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穿越现代文学之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准备为中文系出版一套丛书,大家讨论下来定名曰“汉语叙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大约是集中系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仁们的研究专著或者论文集等相关研究成果,这庶几能够展示十余年来在同济文科复兴中,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力量的集聚和成果的面貌.

从1995年算起,在同济中文学科,我应算是为数不多的老资格了,大家说应该有我一本,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自己这些年忽东忽西,一会忙于筹建传播与艺术学院,搞起了传媒与艺术,一会又到学校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虽说还算是所谓的“双肩挑”(指一些专业教师承担学校行政任务的同时仍然在做教学科研工作,其实,大多数人双肩都没挑好,挑好了一肩另一肩肯定挑不好),没有完全放弃教学和科研,又因为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兴趣无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没有太多收获,又想,还是把当年在复旦提交的博士论文《新月派研究》整理出来出版吧,也算是一个交代.就我所知,在学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博士学位而论文不能或者说不去出版,好像有点说不过去,甚至你拿到的学位也可能值得怀疑.可翻翻旧稿,除作为论文已经发表的十余万字外,一时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再补充,或者就作罢吧.又恨恨地想,就做一个不出博士论文的博士何必非得从众而硬要去凑成一本书呢遂又作罢.

一天,与作家张生(因为家在五角场,1994年他硕士毕业到同济求职,后被告之他被一博士PK掉了,那博士就是我,不想,十多年后,他还是从上海交大调来同济成为同事,算是缘分.据说,张生在交大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为了挽留他,交大校长张杰院士亲自驱车从闵行校区到五角场张生家,恳谈了几个小时)博士聊天(这套书中也有他一本,是博士论文),谈到这套丛书,他建议我何不把当年出版的论文集修订一下,不知这话触动了我哪根神经,没加考虑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两人谈到兴奋处,还说明年接着把博士论文出版,后年再出版一本什么东西,再后年再出版一本什么东西,似乎有了连续出击的雄心和气概.说到就做到(这也是我这些年搞点管理工作养成的好作风),次日就约张生一起到出版社向责任编辑游说,向这套丛书几位主事者报告这一最新想法,大家当然支持.当晚,我把这一重大决定通过告诉了远在澳洲的郜元宝教授,不想他次日就回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你决定出那本书的增订本是对的,因为《王实味传》你迟早总要另外出一本更详实的增订本,再说你的文集(指论文集《砖瓦的碎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黄注)我现在还没有呢！其中多数是很扎实的考证和很亲切也很及时的人物访谈,是一本现代文学方面学科意识强而且多有创获的著作,我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一本类似的书,很想集腋成裘地也弄一本,但很难.也许对我来说,这样的书一本就够了,其中只要有五六篇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我现在对任何长篇大论都不感兴趣,也许中二周之毒太深吧.等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先不急着写,等到稍微有系统一点的意见,就写一点系列的文章,不求全面,只要有重点突破也行.现在似乎还没有,因为周作人的难度太大了,不过也有一些想法,很刺激的,见面再聊.

就这样,读者诸君看到了还不算寒酸的《砖瓦的碎影(增订本)》了.

元宝教授平时对我多有褒扬,主要是对我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做过一些资料考据性工作的肯定,或许是着意给以安慰吧,因为谁都清楚,在研究界人们不是太看重这类成果.记得去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公映后,我们一起去五角场万达影城反复观看这部电影,又重新阅读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还想到丁玲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同时代的女作家,两部带有异曲同工的小说,研究起来很有意思(遗憾的是,丁玲这部小说的取材之大胆和取向之复杂至今还没有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元宝教授后来发表了《都是辩解：色戒,我在霞村的时候》(《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2期),见地非常.这篇文章就看出他注重史料又超越史料的水准.

在这本文集初版时,我的导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鸣树教授和学兄符杰祥教授为我写了长篇序言,对我历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我的论文其实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观照.其实,当初写文章的时候,哪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想坚持一点,就是元宝教授在给我的所说的每篇文章都想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还是说说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章吧.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一翼》,其实是我当年在杭州大学师从郑择魁教授读硕士时的学位论文,五四直至左翼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来说,西潮的影响再强调都不为过,但研究界在剖析外来因素的同时,可能有意无意忽略了本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巨大作用,这篇文章就是提出一个新文学“内生长性”的论断,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做点补充.《被遗忘的20年代乡土作家》,提出胡也频以他的创作实绩自觉汇入五四乡土文学大潮的论点,记得这篇文章当时投给《福建论坛》,很快编辑就给了回信,录用这篇在写作上还不成熟的论文.《左翼文学、左联文学及其它》是我在2000年上海纪念“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想澄清几个一直被研究界混用不清的概念,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左翼文学偏狭评价的不满.《文学人生：左联五烈士综论》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而写.其实写这篇文章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对我的硕士导师郑择魁先生的纪念.1995年我曾与先生合作出版了《左联五烈士评传》一书,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左联研究、新月派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先生曾长期担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呕心沥血,不幸过早病逝.这篇文章,主要越出文学的视野,就五位作家不同的人生抉择进行比对,或许能够看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复杂与选择的艰难.研究丁玲,冯雪峰无论如何是不能绕过的,《预言与危机：冯雪峰的丁玲论》力求以小见大,从一个案例来解析时代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两个人不同的文学世界和相互影响.《丁玲创作中的重要里程》,提供一个文学原型研究的范本,通过丁玲小说《韦护》前后修改比较,以及原型瞿秋白的传记资料,看出丁玲对瞿秋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充分理解和把握以及心灵上的沟通,如果把小说与瞿秋白后来留下的《多余的话》对照起来,丁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小说家的敏锐感知和独特的捕捉能力完美得到展现.从而,我推翻《韦护》是“革命加恋爱”作品的文学史定论,应该说立论是相当充分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量文学史著仍沿袭旧说,我的这几篇还算有些见解的丁玲研究文章,在诸多丁玲研究综述的文章中也寻觅不到.更让人遗憾的是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十二卷本《丁玲全集》,《韦护》这部小说仍未能将1930年《小说月报》上的初版本收入,而是收进了后来修改了五十多处的修改本,更不用说给以校勘了.《新文学世界中的瞿秋白》一篇是为《瞿秋白研究》专集而作,瞿秋白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人生起伏可歌可泣,多次在同时代作家笔下作为原型塑造,探讨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上述论文集中探讨的是从“五四”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和作家,这次编为一辑,虽然文章有少作的生涩和不成熟,但私下以为其中一些看法、见解至今还可回味.

本书的第二辑庶几可以看成是我学术生命第二个年轮的忠实记录.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跟随陈鸣树教授继续研读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时,先生刚刚出版在学界颇有影响的《文艺学方法导论》,先生早年在苏州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作为青年作家与陆文夫齐名,后来到南开师从李何林先生研究鲁迅,一举成名天下知,“”结束后到复旦,一开始做思想史研究,后来调到中文系回到了鲁迅研究.我是先生第一届博士,那时整个中文系一届博士不到十人,我们住在复旦南区三号楼,整天除了上课、读书、写作、闲聊,就别无他事了.同住的汪春泓博士(他毕业后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后应聘到香港岭南大学)是从南开来的,私下常常谈到先生青年时代的行迹,我才对先生丰富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先生似乎对中国现代文学没有什么兴趣,他要我们研读《小逻辑》,和《19主潮》(入学面试他就让我按顺序说出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名字)等,重视的是思辨能力的培养,他也没有强求我一定去研究鲁迅,就像他钟情于山水(先生年轻时有过绘画的训练,后来与作家王小鹰一起拜师著名画家王康乐,水墨画风格独具,可惜先生退休后因病不能再执笔写丹青了)和喜好冬泳一样,在学业上也是由着我们的个性自由发展.等到第二年,我就将新月派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了.

本辑中关于新月思想研究的文章投寄到那时学人视为顶级刊物的《文学评论》,编辑卢济恩先生很快提出极为中肯的修改意见,反复修改过程至今看来还是一次很值得珍视的学术训练.后来,我又将《新月诗派论》一文交给《文学评论》,记得卢先生收到文章后,给我回信让我陈述文章的独创性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当时他们收到不止一篇谈新月派诗的文章,自然要有一个选择了.其实,这几篇文章都是从博士论文中选出的.新月派研究我自然有自己的心得,我将新月分成前期和后期,这样就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新月派与京派的交叉关系问题,有些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我对新月派标榜的“健康”“尊严”的解读,在学界还是第一次,把新月派诗分为前后期,期间的变迁和同异此前学界也论及不多.

因为研究新月派,就涉及到了诗人、翻译家孙大雨.因为孙大雨,我翻阅了反右时期大量的报刊文献资料,还结识了孙大雨先生的女婿孙近仁先生,他是著名的五官科医生,可是因为孙大雨的关系,他对文学有了不浅的修养,撰写的有关文章非常专业.那时,我对写传记有些兴趣,就打算在研究孙大雨的同时撰写关于孙的传记.记得还专程到吴兴路拜访了孙大雨先生,据说在我之前,只有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来拜访过,那次拜访坚定了我研究他的决心.这就是后来在《新文学史料》分两期刊出的《孙大雨传》,本来计划写一部长篇,孙近仁先生也极力鼓励支持我来做这项工作,但后来还是放下了,至今想来还是憾事.

本书收进的《寂寞孙大雨》是应陈思和教授之约,为他任主编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之一《走进复旦》而作,文章写好后交给了那时主持《黄河》杂志的谢泳先生,很快就刊登出来,本来计划就我所接触的大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相关史料写一个系列,朋友们也鼓励我做好这一工作,但后来还是没有坚持下去,至今还是我未完的一个心结.我把孙大雨作为新月派代表诗人这一新说,无疑是有充分依据的,所以《孙大雨与中国现代诗》、《诗意探索与文化诉求》就完整勾勒孙大雨的地位和贡献,完整地对新月派格律理论做出新的阐释.

收在本书的第三辑中的文章,又可以看出我学术兴趣的新的挪移.这一辑主要是关于延安以及王实味的研究文章.

王实味是我的同乡,还是我一个中学的校友,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我断断续续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写了长篇学术传记《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得当年只印了几千册,不相识的傅国涌先生在《博览群书》上发表书评(傅先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建树卓越,常读他的大作,可至今还未谋面,但心中常存感激),给予褒扬,《读书》等报刊也纷纷推荐,算是在学界有些影响,至今在学术交流时,大家介绍我时必称是王实味专家,弄得对王实味不甚了了者和我一起难堪.

《往事与随想》、《历史尘烟中的声音》两文是发表在《书屋》杂志上的随笔,有对王实味事件的思考与反观,也有因王案引发我对中国托派的思索,这样的文章当年写作时大多是一气呵成的,洋溢,思绪潜沉,可以看出我青年时代文笔飞扬的况味.关于托派,我也曾把它划为自己学术研究领地,并立下雄心大志,不少朋友都给予大力支持,至今我的关于中国托派的资料还很可观,但愿以后能够重拾旧愿.

《<野百合花>如何被利用》是投寄给《南方周末》发表的,收在本书时进行了修订.这篇考据文章主要表达一个中心观点,就是给王实味带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一文,是因为在延安遭受批判后才引起国民党当局有关审查机构注意,进而印发作为反共宣传材料.这样的例子在王实味当年北大同班同学、小说家张天翼身上也发生过,就是他的小说《华威先生》也是在遭到批判后被国民党当局作为反共材料印发.文章发表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写了篇商榷的长篇文章,传给我看,但我觉得他也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出铁证.《(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是截取《王实味传》之一章,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从上世纪90年代始,我不断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未曾与编辑谋过面,后来听说他们根据文风认为我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学者.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为纪念杂志出版百期出版的三卷本《我亲历的文坛往事》之《忆大事》中.这本书收入了茅盾、夏衍、胡风、郑伯奇、丁玲等十四篇文章,在封面上我的名字赫然排在丁玲之后,看来他们不仅以为我是一年长的学者,可能还以为我是延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了.《宿命中的沉浮》一文是将王实味、丁玲两者人生命运进行比照,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得出些微思考,文章寄到《文艺争鸣》,那时我与这本国内颇有影响的杂志没有什么往来,主编郭铁城先生写来回信,很快就发表了文章,在寄来杂志样本的时候,编审朱竟在杂志中夹了封信,想要一册《王实味传》,粗心的我竟然半年后才看到这封信,赶紧把书寄上,不知朱竟当年是否有怨这篇文章后来修改后以《王实味事件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题在2006年底香港艺术发展局召开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考虑到会议演讲稿不一定成熟,会后我也没有兴趣进行系统的修改,此次收入这本文集还是《文艺争鸣》发表时的样稿了.

从复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同济工作,在今天学者转会频仍的时代,我似乎打定主意“从一而终”了.但自己从来就是不安于现状的,就是我前文所谓的“忽东忽西”.其实,从这些年自己研究路径来看,从五四到1940年代延安再到1950年代那段峥嵘岁月,从左翼人文集团到右翼文人集团,又可说是“忽左忽右”了.自己觉得也许两边看看,就会更多一点余英时所谓“同情的了解”吧.所以,我的文章不会偏执,比较客观,大家都能接受.记得当年写完《孙大雨传》,把手稿交给孙近仁先生提意见,他后来告诉我读第一遍时对其中有些写法很不认同,甚至有些生气,但读了第二遍就对文章非常认可.

其实,对我来说,学术兴趣的变化实也是可观的,这就是本书最后一辑的内容.关于鲁迅,关于新时期文学、关于上海传统、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甚至关于大学,都有涉猎,杂乱之中,还坚持要有新鲜见解,比如关于同济历史传统这一篇.就通过对百年大学精神的概括,以现代大学理念为统摄,在重构百年大学历史的同时,提出在当代语境下大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及其忧思,等

我在原版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从1995年走进同济以来,生活一直不能平静,私慕中的静读生活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也因此自己常常是在一种惶惑和紧张中度过,年复一年,生命如流水,日子也似风筝断了线.

实话说这样的状态仍在继续,就是那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回头看看,自己在学术园地撒下不少根芽,可不待它们长成,自己就匆匆离开.

渴望有一天回头反顾,重新浇灌,到开花,到结果.

2008年3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