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刊物在亨利·劳森经典形成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文学刊物在经典形成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学经典恰恰是经由文学刊物的推送得以传播、淬炼和沉淀的.本文选取《公报》、《南风》和《越陆》作为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代表刊物,分析这些刊物的核心价值要素,通过这种纵向的分析,透析澳大利亚在一个世纪的跨度内价值的变迁.价值的更替与演变直接导致劳森经典地位的世纪沉浮,最后本文指出文学刊物是文学经典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经典形成文学刊物文学体制亨利劳森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方兴未艾,但争论的焦点始终徘徊在经典的范围、经典的特征、经典的重构与解构、经典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上,只有少数几位学者论及文学经典的形成.王宁认为,经典形成的因素有：得到出版和发行、引起批评家的注意、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有六个最重要的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赞助人）.刘意青认为,要成为经典就需要得到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和推动；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中；纳入学校课程和课本.在国外,经典研究专家佛克马认为,“所有的经典都是由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的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公开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批评家都提到了文学批评在经典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文学批评具体是怎样形成经典,却语焉不详.我们知道,文学刊物是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它能长期地、动态地、微观地、深入地跟踪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这是其它载体所无法比肩的.但是,上述批评家对此却都没有提及.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文学刊物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雷纳-韦勒克（Ren6Wellek）就曾在其六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AHistoryofModernCritici1750-1950,1981）中宣称,美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文学刊物的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学刊物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韦勒克的这一观点也遭到猛烈抨击.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文学刊物与现代美国文学批评》（JoumalsandModemAmericanCritici）一文中把美国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讲述文学刊物与美国文学批评之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严肃的文学批评初露端倪；40、50年代新批评极盛时期,文学批评有所发展；60年代后的“理论”时代,文学批评取得了长足发展.卡勒认为,文学批评的大发展得益于文学刊物,这些刊物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沟通,而且还推动了文学批评潮流的发展、演变与更替.由此,可以想见文学刊物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戴维卡特（DidCarter）对文学刊物的研究比卡勒更进一步,他指出,“文学所涉及的不是作为个体的文本或作家,而是一整套体制以及体制化的运作.体制控制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文学意义的产生与传播,这些体制性机构包括商业性的出版社、公共设施（如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协会）、高等院校和中学的课程教学大纲、文学奖项、文学协会、报纸和杂志等.”卡特不落窠臼,从文学体制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而文学刊物作为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文学本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文学刊物如此重要,那么它与经典形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文学经典“集中关注哪些作品可以放入教学大纲和文学选集,关注文学作品评价体系的根源,关注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卡特分析了体制与经典形成的关系：“文学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品处于何种地位.体制决定了何种作品可以出版、何种作品可以评论,何种作品可以在学校里教授、可以再出版,何种文学的地位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体制决定了“在特定的文化、传统或文明中,最上乘、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可见,在卡特看来,是文学体制决定了文学经典.那么,体制是怎么决定经典的呢?卡特指出,“批评家们意识到,在教什么、教谁、什么作品能被选人文集、什么作品可以出版、什么内容可以写、什么内容不可以写这一系列的问题背后潜藏着一个根本的观点：一个文化最重视的价值以及其中的原因.价值评判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寻找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价值.”这段话清晰地点明体制评判经典的标准其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而这些主流价值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在这些价值的交替中,不可避免地互相碰撞,而每次撞击都是通过文学经典体现出来.

文学体制包括许多方面,每个方面都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文学奖项就是对经典作家的一种权威地认可与肯定.由于文学刊物最能够微观地、动态地、全面地、长期地跟踪文学批评的动态,而且文学刊物上的批评是文学选集、教科书和文学奖项评选等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刊物上的批评决定了体制的其他方面,因而本文选取文学刊物来阐述文学体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另外,本文以澳大利亚经典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为例来阐述这一关系,之所以选取劳森,是因为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百多年来他受到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他的作品早已成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试金石.通过劳森,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文学刊物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领会各种“价值”在文学经典问题上的激战.

一

到20世纪末为止,澳大利亚文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批评阶段和80、90年代的“理论”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文学刊物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史蒂芬斯（A.G.Stephens）就曾指出：“澳大利亚文学是喝着文学刊物的乳汁长大的.”在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阶段,《公报》是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它鲜明地倡导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以《公报》为代表的刊物为澳大利亚早期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报》是由阿奇博尔德（J.F.Archibald）和约翰-海恩斯（JohnHaynes）于1880年在悉尼创办的周刊.从1896年至1932年,史蒂芬斯主持“红页”（theRedPage）专栏期间,《公报》发展到鼎盛时期,史蒂芬斯也成为当时极富盛名的文学批评家.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里奥坎特雷尔（LeonCantrell）在史蒂芬斯的文学选集中曾这样评价：“史蒂芬斯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最初的30年中,他的批评和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公报》‘红页’专栏所做的评论,树立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声望.”

《公报》诞生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意识觉醒.当时的英国在澳的六块殖民地上,人们强烈要求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公报》是这场反英的斗争的急先锋.创刊人阿奇博尔德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父母都是爱尔兰移民,他继承了爱尔兰人强烈的反英意识.史蒂芬斯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他的父亲是澳大利亚人,母亲来自苏格兰,他和当时澳大利亚众多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一样,对英国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曾在1899年12月9日的《公报》上用了“红页”的整幅页面登载了他的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ForAustralians）：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歧视非常荒唐,其依据就是澳大利亚的事物与英国不同.这种歧视一直妨碍澳大利亚人欣赏自己美丽的国土；但时间教会了我们智慧.我们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比澳大利亚桉树更漂亮的树了等有些英国小说中说我们的花朵没有花香,我们的鸟儿也不会歌唱,我们已经学会了耻笑这种荒唐至极的言语.看吧!整个丛林都充满了芬芳,没有哪块土地上的树木散发的芳香比我们的更加浓郁一正像诚实的英国人亨利金斯利所证实的那样,相比之下,英国长着雏菊的草地变得平淡而土气.如果你越过回归线,在晨曦中走到户外,空气中充满着一百多种美丽花朵的芳香等又一次,是遗传和习惯背叛了我们等让我们用澳大利亚人明亮而清晰的眼睛,看看我们的祖国和生存在这里的动植物、树木、河流和山川,而不是用英国人带着歧视的和模糊的眼镜来看澳大利亚；世界上没有更美好、更美丽的国家了.

在这段话中,史蒂芬斯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摆脱英国人强加给澳大利亚人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摘掉歪曲澳大利亚现实的英国式的眼镜.他认为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澳大利亚人会清晰而准确地观察到澳大利亚土地美丽的一面.在史蒂芬斯眼里,是因为英国人向澳大利亚人灌输了一种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偏见,才使得澳大利亚人不能客观地观察澳大利亚的可爱之处.字里行间渗透着史蒂芬斯对英国的反感.不仅如此,史蒂芬斯还对英国文化嗤之以鼻.1900年,当英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逝世时,史蒂芬斯对这位英国的重量级人物不屑一顾,他认为,“拉斯金才疏学浅、在知识界一钱不值等拉斯金的文艺理论都是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除此之外,史蒂芬斯崇尚友善的波西米亚风,嘲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败坏,倡导对普通人的理想化以及现实主义,这些都是对英国文学价值观的颠覆.史蒂芬斯在反英的同时,主张寻找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特性,即澳大利亚性,这一倾向在文章《写给澳大利亚人》中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史蒂芬斯作为《公报》的编辑,他的文学观与经典形成有何关系?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帕斯卡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曾指出批评家的影响力：“由于批评家的鉴赏力在整个文学界已成共识,尤其是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批评家,那么,他们所做的评判――不管是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史蒂芬斯的见解伴随着《公报》巨大的发行量传播到家家户户,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使得他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叱咤风云,卡萨诺瓦所说的“对作品的肯定还是贬低――都会造成客观而难以估量的影响”其实就是指重要的批评家在经典形成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批评家的文学观也就相应地成了评判经典的价值标准.因而,史蒂芬斯强烈的反英态度成为当时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

劳森的崛起恰逢《公报》的鼎盛,劳森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他在诗歌《澳大利亚人的自由》（FreedomontheWallaby）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父辈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苦涩的

面包

有人游手好闲,却衣食无缺；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他们的祖国也容不下他们.

他们离开祖国

是这个王国抛弃了他们,

他们来到了,或者,因为他们偷窃

被遣送到了澳大利亚.

他们辛勤劳动,安家落户,

胼手胝足,开垦荒地.

他们成了开拓者,

却对此毫不在意；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块土地

开拓成充满希望的乐园,

那些贪婪成性的人却把他们肮脏的手

伸向我们,想把这块乐园抢走.

在这首诗中,劳森控诉了英国的贪婪、无耻,英国抛弃了自己的人民,而且当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新的乐园的时候,英国又企图再次把它抢走.短短的诗歌中充斥着强烈的反英情绪,这与《公报》主编史蒂芬斯对英国的态度不谋而合,也可以说劳森的作品符合史蒂芬斯的评判标准,符合以反对英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标准.因而史蒂芬斯说：“劳森是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也许他是澳大利亚培养的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不仅如此,劳森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丛林人的形象,彰显了丛林人独特的价值观――伙伴情谊.史蒂芬斯把伙伴情谊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区别于英国的独特性,他指出,“亨利劳森是丛林的声音,而丛林是澳大利亚的心脏.”史蒂芬斯把劳森置于整个民族的核心,对劳森推崇备至.

不难看出,由于劳森作品符合民族主义反对英国、着重表达民族性的要求,因而被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学刊物奉为上乘.而与劳森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芭芭拉贝顿（BarbaraBayton）、克里斯蒂弗布伦南（ChristopherBrennen）、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Franklin）和斯蒂尔拉德（SteeleRudd）等作家,其作品虽然也有丰富的内涵,但由于没有反映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因而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时期的批评家足够的重视,有些作家甚至一直不为人所知.二

从19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反英、强调民族性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学刊物评判作品的标准.但是到了50、60年代,民族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颠覆了,新批评的文学评判标准取代了民族主义时期的标准,同样,文学刊物也同步跟踪了这一变化.

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刊物大多是在学院之外,专业性、学术性都不强,但是到了新批评时期,文学刊物受到了高等学校的影响,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南风》（Southerly）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风》起初是英国文学学会：澳大利亚分会（EnglishAssociation：SydneyBranch）的刊物,这个学会成立于1923年,与其伦敦总部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学会的传统来自芒戈麦卡勒姆（MungoMacCallum）,他于19世纪末来到澳大利亚,为了谋求英帝国的发展而兴建悉尼大学.麦卡勒姆在悉尼大学英文系建立了16、17研究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传给了G.A.威尔克斯（C.A.Wilkes）等学者.

1939年这一刊物启用新名《南风》,当年9月第1期出版,标明为“英国文学协会悉尼分会杂志”（TheMagazineoftheEnglishAssociation,Sydney）.豪沃斯（R.G.Howarth）任首任主编,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不能孤立发展,而要受到直接的文化祖先――英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并借鉴它的标准.”可见,在豪沃斯的眼中,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的分支和嫡系.豪沃斯在1951年第3期中写道,“《南风》是当时纯文学杂志的代表.”他所谓的“纯文学”就是把与文学无关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编辑影响甚大.1956年豪沃斯离任,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肯尼思斯莱瑟（KenhSlessor）接替豪沃斯的职位,斯莱瑟把《南风》的副标题改为“澳大利亚文学评论”（AReview0fAustralianLiterature）.1963年斯莱瑟退休,威尔克斯受邀任《南风》的主编,任期长达七年之久,他任主编期间,《南风》的发展突飞猛进,取得长足的进步.

威尔克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曾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5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16世纪初的道德诗歌》（ThePoetryofMoralReflectionattheTurnoftheSixteenthCentury）.20世纪60年代早期,威尔克斯任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文学教授,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英国文学学会的成员,一度与豪沃斯共事,并且是曾豪沃斯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衣钵.威尔克斯在《19世纪90年代》（1890s）一文中对民族主义大加挞伐：“其一,民族主义文学不是90年代出现的唯一的文学；其二,民族主义文学不是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最上乘的文学.”他指出,“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的最典型的文学作品――具有本土特色的、表达民族情感和精神的民谣和短篇小说――只是这一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而已.”威尔克斯不仅揭露了民族主义阶段文学批评标准的单一、狭隘和单调,他还批判民族主义的品味低下：“他们的作品总是迎合大众的口味：那种文学根本不需解读就能理解.”威尔克斯言辞激烈地否定了民族主义,对于澳大利亚研究的方向,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座中指出,“要想从总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就要沿着渐进的脉络,一方面,这是欧洲文明在南方的延伸,另一方面,这是本土文化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威尔克斯这句话强调的重点就是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化的延伸,是英国文学的变体.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如今,一些作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是因为他们证明的文学范式,而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内在质量.”可见,威尔克斯关注的是作品的内在价值,而非民族主义所倡导的外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价值.在他眼里,澳大利亚文学应该与欧洲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评估,把文学作品从狭隘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进行批评,形而上地比较它们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威尔克斯标榜细读,关注文本肌理和形式上的艺术性,主张采用一套基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来对所有作品进行解读并重写经典.他的这些思想贯穿在《南风》中,正像澳大利亚著名批评家约翰多克（JohnDocker）所说的那样,“《南风》更痴迷于‘新批评’的方法――细读和详细的文本分析.”多克的话清晰地表明威尔克斯的新批评立场,新批评的审美标准自然成为《南风》所青睐的评判作品的标准.

1965年,威尔克斯在《南风》上发表文章《重读亨利劳森》（HenryLawsonReconsidered）.他在重读了劳森若干短篇小说后评论道：“这些小说的态度是逆来顺受和冷嘲热讽的,仿佛叙事人必须要面对最糟糕的状况,而且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叙事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希望或幻想等劳森时刻面临着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危险,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不公正的现实面前滑入了自怜的深渊.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人物还面临着多愁善感的危险,这种多愁善感体现在伙伴情谊或者人对狗的情感上.同样,环境的威胁性也容易被夸大.”而且,“乔威尔逊系列是劳森最敏锐、最有同情心的作品等对哭与笑的把握是劳森的天赋.”在整篇文章中,威尔克斯一直关注一些普适性价值,如希望或幻想、成功与失败、生存的危机、环境的威胁等,以及人的情感如自怜、多愁善感、同情、恐惧、哭与笑等.他的解读始终是在文本内部,摒弃了任何文本外部的价值.这种细读是民族主义时期所没有的.

可见,威尔克斯把劳森作品从具有的社会语境中脱离出来,从中挖掘出普适性价值,但是他认为劳森作品“过于随意”和粗糙,像纪录片和新闻报道一样罗列事实,过于苍白,而且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些“速写”,缺乏欧洲文学那样的深度与广度,基于此,威尔克斯认为,“劳森的成功是不确定的,他的地位经常受到挑战.”因此,在新批评的标准下,劳森的经典地位岌岌可危,威尔克斯含蓄地否定了劳森的经典地位.威尔克斯认为澳大利亚真正的经典作家是诗人克里斯托弗布伦南（ChristopherBrennan,1870-1932）.布伦南生于悉尼,他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于1888年进入悉尼大学学习古典文学.进入大学后,他的兴趣从古典文学转移到哲学上,1892年到1894年,他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到了马拉美的诗歌,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布伦南受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等诗人的影响很大,其诗歌风格与马拉美非常相似.威尔克斯对布伦南的诗集《十一首诗：溯源》（XXIPoems：TowardstheSource,1897）啧啧称赞,他认为布伦南的诗“反映了他在人类的爱情中寻找‘伊甸园’的”.威尔克斯认为,布伦南的诗与社会和政治运动毫无瓜葛,具有真正形而上的价值,具有文学艺术的普遍价值.

和史蒂芬斯一样,威尔克斯在当时也是一位重量级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思想贯彻其任《南风》主编期间,其文学见解深刻地主导了这一刊物,因此也成为这一刊物的评判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劳森日落西山,而布伦南却如日中天.

三

在50、60年代的文学批评舞台上新批评虽然仍然主角,但新左翼于60年代已悄悄登上历史舞台.60年代的澳大利亚受英美等同的影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960年的悉尼和1961年的墨尔本出现了早期的群众运动,到1969年左右达到.1964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实行征兵制,1965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派出一个营奔赴越南战场,自此,一个大规模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战争与征兵制的群众运动爆发了.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的组织有反征兵制青年运动（YouthCampaignAgainstConscription）、越南行动委员会（VietnamActionCommittee）.女性、青年、商人、共产主义者联盟建立的和平运动、左翼澳大利亚劳工党成员和牧师等群众团体汇聚力量,掀起了一场运动.反越战带来了连锁反应,一大批社会底层民众纷纷起来反抗现存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矛盾突出,越战成了火山口,层层叠叠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以学术研究为特征的新左翼登场.汉弗莱麦昆（HumphreyMcQueen）的著作《崭新的不列颠尼亚》（ANewBritannia,1970）与理查德高登（RichardGordon）编著的《澳大利亚新左翼》（TheAustralianNewLeft,1970）几乎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标志着新左翼正式登上舞台.

到了80、90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风潮几乎同时进入澳大利亚,一时间,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新左翼、文化研究等纷纷勃发,彼此碰撞,但是新左翼却从这此表面博杂而异质的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主导性力量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戴维卡特指出,“在80、90年代的澳大利亚批评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风潮相互裹挟,产生了后文化主义的大融合,结果,具有文化实践意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独占鳌头.”约翰多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从阶级转移到意识形态,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转移到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与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压迫等新左翼把社会理论释放出来,对种族性、性别、性、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进行分析；它把新的价值释放到社会理论中（反、反性别主义、反等级制度、支持参与、自由主义、反政府、支持集体主义）.”总之,新左翼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新左翼猛烈批判了西方的和澳大利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性别主义和对性的压抑以及伪.”换句话说,“不管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新左翼统统反对,总之,新左翼反对一切体制化的意识形态.”正是新左翼的这种强烈的颠覆性,使得它能够把女性主义批评、后殖义批评等批评话语统统收入囊中,成为当时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左翼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文学刊物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实主义作家》（RealistWriter）、《论坛》（Tribune）、《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Review）以及澳大利亚图书协会（AustralasianBookSociety）,这些刊物与机构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现实主义作家》是墨尔本现实主义作家联盟的刊物,而现实主义作家联盟是受到澳大利亚赞助的文化组织.除此之外,还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墨尔本作家联盟的期刊《思想》（Point）,以及由普里查德（K.s.Pilchard）、乔治费尔维尔（GeeFarewell）和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Smith）编辑的新期刊《澳大利亚新作》（AustralianNewWriting）.1938年普里查德在《共产主义评论》上发表篇名为《澳大利亚文学的反资本主义实质》（TheAnti-CapitalistCoreofAustralianLiterature）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墨尔本的刊物《论坛》（Arena）仍然不断发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但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最具持久影响力的刊物当数1954年创刊的《越陆》（Overland）.《越陆》脱胎于《现实主义作家》,它的创始人是史蒂芬马瑞史密斯（StephenMurray.Smith）,他曾在印度参军,并在新几亚参战,他的战争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如何反抗权威.战争以后,他参加了澳大利亚劳工党.到1960年时,《越陆》成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与左翼保持情感联系而非政治联系的刊物,并且逐渐从旧左翼转化为新左翼的刊物.马瑞史密斯的文学观点顺应了当时的新左翼思想,其主编的《越陆》也有着鲜明的新左翼的倾向.

《越陆》不满新批评学院式的批评,认为其封闭的文本细读把大众直接体验的社会生活统统拒斥在外,新左翼对新批评不断地冲击,到80、90年代新左翼的标准取代了新批评,从而新左翼的价值观成为《越陆》评判经典的标准.主编马瑞史密斯对劳森抱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会被劳森的作品深深打动.他教会了我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我热爱的国家.”1975年,马瑞史密斯为劳森写的传记出版,在书中他详尽地描述了劳森参加澳大利亚工会、积极投身罢工运动、为工人运动摇旗呐喊的方方面面.澳大利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先驱威廉莱恩（WilliamLane）先后创办了《回飞镖》（Boomerang）和《工人报》（Worker）二份报纸,莱恩积极倡导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劳森在与莱恩共事的期间受莱恩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大.《工人报》受到布里斯班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AustralianLabourFederation）的支持,一直在运作之中.劳森的许多诗歌发表在《工人报》上,诗歌《澳大利亚人的自由》（FreedomontheWallaby）就是其中之一：

自由女神早已在澳大利亚落脚,

她会把暴君打得头晕目眩,

她要再次燃起熊熊火焰

再次让洋铁皮罐沸腾.

我们要让暴君疼痛万分

这些暴君曾这样把很多人折磨至死；

如果鲜血将染红金合欢花

暴君们,这可不是我们的错.

马瑞一史密斯认为,在这首诗中,劳森明确表达了苦难的人进行斗争的强烈要求,他们向往自由,反抗权威,表达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除了《回飞镖》和《工人报》,劳森的诗歌还发表在比较激进的《真理报》（Truth）上.劳森1890年1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澳大利亚的马赛曲,或悉尼穷苦人之歌》（TheAustralianMarseillaise,or,ASongfortheSydneyPoor）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高唱工人的豪迈之歌,

让银铃般的歌声在空中回荡；

自由/离我们更近一步.

工人疲惫的妻子和女儿

唱着自由之歌；

举国欢腾,

举国响应.

这首诗发表时适逢海员罢工失败.马赛曲是当时世界工人的革命歌曲,劳森用此作为诗题,意味深远.马瑞一史密斯觉得,这一系列诗歌中都体现出劳森的工会主义思想.工会主义主张工人大联合,团结一致与社会的不公正势力做斗争,为工人谋福祉.劳森的许多作品反映了这股浪潮.因而,他同时相信,“在政治信仰方面,劳森首先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同时相信,“劳森对政治感兴趣只是因为,政治能够实现他朝思暮想的最伟大的民族和人类的事业.”

马瑞史密斯认为,劳森的诗清晰地表达了劳森与人民水融的状态,这也是劳森被称为“人民的诗人”的原因所在.在传记的结尾处他写道：“时间证明,劳森才华横溢、心思细腻,远非其同时代人所能比拟.他在写受尽剥削的选地农或穷困潦倒的丛林女性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书写身处恐惧与痛苦的普遍人类.他的眼光,表面上是局限于某个地理或社会层面,但其用意却在千里之外.如今,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而这就是劳森仍然是经典作家的原因.”在马瑞史密斯看来,劳森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际遇,书写底层人民反抗权威与的决心与斗志.在新左翼的评判标准下,被新批评贬低的劳森在新左翼的评价和遴选体系中又重新浮上水面,成为经典.

结论

从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之初到20世纪末,文学刊物始终与文学经典如影随形.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刊物一起成长,劳森的反英主张和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符合《公报》的民族主义标准,因而《公报》率先确立了他的经典地位.一战后,《公报》逐渐式徽,虽然仍然发行,但是其影响力已今不如昔.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南风》一跃而起成为当时首届一指的文学刊物,《南风》的思想渊源来源于英国文学学会,崇尚欧洲文学的优越性,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在南方的分支,他们的这一精神传统与澳大利亚新批评一拍即合,他们标榜细读,关注作品的内在价值,把与文学无关的价值摒弃在外.在这一标准之下,劳森原来的经典地位受到挑战,地位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是到了80、90年代的“理论”时期,在汹涌的理论大潮中,新左翼独占鳌头.在波澜壮阔的文学批评大潮中,各种文学刊物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层出不穷,各种声音都借助文学刊物的力量传播,而在这些刊物中脱颖而出的就是《越陆》.《越陆》突出的是新左翼的价值观,新左翼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与安危,崇尚平等,反抗霸权,在这一标准下,劳森再次成为批评家的宠儿,再度成为经典作家.

以上三家刊物只是澳大利亚众多文学刊物的典型代表.著名刊物《米安津》（Meanjin）、女权主义刊物赫卡特（Hecate）和《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LiteraryStudies）等都登载了许多评论劳森的文章,或褒或贬.总的来说,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浮,劳森的经典地位已经不可撼动.而在背后决定劳森经典地位沉浮的,正是以文学刊物为代表的文学体制.

上述三家刊物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就是卡特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特定的国家、特定时代的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诉求,而这些诉求会浓缩成评判经典的标准.依据这些标准遴选了符合其要求的作家,将其奉为经典作家,而排斥不符合要求的作家,使其与经典无缘.不仅如此,这些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化、更替、交织,价值的变化也会体现在文学经典上.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被选为经典的作家,由于标准的改变,有可能会再度沦为非经典作家,相应地,非经典作家也会在标准改变的情况下,重新崛起成为经典作家.从劳森经典地位的“浮――沉――浮”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价值的改变以及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冲突.

总之,文学刊物不仅见证了劳森经典地位沉浮的全过程,而且决定、检验和认定了其经典地位,文学刊物在文学经典生成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