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的农民化

点赞:24789 浏览:11670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20世纪有两场针对汉语的语言革命,一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再就是延安语言革命.如果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在大量吸纳西方语言的语法、词汇基础上,对中国传统书面语言

文言的反动,那么,延安语言革命则是运用农民大众的鲜活口语来弥补“五四白话”诸如恶性欧化、过于文人化等弊端.正如“五四白话”是对文言的革命一样,延安语言革命无疑是对“五四白话”的反拨,以期形成汉民族语言的纯净性、丰富性与鲜活生动性.

时至今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早已被充分肯定,但延安语言变革的价值却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关于延安文学的语言研究一直是延安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延安语言革命何以发生这场语言革新运动对现代中国文学以及现代汉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人的天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本质和首要的规定性,正是语言的能力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语言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人的能力之一,而且构成人的行为本身,是思想本体.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类正是以拥有语言的方式而拥有世界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我们只能在语言中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伽达默尔认为:“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语言的特征和功用虽然最先是指向物质世界,但语言更重要的是表征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本质上是语言创造出来的.对此,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早有论述:“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运动,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语言的现代性是构成新文学现代性的深层基础,正是那些源自西方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和新的话语方式改变了文学的内容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精神,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新篇章,所以,“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的转型.语言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最为深刻的基础”.然而,“五四白话”虽然奠定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基础,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的桥梁,却同时也竖起了文化、文学与底层民众交流、沟通的新障碍,这个障碍直接影响了新文化、新文学的接受和传播.

与以前底层民众主要因为不识字而导致的接受障碍不同,现在他们除了文字障碍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障碍――语言障碍,那些源自西方的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和新的话语方式是他们完全陌生的,更不要说那些直接音译的词汇和汉语中大量夹杂的外文词了.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曾对“五四”文学语言有过这样的评价:“‘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文更远离大众的语言.”这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语”讨论中瞿秋白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瞿秋白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人民是没有福气吃的等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语言障碍直接妨害了新文学启蒙目的的实现,“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到非常的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解决语言障碍因此成为“左翼”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基本诉求.鲁迅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平民没有开口,开口的是知识分子,或者,“平民”虽然开口,嘴里依然是“满口知识分子的话”.这不仅是“五四”文学的特征,也是早期延安文学的通病.比如这样的句子:


当晚霞用它理想的手法,在天空给索漠的高原上的人们描绘出金色的幻梦的时候,我忽然接受一个意外的邀请,到一个刚从外面来的朋友――老高那儿去谈天.等

这是多么奇特的时代啊!生与死,总象一件印染着两包花纹的狭窄的衣服,那样绷紧地包裹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使我们无时不在生离死别的惆怅里怀念着过往的友人!

抱着这样的心情,临着春寒未减的晚风,爬上朋友所住的高山,在一个陈旧的黄土窑洞的门口,以一种激动而惊奇的呼声,和我的朋友拥抱起来.

类似的文章比比皆是,这种典型的“翻译体”充斥着诘屈聱牙的长句、夸张的腔调和不无做作的感情.与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所具备的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不同,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的语言资源主要是翻译语体,他们脑子里装满了外国文学的人物、语言、句法、格调、韵味,不同的只是或偏于欧美,或偏于日俄,因此,他们文学语言的“欧化”现象更严重,不仅句式“欧化”,人物的相貌、作派也严重“欧化”,这在刘白羽的小说《在旅部里》表现得尤为典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旅长是一个个子矮矮的,多血质的中年人.脸是红的,下巴上满是胡须,两只圆眼也是红的.

旅部里的年轻人杜成的习惯作派是“两肩耸了耸,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歪了歪头望着我”,即使是在紧张激烈的战斗时刻也不例外.

杜成把两手插到裤袋里说:“我们再坚持一下――如果我们退出,那么旅长和参谋长怎么办呢!他们的后路给切断,不是很危险吗!我们多支持一下,他们可能退下来;再说,我们如果把敌人吸着,他们那边压下去,你想!”

之所以把八路军旅长和战士写成这样,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时刘白羽一类的左翼青年学生等都会把《铁流》、《恰巴耶夫》、《游击队的故事》或《毁灭》这样一些苏联小说带在身旁,他们不仅读着这些小说走向革命道路,也读着这些小说走向文学道路――尽管这也许不是他们唯一的资源,却肯定是最主要的资源.”正因为这样,“八路军旅长的容貌才被写得像‘北极熊’.中国的革命者才采取了那个酷爱伏特加的民族的风格,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热烈而又夸张地说话.”

再如人物的语言:一个60多岁的铁路工人临终前劝慰他哭泣的女儿说:

孩子,别难过!别伤心!我死等我等不要紧,你看!成千上万,全中国,全世界的工人们都起来了.你听!到前线的到后方的,他们都在那儿干起来了,他们,我的兄弟,我的伙伴,我的等

人物是老工人,语言无疑是文人化、概念化的,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腔即使小学生读了也觉得太做作.

以上的“文人化”、“欧化”都是很直接很明显的,其弊端往往一目了然,在一些初学写作或者驾驭语言能力比较差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文人化”、“欧化”现象,这些作家一般具有丰厚的文学积淀和丰富的创作经验,驾驭语言的能力比较成熟,他们的“欧化”、“文人化”不是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层,而是隐藏在意蕴、格调与审美趣味上,他们的语言当然十分优美流畅,但作品的意蕴、格调、情趣却非常“洋化”、“文人化”,与作品所要表现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例如写农民:

他不象别人一样一天忙到晚,却也没有别人那样地做事毛糙.他爱青色,爱别致.他也爱娃娃,爱各样的牛.他常常拿了他老婆的梳子,蹲在牛栏里,好久好久的,梳着母牛腿上的毛.

这是周立波写于1941年的小说《牛》中的主人公陕北农民张启南.但如此气定神闲、悠然自得,不要说难见于陕北的贫农,就是家道从容的小地主也未必能这样.而且这个张启南还特别手巧.特有生活情趣:“他用高粱秆子编织的筷子笼,也有特别精致的花纹,小巧玲珑,很有点江南的风味”,现在,他的母牛要生小牛了,“又花了一整天的功夫,用白色的麻杆,编成了一扇精巧的牛栏门,并且替小牛收拾了另外一件小石窑,用干净的糜草埔在地面上,做它白天休息的别室.”

赋予农家生活一些诗意、情趣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这里的诗意我们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来自20世纪40年代陕北农民生活,倒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立波本人精致高雅的审美趣味.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立波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后悔和前瞻》批评自己说:“有人要我写乡下的事,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劳动人民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大事,我都不能写.”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而且还在于“怎么写”.知识分子没有群众的语言,也没有群众的思想,有的只是个人的情感体验,有的只是知识者的雅致情调和审美趣味,这种文风与延安文学生态环境的特殊要求相去甚远,南此可见,延安文学的语言变革势在必行.

文学语言的“欧化”、“文人化”只是延安语言变革的原因之一,或者说只是表层因素.其深层动因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同时也将成为文化的主体,农民的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精神风貌将成为时代文学的主题,用农民的语言讲述农民自己的事情,是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也是农民进行自我主体性确认的强烈诉求.农民获取主体性和自我定义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一场他们为获取语言符号、言说方式、表述系统等不懈奋斗的语言革命,随着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不断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也将被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衰落成为必然,这才是延安文学语言变革的深层原因.明乎此.才能理解像丁玲那样具有成熟、个性化语言风格的作家何以也要进行语言改造.

丁玲早期的作品其实已经显示了非凡的语言能力,那种丰富细腻、繁密生动,在同时期作家中是少有的,当然也有严重的芜杂烦琐之弊.20世纪40年代初,丁玲在延安的一系列作品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秋收的一天》、《入伍》、《三八节有感》等等,其语言风格已经非常成熟,她能在极深极细处发微烛幽,而又不流于琐碎,保持力透纸背的重量和穿透力,同时,她的语言是相当个人化的,她能将语言统摄于自我性情而使其成为内心的自然流泻.但丁玲的问题恰恰在于她成熟的、个人化的话语方式.《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文章通过绵密细致、深邃有力的语言昭示了她作为知识分子清醒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反映了在革命的时代洪流中对启蒙立场的可贵坚守.然而,时代的要求是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和“革命化”,不仅要在行动上“农民化”与“革命化”,同时还要放弃自己原有的话语体系与工农群众保持一致,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与工农群众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事实上,语言变革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延安整风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具体内容有三: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文风的纲领性文件是《反对党八股》,它是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但这个针对文风的演讲其重点却放在语言层面,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前五条都是针对语言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后三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讲的是党八股的危害,其根子却在于前面列出的语言问题.

通观《反对党八股》,对革命队伍中那些挟洋自重、垄断话语权、阻碍语言进一步向大众化方向解放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他痛快淋漓地嘲笑他们:“一个人七岁人小学,十几岁人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与人民群众“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比较起来,“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他别出心裁地反用成语,将“对牛弹琴”由原本讥笑“牛”改为讥笑不看对象、乱弹一气的弹琴者,称之为哇哇乱叫的“老鸦声调”.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因为拥有知识、拥有话语权而形成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现在,他们的语言被讥之“学生腔”、“老鸦声调”,特别是“瘪三”这个比喻,对那些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尤为尖刻.如此一来,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优越感被连根拔起,他们一下子成了革命队伍中一无是处的多余人,这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继《反对党八股》之后,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强调了知识分子语言改造的根本意义,他将知识分子“不懂”工农兵解释为与工农兵语言的隔阂:“什么不懂语言不懂”,并将大众化问题最终归结为语言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在看来,大众化不是技巧层面屈尊俯就大众的问题,而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是否与大众相通相融的问题,相通相融的先决条件就是学习、掌握群众的语言.知识分子只有放弃自我的话语体系、言说方式,熟悉并采用农民的的话语体系、言说方式,他们才能真正走进农民的概念世界、情感世界,才能把握农民想象世界的方式,才能最终实现与农民大众的结合.可见,1942年在延安发动一场语言变革决不是偶然的,他深知语言背后的玄机.李陀认为,“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是很有见地的.

延安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掀起下乡热潮,同时也掀起了学习农民语言的热潮,一些作家纷纷检讨反省自己的语言问题.丁玲说:“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作势,他们的丰富的语言是由于他们丰富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话在他们说来都有趣味.一重复在我们知识分子口中就干瘪无味,有时甚至连意思都不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字也是定型化了的老一套.欧阳山说,作家“使用什么语言是由对象决定的.给什么人看,就用什么语言”.这些反省和检讨很大程度上有对《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诠释和转述,但我们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的知识分子自我更新的虔诚与渴望.

对比延安前后期的作品,不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两种语言格调,方言、乡村口语、俗语、谚语、野词儿等大量农民语言符码,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进人文学作品,并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演剧活动基本上用陕北方言.谢觉哉说:“文化人下乡,吸收了许多方言,不止句子变了,文章的组织也有些新鲜样.”“先是普通报纸上出现北方方言,后来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出现了很多陕北方言”.“我们的秧歌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从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诗歌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完全口语化,民谣化,文人诗学所看重的“意境”、“气韵”、“辞采”被抛弃,同时也离开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为内涵的“五四”自由诗传统,朝着民歌、鼓词、顺口溜之类口头文学风格发展.总之,文学语言的农民化、通俗化成为后期延安文学语言的典型特征,不过,不同背景作家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一般而言,延安作家依据出身、经历、文化程度、文化素养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如赵树理、孙犁、马烽、西戎等;另一类是来自大城市的外来作家,这些作家中,有的如丁玲、周立波、欧阳山、何其芳等到延安之前已经有较长的创作经历,在文坛也有一定知名度,还有一些在文学上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如柳青、奚如、杨朔、草明、刘白羽等.

外来作家中,丁玲、周立波、欧阳山等在去延安之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语言风格,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一旦成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在时代精神、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也会发生变化,但变化终究是有限的,这是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所以,延安语言革命给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农民群众的鲜活语言来充实、丰富自己原有的语言积累,以民间化、本土化的语言追求来克服以前过于欧化和文人化倾向,向汉语的民族化、大众化迈进,而他们原本就有的那种绵密细腻、精致流畅的语言风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融入了农民语言的生动鲜活,剔除了过分欧化与文人腔而更具有表现力.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她“前延安”时期的作品相比,在语言风格上除了更流畅、更生动、更通俗外,她原有的那种丰富细腻的语言风格依然存在,大量的词汇,多变的句式,非常具有表现力,特别善于表现人物委婉曲折的内心世界.

再如周立波,将《暴风骤雨》与《牛》相比,除了依然保持了他精致、细腻的语言特色外,一个典型的区别就是《暴风骤雨》运用了大量东北方言土语,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本色化.现在看来,正是浓郁的民俗风情与鲜活的民间语言赋予了这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充分的“文学性”.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

这是作品开头的一段环境描写,语言精致细腻、和谐流畅,正如七月的清晨一般沁人心脾又赏心悦目.接下来写赶马车的老孙头,且看人物的动作、语言以及心理活动: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等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等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

比起《牛》中“知识分子化”的张启南,老孙头要真实、生动得多.这段文字在句式的长短变化、语气的抑扬顿挫、措辞的准确精练以及人物心理的细腻鲜活等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充分显示了周立波高超的语言能力,也展示了真正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汉民族文学语言的魅力.

对那些在文学创作上刚刚起步的外来作家来说,延安语言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正处在学习语言、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个性的时期.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刘白羽、奚如、王震之等,如果没有延安语言革新运动,他们或许会顺着《在旅部里》的语言路子一直走下去,其结果可想而知.现在,他们由取法外国转为师法本土,及时纠正了语言的恶性欧化倾向,向语言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延安本土作家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他们不需要刻意学习农民的语言,需要的是如何将农民语言提炼升华成更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克服语言表达上的拖沓琐碎毛病.就曾经说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写得不错,就是题目太长了,他后来的《凤仙花》就精炼多了.赵树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农民语言的熟练掌握和精心提炼.他用洗练的民间语言勾勒出一幅幅农民生活的本色画面,形成其独特的“农民化”特征,既具备文学语言的严密简练,又保有大众口语的新鲜灵动.但是,赵树理在推崇民间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拒斥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使他的文学语言在民族化道路上缺乏更坚实的前行力量,与解放区另一位本土作家孙犁相比,他的作品明显缺乏孙犁作品的意蕴和情致.孙犁的语言没有欧化句子的繁琐与估屈聱牙,却有着现代语言的精密细腻,是口语化与文人化的完美结合,我以为这才应该是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当年《解放日报》的编辑方纪回忆说:“《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就像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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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发起的延安语言革命,既加速了农民话语体系的中心化,同时,也大大克服了新文学语言的过分“欧化”、“文人化”弊端,大大推进了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进程,对形成现代汉民族语言的丰富性、纯洁性与鲜活生动性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新文学语言革命的发端,那么发起的延安语言革命则是中国新文学语言的一次重要的革命性实践.

①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5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④⑤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50、70―7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博士学位论文,黄曼君指导,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

⑦[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载《五四:文化的闸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⑧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刊》创刊号,1932年.

⑨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⑩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的讲演》,《鲁迅全集》第3卷第3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⑩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育》,《解放日报》1944年4月8日.

⑿奚如《在晚霞里》,《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下)第5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⒀李洁非《直击语言――<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风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⒁王震之《红灯》(独幕剧),见《延安文艺丛书话剧卷》第1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⒂⒃周立渡《牛》,《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上)第194、1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⒄周立波《后悔和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⒅⒆《著作选读》(下)第513、5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⒇李陀《汪增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21)丁玲《丁玲论创作》第2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2)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10卷第4075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23)(24)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第372、47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d年版.

(25)张庚《“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4年5月15日.

(26)周丽《父亲在延安的创作生活》,《延安作家》第5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092年版.

(27)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新港》195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