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与1930年代北平大学中的左翼文学课程

新文学自发生起,就携带着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体系,作为自身合法性的证明,它们同时对新文学的发展也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这些观念体系,进入到大学教育体制中之后,以“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课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某种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知识.然而,如论者所指出的,由于新文学自身的开放性,由于它不断地处在与社会政治诸多场域的互动之中,“即便是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论也始终处于同现实文学观念相互作用的动态中”,大学中的“文学概论”课程,因而常常与新文学的种种思潮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学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的不同态度,也显示出学院体制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复杂纠葛,特别是在“红色的1930年代”,“文学概论”无法回避汹涌澎湃的左翼思潮,由此涉及到学术与政治、理论与运动等重要问题,值得探究.本文选取1930年代北平各大学为对象,对以上问题做一个初步的讨论.

一

早在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就将“文学概论”列为主要课程,由周作人讲授.大约同时,鲁迅在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外,也曾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学理论.自1925年起,“文学概论”一直作为国文系的“共同必修科目”,先后由张凤举、严锲和徐祖正讲授,除中间因刘哲改北大为京师大学有短暂中断外,一直延续至1932年.1933年后“文学概论”课程即被取消.

清华国文系刚成立之时并无“文学概论”课程,1930年9月,清华国文系聘请北大国文系教授徐祖正讲授“文学概论”,1931年9月起改由浦江清讲授,1932年度及此后的课程表上已无“文学概论”一科.由此看来,“文学概论”只是临时添置的课程,并未进入到清华国文系的课程结构之中.

其实当时“大部分正式高校都不设置文学概论这种讲授文学基础概念和知识的课程.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中文系以研究学问为首要职能,而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问题不被认为是学问”,特别是到了1930年代,有关“文学”的基本观念已得到相当的普及,“20年始,在高中、大学预科或规模较小的大学里经常设有文学概论的课程,其目的是为一般程度的学生传授关于文学的基本知识”,而与此同时大学对专业性的要求又在日益增高(尤其是在北平的国立大学),“文学概论”确乎没有在大学讲授的必要.后来冯至谈到北大国文系课程的变化时,即认为由于“国文系在研究上加深了,标准提高了,尤其是语言学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于是“这些可能被人视为‘不三不四’的文学概论以及译读一类的课程也就从国文系的课程表上被刷了下来”.而在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看来,坊间文学概论之类的教材过于流行,带来青年人某种不健全的读书趣味,正是令人担心的现象,流弊之大,会让他们“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不过,大学对于学术专业化的要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里面更重要的因素却是现实文艺论争的刺激,特别是左翼文学理论(所谓“新兴文艺论”)的兴起,对学院产生的冲击.1920年代中后期张凤举在北大国文系讲“文学概论”,只是“论一般文学之内容及形式”,基本上是讨论文学的基本常识；但到了1931年,严锲在给学生出“文学概论”的试题时,也要加入“试述‘新兴文学’运动者之主张,并评论之”这样的题目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偏于理论的“文学概论”难以回避左翼文学思潮,甚至在当时谈及“文学概论”即会沾染左翼的色彩.1934年,北大国文系进行课程改革,以学生为主体的国文系系友会“曾草拟‘改善国文系课程计划书”’,提出新增课程若干种,其中有“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心理、近代文艺思潮、新兴文学理论”.这个计划自然不可能在系主任胡适那里通过,但足见在立场偏左翼的青年学生中间,对“文学概论”这一课程的期待是和对左翼文学知识的渴求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在北大、清华讲“文学概论”的徐祖正,因讲授内容偏于纯文学方面,就曾遭到学生质疑和批驳.1930年,徐祖正在清华讲“文学概论”,“将历来关于文学内容形式之发生流变等理论,作一系统的叙述,使学者对于文学本质有确切的认识,可作研究鉴赏之基础.”大体上仍是纯文学的思路.时在国文系就读的吴组缃对此极为不满,专门写文章驳斥徐祖正,称其为“顽固到像一块石头的守旧的文学理论家”,“影响于,中毒于我们青年学生却至深且巨”.徐祖正被延聘到清华国文系后,成员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文学会,曾计划组织有关“普罗文学问题”的讨论,即“拟请徐祖正先生领导讨论之”.亦可见学生对左翼理论的兴趣.其实,左翼思潮对当时的大学生有普遍的吸引力,但教授对其却多抱疑惧的态度.1932年5月时在英国的朱自清写信给妻子陈竹隐：“你前次来信说看普罗文学书很看得进去.这种书北平还能卖么”即可看出其戒惧的心态.清华国文系的“文学概论”课程开了两年即匆匆收场,与系主任朱自清的态度,以及教授学生间立场的反差,当不无关系.

其实徐祖正对此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对于左翼文学理论的“独断的态度”和“宣传的手段”,他并不以为然.认为“真正想从科学的态度去建筑文艺的理论,他们倒是非常冷静而深沉的.他们倒还与艺术的形而上学论者或理想主义的艺术论者在态度上可说是相近的.同是想从‘真实’里去追求”,而“文学概论这门学问,中间也经过不少进展的阶段”.他是把“文学概论”看作一门学问的,试图通过对“历来关于文学内容形式之发生流变等理论”的系统叙述和历史清理,来获得有关“文学本质”的“确切认识”,这与左翼的思路有相当大的差距,后者其实是把理论作为规约和引导现实文学运动的工具来运用的.因而理论的输入和鼓吹,同时也意味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由此产生的“文艺论战”,往往成为一种文化策略,而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徐祖正注意到,“新近见到从内地如山东河南各地回平来的人们述说那边的中学生都以文艺论战中的左翼自居了.对于国文科的教员如有不明白或不赞成某一种他们亟于欲闻的主义主张于是就不受欢迎,打倒.”但“他方面胜利归胜利,而于文艺的本身问题决不能说因此就得到解决.”徐祖正坚持“所谓文艺仍还是文艺,它决不能当作宣传思想的工具”这样的立场,“文艺论战”离文艺已远,而一谈理论又难免与此搅扰不清,故“文字上的宣战搅乱文艺界的空气此等举动还得要有志者出而澄清才行”,而“澄清之法也唯有不讲战,不专讲理论而多在纯文艺作品的鉴赏或创作里去研磨与沉潜”.由“理论”退回到“纯文艺作品的鉴赏或创作”,已然预示了学院文学批评的路向.

二

1930年代的北大、清华,在治校方针上极力向学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大学和学术界自身的要求,而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包含着压抑政治运动的企图,针对的便是在学生中影响极大的左翼思潮.左翼思潮和左翼运动不可分,而大学又向来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即以北大而言,校长蒋梦麟就特别注意扭转学生运动的风气,他认为“五四”后北大“热烈运动作得太多,但都缺乏充实的内容”,“北大今后要取宁静致远的方针,好好下数年埋头工夫,然后再来谈运动,这才不会有内容空洞的运动”.具体到文学课程上,偏于理论思潮类的“文学概论”由于和现实的文艺运动(“论战”)关系紧密,必然引起教授校长等的顾虑.如前所述,北大、清华两校国文系中“文学概论”课程的命运,就是明证.不仅是“文学概论”课程,若是在课程中掺入左翼文学理论,也会受到排挤.曾在北大国文系讲西洋文学史的徐霞村,因其讲义中采用了“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被视为“离经叛道”而被解聘,甚至还被系主任马裕藻扣上了一顶“红帽子”.在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中,更受重视的则是徐祖正所说的有关“纯文艺作品的赏鉴和创作”的“文学批评”,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模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1930年代日渐强大的学术化、专业化潮流中,左翼理论正因为其与政治紧密相关,难以被视为纯粹的“学术”,而在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罗家伦即认为当时出版界的读物中“有一类是别有用意,而检测借一种科学名义来欺人的.如分明是宣传某种社会主义,偏检测托为社会科学的便是”,明显指的是左翼著述.1930年代前期徐炳昶出任北平师大校长时,“常因为聘教员的问题告诉学生说：现在要问的是他是求知识的或是宣传的.如果是前者,左派也好,也好；如果是后者,左派必不行,尤不可.”而在时人眼中,左派或更近于“宣传”.

相对北大、清华而言,北平师大因为主要将自身定位在为中等学校培养师资上,注重知识传授的全面与普及,因而学院化的倾向并不明显,反映在国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他校或专研文学,或偏重国故；举一专籍,可成学科；提一问题,便设讲座.本校则语言文字,新旧文学,国故思想,教学方法,师资所重,尽列必修.”“文学概论”也一直是国文系的选修课,国文系关于这门课的“课程说明”是“说明文学上之一般原则,间及创作之方法,以及修养研究之途径.”由于缺少材料,这门课具体的教授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似乎并不令人满意.1930年,一位师大学生在报纸上撰文批评师大国文系的课程,认为有关新文学的课程还是太少,只有一门“文学概论”是完全不够的.当时国文系似乎主要还是以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为主,到1932年似乎仍没有太大改观,一位学生在杂志上抱怨国文系“天天考古考古把腰都考弯了”,并将其归咎于校长徐炳昶的“极端政策”.从前面引述的徐炳昶关于选聘教授的意见看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30年代前期北平师大学生的左翼运动颇为活跃,徐炳昶的立场及其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一方面是学生中风行的左翼思潮,另一方面则是校长和教授的疑虑与控制,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似乎决定了左翼文学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与命运.与北大、清华乃至师大相比,当时北平的另外一些学术声望较低的学校,学生则有着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其中包括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这些学校的新文学及左翼文学课程的开设,多是出自学生的推动.1929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的张致祥(管彤),“在听了国学系的其他诸如说文、诗词、金石、校勘等课程,愈益了解‘国学’内容之后,就愈益对国学系不满”,于是联合学生拒绝听课,要求系主任吴承仕添设新文学课程,于是不久吴承仕主动改革课程设置,在系中增加了曹靖华的新俄文学选读、高滔的西洋文学史等课程.1934年秋,东北大学边政系(之前的俄文系)学生关山复和邹寒素,商量聘请已经在中国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曹靖华来系任课,因曹靖华当时用“曹联亚”之名,校方并未提出疑议即下发了聘书.

当时这些学校的新文学课程,实际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左翼色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关于理论思潮的课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未必标举“文学概论”的名目,但基本上都是从左翼立场来讲授文学理论和思潮,很受学生的欢迎.1930年代,谭丕模在北平师范学校讲授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并将讲义整理成《新兴文学概论》、《文艺思潮之演进》、《中国文学史纲》等著作,都是以“唯物论的辩证法”为方法.1933年曹靖华到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任教后,讲授“文艺批评”和“文学方法论”两门课程,“把世界上崭新的苏俄的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介绍给学生”.孙席珍在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文学概论”和“近代文艺思潮”,“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为文艺思潮的一个部分,向听讲的青年进行有声有色的介绍”.当时中国大学国学系的选修课中,还有吕振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陈伯达的“先秦诸子”,都是“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如当时中国大学学生张后来回忆所说的,“国学系(或中国文学系)设社会科学概论一类课程,当时一些著名的大学恐怕还没有.”而在事实上,也只有在中国大学这样并不著名的学校的国学(文)系中,才有可能添设“社会科学概论”这样的左翼理论的课程.

较之文学批评、文学史等知识体系而言,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运动乃至政治运动显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左翼思潮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形态,也与此有关.理论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有关世界和未来的构想,因而往往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左翼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它和学院体制格格不入的地方,因而1930年代“文学概论”课程之不容于北大、清华等校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左翼理论正因其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而对青年学生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中国大学等校在学术上毫不足观,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左翼理论课程的开设,既是出于青年学生的推动,同时又进一步吸引和熏陶了更多的学生.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便不能忽视左翼理论和思潮在北平青年学生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