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扫描2006年第4期

本期有几部值得关注的作品.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是一篇典型的“底层小说”,但作家没有像一些“底层文学”写作者那样站在“底层”之外或之上呼号,表达空疏的道德义愤,而是深入其中,对“底层”的复杂情态进行了精微的描摹,使人物和事件都具有了生根的逻辑性；李冯的《车厢峡》(《收获》)以目前已颇受冷落的“先锋笔法”重述李自成的故事,颇有当年李自成“困兽犹斗”的架势,当然,艺术上是否成功还有待争论；严歌苓“非洲小说专辑”(《上海文学》第7期)三篇均短小精悍,让人读后有痛感,不但延续了一贯的“严氏风格”,也加入了对一些文化、经济殖民问题(尤其是中国人也作为殖民者出现)的新思考；姚鄂梅和王松都各自推出了新长篇(姚鄂梅《白话雾落》,《钟山》；王松《蛾的飞翔》,《大家》),在长篇写作上显示出更成熟的实力；石舒清的《长虫》(《人民文学》第7期)、龙一的《潜伏》(《人民文学》第7期)、冉冉的《河边》(《上海文学》第8期、马晓丽的《云端》(《十月》)、格致的《千万别让她说话》(《十月》)都是值得一读的用心之作.此外,为纪念《萌芽》创刊50周年,杂志在第7期摆出“盛宴”,张悦然、蒋峰、徐敏霞等年轻作者各自以新作展现了“80后”的丰姿和局限.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篇)堪称当下“底层文学”热潮中的又一力作,小说通过对一桩命案的追寻,对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基层权力的运行方式进行了深透而又精微的书写,无论从现实揭露的深入性、人物塑造的立体性,还是叙述控制的均衡性上,都值得称道.

“官民冲突”是有关农村“底层写作”题材的一个常见主题,作者的巧妙处在于,他选取了光棍吴响的视角来追踪一桩命案.吴响既是乡村中的一个无赖泼皮,又是乡政府任命的护林员和看坡员,这种“亦官亦民”的特殊身份使他轻易地游走在“官”和“民”之间,把二者的生活状态尽收眼中,也成为“官民冲突”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作者没有把吴响简单地写成一个狐检测虎威的反面角色,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圆型人物”来塑造.他虽然暂时为“官”,但身份毕竟是“民”,这使他在“官民”的冲突中,最终代表了“民”的一方.小说开头铺写他对死者尹小梅的迷恋和追逐,也使他在尹小梅死后坚持追寻真相的举动变得合情合理了.如同秋菊要寻找一个“说法”一样,吴响的追寻也带有非理性的成分,那种在挫折面前反而爆发出惊人执著的倔强,让人想起路翎笔下那些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人物形象,内涵丰富而有力度.

吴响追寻真相的过程既是人物性格铺展的过程,也成为推进故事后半部分发展的动力,作者借吴响遭受的迫害逐渐展示出权力运作的狰狞面目,以及在习惯性的忍气吞声中,农民心理上的扭曲异化.乡政府官员之间的互相勾结、金钱权力结成的天罗地网、受害者亲人在接受了八万元赔偿金之后的妥协、周围人们的麻木不仁等构成了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小说的结尾更意味深长,吴响始终没有查出尹小梅的真正死因,她究竟是旧疾心脏病发作,还是被副乡长威逼致死答案始终扑朔迷离,这不仅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种叙事悬置,造成一种悬念,以呼应“命案高悬”的标题,更是一种对“底层”民众悲惨境遇的真实反映：在这里,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了解真相的“知情权”亦被剥夺了.面对“高悬的命案”,农民不仅是求告无门,甚至鸣冤叫屈的愿望也早被权力和金钱所压抑腐蚀.这种含蓄“曲笔”的运用无疑比直接狂呼乱喊的方式更具有思想力度和艺术张力,从中可看到作者胡学文对现实生活的深透理解和小说艺术性的慎重考量.

在当下现实主义创作喧嚣热闹的胜利锣鼓中,李冯的中篇《车厢峡》有些寂寞.也许正因为这寂寞,才值得我们认真地关注.和很多伪小说比起来,我以为,它执行的是真正的文学的议程：首先自身是艺术；其次,它要解决相关的艺术问题.

从小说的基本面来看,《车厢峡》的语言、技术和结构能力以及整体上呈现的张力,在当下的小说中无疑属上乘.语言挺拔洗练,故事回环扯动,用足以整合复杂故事的结构,有效地将李自成漫长的后半生纳入了两万余字的篇幅里.在技术方面,除了起承转合和细部的处理圆润外,李冯在这个小说里表现了高超的处理复杂的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这是当代大多数小说都不具备的.但有意思的是,自先锋小说落潮之后,大家突然问变得耻于谈及技巧了,似乎一讲点技巧就有深度欠缺、现实关怀不够之嫌.在这个意义上,《车厢峡》玩了一回文学的艺术体操就显得难能可贵.当然,《车厢峡》不是单纯的艺术体操,它有巨大的想法,从进入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缝隙时开始,它肩负的就不仅是颠覆解构的任务：把闯王从万人之上拉下马来,重构一个“个人化”的起义者形象；它还要解决如下两重关系：具体的个体／领袖与抽象的个体／领袖的关系,个体／领袖与群体的关系,它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在什么时候又能相互转换；以及,提出作为个体的闯王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在《车厢峡》里,李冯有效地解析了李自成一生的战斗历程和精神历程,尤其是后者.李白成所以念念不忘车厢峡,是因为车厢峡里的状态正是他人生的状态,也是他的人生哲学和军事哲学,那就是困兽犹斗,勇往直前.

也许所有的艺术品质都会不再新鲜,所有的道理和判定都将过时,这个小说免不了也要灰飞烟灭,但在2006年大面积的平庸懈怠的小说创作中,《车厢峡》之精神抖擞,也算是荒年里一只殷实的饭碗.

《上海文学》第7期推出了严歌苓的“非洲小说专辑”.这个专辑的小说据说是作家随大使丈夫远渡非洲之后的潜心之作,写的都是些伤心故事,可一望即知并非有意赚人热泪的凄惨,而是洞察世事之后的无奈.每个人物都自有命运――命是性格,运就是注定要遇到某个改变自己一生的“上帝一撒旦”,几乎毫无选择,也绝无退路,不得不眼睁睁地错到底,来个“终生误”.

第一篇《集装箱村落》(短篇)里面那个黑人女孩子玛丽亚就是这样无可自主地遇到了她的中国上帝麦克李.偶然来到偏远的尼日利亚村落的人类学家麦克李共有三宗罪：其一是对一切事过度热情,其二是永远只有三分钟热度,其三是随便乱允诺：他盛赞集装箱村十四岁的黑人女孩玛丽亚,说她有一天能成为好莱坞大歌星；可怕就可怕在他说这话时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真诚,而丝毫不管这样的真诚稍纵即逝,并且潜意识里夹杂了太多并不那么真诚的优越感和挑逗；他永远不会想到,就是这句不要钱的好话、这廉价而不能贯彻到底的好意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比巨大的肥皂泡,足以诱惑玛丽亚苦等一整年,甚至为了坚守这暗无天日的承诺,不惜在战乱硝烟中送掉小命.第二篇《苏安梅》(短篇)同样是一个关于好意和幻灭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单纯羞涩的白人丑姑娘苏安梅接演了玛丽亚的卑微位置,“上帝－撒旦”混合体式的人物则换
由一个美国老头子“纽约人”出任,因为“纽约人”特别的温柔体恤,苏安梅大胆检测设他爱上了自己,可这当然是除了当事人以外人人都知道的致命误会.老纽约人爱的是一个小他四十岁的漂亮的黑人姑娘奥利维亚,当然不是身高一米四、腰围三尺、永远没有的老处女苏安梅.真相大白后苏安梅陡然变得暴戾内向,不再轻易信任他人募捐的好意；这样毁灭性的自我否定在小说尾声终于达到了一个小：她断然给了结结巴巴向自己求婚的尼日利亚小伙子阿吉波拉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他是真心倾慕她的.她却并不知道.

第三篇《热带的雨》(短篇)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虽有小小变奏,但基本延续了前两篇的主题,并在短小篇幅内用更极端的情节探讨了更尖锐的问题：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居高临下的同情就一定是高尚的吗所有的看似咫尺实则无法逾越的两个世界的鸿沟究竟多宽多深看似动人实则不切实际的怜悯究竟能抵达怎样危险的地步故事里在集市讨生活的黑人小孩丹纽只有七岁,却聪明无比,他是在所有导购同行包括男孩头领保罗之外的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但在认识善良的中国女人婷婷之前,他的孤立地位还暂时处于某种安全的平衡之中；只有在婷婷发现了他并立刻不检测思索而夸张地对他表示厚爱后,才因她打破了集市游戏规则的善意举动而步步陷入重围.婷婷圣诞后去集市再不见丹纽,还以为他拿着自己给的钱去上学了――她不会知道最善良最值得被嘉奖的行为,在某种特别到她无法理解的境遇之中,反倒会变成最彻底的“上帝一撒旦”翻云覆雨之手.她同样惘然不知的,是自己的仁慈最终害死了一个好生生的男孩.

这三个故事有着同样阴郁的内涵.这世界充满了重重曲解和误读,天堂地狱、善良邪恶、上帝撒旦,置换往往只在顷刻之间.故事背后的作者也许想做的,就是一个永远只说真话的卡桑德拉,不惮撕开童话并不光鲜美好的背面给我们看：没人会是另外一个人的救世主,自以为是的高尚也许会南辕北辙,而事实结果往往将事与愿违.这意思残酷,直接,疼痛,不讨喜,可却是真的.

冉冉的《河边》(短篇)全不以技巧取胜,却胜在温柔敦厚,回味悠长.小说里面没有坏人,也没有阴谋,即使是带田梅去城里打工,最终却莫名其妙地让她肚子大起来的懦弱姐夫,也最多不过是长叹一声,却无话可说.读罢合卷,故事里的乡下姑娘田梅似乎就眼含泪光地站在眼前,所有的读者都为她伤痛乃至惆怅满怀,和她一样觉得前路茫茫,惘然无助――可是再多人替她想办法,也仍然一点出路都没有.作者讲述故事时口吻诚恳,委婉,贴心贴意,这样丝毫不卖弄煽情技巧的文字,却更具有让人感同身受的打动力.

《十月》同期刊发的两个中篇《云端》(马晓丽)、《千万别让她说话》(格致)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女性问题,各有可圈点之处.

《千万别让她说话》标题中的“她”在小说里是家庭主妇甘棠周末在超市写到的一个布娃娃.对于“在自己用年龄一点一点铺就的生活轨道上规则地运转着”的甘棠来说,这个不能吃不能用被甘棠取名“降珠”的娃娃显然是甘棠规范生活的一个“入侵者”,“入侵”不仅体现在甘棠要为“她”做一些类似于梳妆、洗衣、安置“睡眠”等额外的家务活儿上,更体现为“她”将甘棠婚前婚后的两次怀孕经历联系起来.小说的情节就在当下生活和甘棠两次怀孕的往昔经历中交叉对照地展开.这个偶然“入侵”的布娃娃也在这样的今昔对照中幻化为甘棠人工流产掉的那个孩子,“她”能否发出声音便成为往昔能否对今天的甘棠发问的关键.由此,甘棠生活秩序的“被打乱”不仅是身体的操劳,更是不同时期记忆的不时回溯,曾经的身体之痛也在这样的回溯中逐渐沉淀为精神之痛.性别显然是小说另一个隐在的线索.无论合法与否,婚前情人刘康和丈夫李军的形象在这篇小说里都不甚光彩,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叙事者的性别立场,但小说并没有纠缠于狭隘的性别之见,而是在一种看似“无事”的生活表层下,探讨了女性的身体经验引发的心灵之思,虽然琐碎,却也独到.

《云端》中两个女人的“较量”虽然也着眼于女性的硬与软、贫乏与富足、精神财富与外在地位等方面,但这里的矛头所向不是狭义层面上的女性较量,而是掩藏在革命、正义、进步等名义下女性的压抑与抗争.小说的构思颇为巧妙：两个同样叫“云端”、同样有着温婉细致内核的女性,在特殊的战争年代,被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当国民党军官太太的云端成为更名为“洪潮”的将领夫人云端的俘虏,她们的高下似乎显而易见.但外在地位在这里显然不是衡量两位云端之间等级尊卑的惟一标准,国民党太太的云端与丈夫之间的两情缱绻显然不是虽历男女之事却几乎懵懂无知的“洪潮”所可比拟的,因为这一女性经验的差异,两位云端之间的地位因此倒了个个儿,最终在获知各自丈夫阵亡的消息之后引发了血与血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国民党军官太太的云端在这里成为“洪潮”的“启蒙者”,而在处处努力以“洪潮”这一名字所限定的身份来规范自己言行的云端身上,我们反倒时时可以窥见那个喜欢《西厢记》、本质上也想要“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曾经的云端.小说的张力也恰在两个云端彼此之间的爱恨交加和更名为“洪潮”的云端在“身份”(洪潮)和“本性”(云端)之间的游移和挣扎中显现出来.而在更深广的背景下,这种“身份”和“本性”的冲突当然不仅仅是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它更是一个诉诸于革命、集体、阶级等众多宏大命题的范畴,这显然不是诸如云端这样一名女性的个人选择和一篇小说所能解决的.小说不独构思巧妙,细节也较为丰满,冲突爆发之前两名女性的“较量”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甚为热闹,于情节安排上也疏密有间,在大处和小处都见出作者的努力和用心.

《人民文学》第7期刊发的两个短篇《潜伏》(龙一)和《长虫的故事》(石舒清)也相映成趣.《潜伏》写地下工作,让人提心吊胆,《长虫》写蛇在乡间,让人惊悚发怵.论题材的紧张,二者似有相近之处,但表现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重情节、重人物,后者重氛围、重炼字；前者疾,而后者徐；前者如愈旋愈紧的弦子,逼得人大气不敢喘,后者如花园里轰轰然倒了水瓮,事已至此且看它如何漫散开来.

《潜伏》的情节颇为引人.抗战时期,余则成作为一名成功地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局中的高级特工,为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正干得如鱼得水,却迫于形势需要,将一个素昧平生的农村妇女翠平充作自己早年留在沦陷区的妻子接到了身边.一边是军统局盘根错节的复杂斗争,一边是一个对国民党上流社会一窍不通、大字不识一个、完全不懂“潜伏”规则、却怀有对国民党特务头子刻骨仇恨的“妻子”,其间的惊险可想而知,余则成的神经和读者的神经都几度被绷到极限――翠平也悄悄替代余则成成为故事的主角和推动力量.就情节来看,翠平非但不配合余则
成的工作,还处处捅漏子,如此“潜伏”实在惊心动魄；可正是这个“潜伏”得不成功的人物在小说中却光彩照人,她鲁莽且异常勇敢,顽固但率直可爱,粗俗却本色质朴,令人又怜又叹；虽不会处变不惊地与敌人周旋,关键时刻却能以一个游击队员的胆识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此气节,亦可歌可泣.《潜伏》的人物有筋骨,构词造句也干脆有力,语言由此获得了一种扎实的速度感,与情节的紧张相得益彰.小说节奏控制得当,每个情节都在顶点来临之前转弯,随着翠平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姗姗来迟,读者的胃口也被越调越高,可没成想结尾却来了个“美学的脱身术”,以多年后的一段补叙轻轻松松就罢了手.反的写法本无可厚非,但在一篇专心于故事的小说中,如此轻巧地将人物结局语焉不详地归结于历史本身的暧昧,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在有意降低小说的难度了.

石舒清不喜欢大张旗鼓地铺陈气氛,而习惯于把感情收束于文字背后,让它慢慢地渗将出来,《长虫的故事》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作者对蛇的恐惧,却能在字里行间分明地感受到恐惧的存在.石舒清善炼字,他笔下的方言是雅化后的方言,白而不俗,新鲜又绝不刁钻；对细节也体贴入骨,饶是以舒缓的笔致写紧张的情境,亦能动人心魄.说了这么多好处,惟一让人疑惑的却是如此情之凿凿、意舒形散的文字,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呢石舒清在为小说寻找另一条通道的同时,是否也剥夺了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某些特质

王松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醉心“后知青文学”的创作,《蛾的飞翔》是有关这一题材的首部长篇.小说以70年代下乡的童亮、张焱为中心人物,围绕着他们两人之间互相倾轧和一些伙伴在知青岁月中的挣扎,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后知青”时代的故事.王松讲故事颇有一股“狠”劲,从早期的“三红”系列以来,他的故事里就始终笼罩着令人恐惧的血淋淋的色彩.同样,在连缀起这个长篇的一个个故事中,他也以丰富的想象力推进强戏剧冲突,把一些场面描摹得风生水起,触目惊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双驴记》(《收获》今年第2期)开始,王松讲故事时特别注重情感的节制化、叙述的紧凑化和语言的精炼化,这部《蛾的飞翔》也是如此,可以说,王松的故事越讲越好了.

小说取名为“娥的飞翔”,意在展现70年代下乡知青们的蜕变过程.作者在对他“后知青”概念的阐述中表达过,他希望书写70年代下乡的理想消弭以后的那一群知青,他希望去蔽以往赋予知青身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从而还原一个迷茫的,世俗的,甚至是丑恶的知青群体.然而在我看来,作者可能更倾向于为一直追寻的“人性恶”的主题找到一个更能施展的历史舞台,换言之,“借坑下蛋”的意图更多一些.《蛾的飞翔》体现了这种努力,这使得他的“人性恶”的故事,在“后知青”这个大背景中显得合情合理起来.然而,单以“人性恶”来概括复杂的“后知青”生活,显得意蕴过于单薄了,也使长篇叙述的结构支点过于单一.如果说在《双驴记》里“人与驴的争斗”还可使这个几万字的故事产生恰到好处的张力,那么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斗”字,就难免让故事的推进捉襟现肘,小说里用“出事”来推动叙事这一点就显得很勉强.另外,这一主题先行使得他的人物总是平面化的,长篇小说本应有的含混和复杂恰恰被滤干洗净了.更进一步说,这些小说里所写到的“丑恶”,在80年代前期、中期的知青创作中也是频繁可见,即便没有王松写的那样精致有味,但毕竟我们无法从王松的作品里找到关于知青生活的更新的或者更深刻的经验.

处于创作旺盛期的姚鄂梅近期的小说作品,如《黑键白键》、《像天一样高》、《忽然中年》、《大约在冬季》、《穿铠甲的人》等,大都纠结于一个相似的主题：人的梦想如何在世俗社会中碰壁、破灭.而这部最新的长篇《白话雾落》则把故事背景放在世外桃源般的雾落小镇,展开祖孙三代四个女人的情感史和史.姚鄂梅似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风格,小说写得很“好看”.

小说开篇从故事情节的中部进入.在散漫无边的水样文字中,以略带喜剧色彩的麻姑下厨为序幕,祖孙三代四个女人悉数出场.此时,这个家庭里只有女人.麻姑说“还是女人在一起好”.不过,麻姑的努力是徒劳的,她的女儿们哪怕吃了再多苦头也注定要和男人纠缠在一起.随后,作者开始由此回溯或后推,将这四个女人彼此之间以及她们同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渐次呈现出来.这四个女人的感情经历都带着或浓或淡的悲剧色彩.小说写到五分之二的时候,作者引入了感情线索之外的另一条线――雾落阳光计划.随之而来的雾落小镇的变迁和淹没,为四个女人的情感提供了最后的舞台和归宿.雾落镇消失前,小鱼与王叔夫妇同归于尽；麻姑选择与阿水、秦自清留下来给雾落殉葬；阿山、高秉辉在临行前一刻也改变了主意.两对苦命鸳鸯殊途同归,“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随着小镇的覆灭染上了殉难式的悲壮.

在叙述上,作者打破线性叙事的常规,且腾挪自如,视角和情节的切换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作者的笔触往往在不经意间旁逸斜出,插进几句看似不相干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在后文中有照应.让读者每每有心领神会、恍然大悟的快意.这几个女人冤缠孽结的情感历史,就如同浓雾散尽后的雾落小镇一样逐渐呈现出来.小说的语言也显得从容不迫,很有分寸,质朴之余又充满了清澈水润的美感,用以描绘那些细腻、丰富的女性心理和情感可谓相得益彰.小说中偶尔出现的有关性的段落,哪怕是小鱼遭王叔这样的情节,也并没有像当下一些作品一样,大肆渲染以迎合某种低级趣味.总的来说,《白话雾落》消融了姚鄂梅以往作品中在艺术上时有的生涩感,故事内容与语言风格真正贴合起来,甚至有了水融之感.

为纪念《萌芽》创刊50周年,杂志社与“80后”代表作者联袂操办“盛宴”.张悦然的《纸鸢记》(长篇小说《誓鸟》节选)位居“小说盛宴”的头条.张悦然绝对是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作者.对于读者,不会去在乎她是不是关注他人,只会在乎她在自己作品中不断撕裂灵魂的作法自己是否能够忍受.《纸鸢记》讲述了一个十四岁混血少女西比尔如何在充满灾变的世界中漂泊和寻找.这又是一部让人绝望得几乎窒息的作品,一部让信念接受拷问的作品.就像张悦然作品的锐利之处并不在旖旎的异域风光或眩目的技艺一样,《纸鸢记》的少女疼痛也不是体现在丧母之痛、寻父之苦,或爱情的虚妄.当少女亲眼目睹神圣的宗教竟然被天使杀戮时,再一次以污秽的世界赚得了人们的战栗和惊悚.只是这种情感的强度是否会超越《葵花走失在1890》所带给人们的震撼,需要拭目以待.

与张悦然一路在想象世界飞翔不同,蒋峰的《淡蓝时光》(长篇小说《十一个月少七天》节选)开始逐渐向现实世界着陆.如果将它与作者20岁完成的代表作《维以不永伤》比较,更会发现《淡蓝时光》像个“背叛者”.因为它“背叛”了人们对《维以不永伤》遗留下的预想.《淡蓝时光》虽然还流露冷叙述的机智,但曾经渗透小说肌理的渗入的“冷”却有了温润的迹象.不过,这还不能表示蒋峰小说改变的全部因素.更多的迹象,表现在题材从宿命哲学的思考转向青春经验的书写,以及取悦读者的情节设计上.由此,蒋峰终结了先锋写作的模仿期,开启了小说的新起点.不过,蒋峰是否会把以往热血沸腾的写作记忆抛在脑后,继续轻松地讲述一段段淡蓝时光,这还是个未知数.

徐敏霞的《喜宴374》(短篇)更能体现“80后”的突围和局限.因为一场婚宴,知识女性蝶衣和分别十几年的374弄堂的姐妹们重逢了.然而,记忆中的地方不仅没有庇护她疲惫的心灵,反而成为了他人预期目光的窥探之地.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增加婚宴的陪衬和装点.最后,婚宴经过嘈杂的人声和物语,终于变成一道时尚的大众套餐呈现在人们面前.而蝶衣则经历了一场冷暖空气交叠的心理经历.整个婚宴过程的叙述都是一种双重视角的参照和对比.知识女性的务虚和平民女性的务实各有各的理由,原本喜气洋洋的场景却由此隐含着诸种复杂的滋味.其中有平民女孩的翻身梦、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女孩的奋斗感、平民女性对知识女性的艳羡、知识女性的落寞.它们纠缠在一起,构成一方很不平静的湖水.作为读者,有理由为了这方“湖水”的繁复涟漪保持自己阅读的耐心.它会因咀嚼太多而变得意犹未尽.甚至,它还沉淀着张爱玲的燃烧过后的灰烬之心、王安忆笔下小市民的琐屑人生.当然,小说也有它的功力不及之处：正如小说设计蝶衣居住在楼房,而菁菁、莘莘姐妹则住在棚户区一样,叙述者与弄堂的平民生活始终有一种隔膜.尽管如此,作者尽力了.

(本文由邵燕君综述,李云雷评《命案高悬》；过桥评《车厢峡》；文珍评《严歌苓非洲小说专辑》、《河边》；魏冬峰评《千万别让她说话》、《云端》；赵晖评《潜伏》、《长虫》；谢俊评《蛾的飞翔》；王斌评《雾落白话》；徐妍评《纸鸢记》、《淡蓝时光》、《喜宴374》)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