青年学生重新涌向德国寻求新知,汉堡大学也再次成为中国未来的科学和文化的精英们众望所归的一个重镇.近年主持亚非学院汉学研究的傅敏怡教授,仆仆风尘的往返于中国各地,为增强汉堡大学与中国多所大学的联系和交流,贡献尤力.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我想特别一提,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和德国思想学说,早已结下不解之缘.迄今仍在中国史学界享有大师声望的王国维、陈寅恪和傅斯年等,早年无不间接或直接受过德国的哲学及史学的熏陶,已为人所共知.我这一辈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家,更是普遍接受过德国古近哲人的思想影响.

犹忆五十多年前,我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新生,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唤做“马列主义基础”,首列的必读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正是通过后者,使我对马克思学说的德国哲学来源,发生强烈的好奇心.那时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等名著,已有中译本,我读不懂.恰值本系王造时教授全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出版.而后来成为我首位研究导师的陈守实教授,毕生致力于用《资本论》的方法诠释中世纪中国史.从此我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不知到略知,尝将它当作中国传统经典和历史文献的种种难题的一把钥匙.我没想到,这样做意味着“离经叛道”,后来被判犯了“原罪”,乃至沦为新生代的“牛鬼蛇神”.

其实我接受的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训练,更使我倾向于力求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因而我自始便不能苟同黑格尔以及谢林等的一个结论,即中华文明亘古不变,活像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这就使我在三十年前中国大陆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伊始,便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传统的经史学说,特别是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史,以期证明“被现代化”的中国主流史学的所谓共识,背离由历史本身所昭示的辩证逻辑.

应该指出,上世纪末叶以来,统称西方思潮的欧美各种学说,对中国学术界的冲击越演越烈.其中源于德国的学说,韦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在中国都有真的或检测的信徒.但从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来看,迄今仍对它具有实际影响的德国哲人,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原因至为复杂,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们的历史辩证法,无论立足于唯心论或者唯物论,在方法论上共同具有的历史感,都同清代汉学以来的近世中国历史研究传统,冥契神会.后者如清代钱大昕所说,“实事求是,护惜古人”,正合历史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取向.我本人受专业限制,反对“以论代史”,反对史学沦为政治的工具,反对把历史当作照察未来的镜子,那都应该说是曾受德国哲人的历史辩证法的启迪.这可说是我这一代中国史学家的共同经验.当然,我不希望这种经验,变成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史学家的包袱乃至羁绊.正如陈寅恪所说,“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是中国史学家必须以死坚持的基本权利.我只希望,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史学家,能够不忘人类文明的共同传统,认知学术无国界,真知无种族,随时汲取他人的智能,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认知体系.

也许正因如此,汉堡大学不计语言文字的“巴别塔”,不因我只能通过中文译作阅读德国汉学文献的局限,给我这样一个极高的荣耀.我个人受之有愧,但希望籍此激励中国未来的人文学者,更为促进中德学术文化互动,增热发光.

再次向汉堡大学致以最大的谢意.向傅敏怡教授表示深切的感激.向吕森教授和拨冗出席这次盛会的同仁们表示发自肺腑的感谢.

留给我的,只有静候在座朋友的批评.

2006年6月草于台湾大学,改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