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和贝多芬的精神不懈奋斗――北京大学德语系严宝瑜教授访

点赞:23383 浏览:9884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严宝瑜教授学术小传: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德国文学研究专家.1923年出生于江苏江阴,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任教.1988年获德国“格林兄弟奖金”,奖励他在德国文学研究上的突出成绩和为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特殊贡献.

采访人(问):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学科史项目组的采访.您现在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资历最老的教授,我们首先想请您讲一讲您当年学习德语的情况.

严宝瑜教授(答):我上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不想在日本人统治下读书,于是就经香港到了重庆.在那里,我中学毕业后进入音乐学院、就是后来的音乐学院.学了两年音乐后,我就去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真正开始学德语是在1945年,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老师是杨业治先生,杨先生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只有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没有德语系.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经有专门的德语系,冯至先生就是在那里就读的.我的专业本来是英语语言文学,就是说,我系统地学习了英语文学,而德语是我的副科.我们当时学习非常认真、努力,因为怀着浓厚的兴趣.拿英语学习来说,狄更斯的小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我读了四本,哈代的小说,我也念了五六本.

当时,在大学二年级时,每个人都会选择一门第二外语,很多人都选择了法语.我是那一届外文系里唯一一个选择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一方面因为我对音乐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此前学音乐的时候就自学了一点德语,比如A,B,C,D等,der,die,das,所以我想我可以“偷点懒”(笑).当时第二外语的课程持续三年,用的是一本用英文编写的课本,每星期四到六节课.本来我应从1945年学到1948年,但是在1948年时,把德语作为第二外语学第三年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而校方当时规定,一门课必须有至少三个人选才能开设.于是杨先生就和我达成了一个约定:他让我继续自学,他帮我制订学习计划.其实,我本来是想学第三外语――意大利语的,因为我对意大利的歌剧特别感兴趣,而且杨先生的意大利语也非常好,他一共懂七国语言,精通两种语言.或者,我想再选学拉丁文,但是,这些都没有学成,因为杨先生到国外做研究去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规定,一个教授教学满四年,就可以到国外访学一年.就这样,我自学了一年德语.杨先生回来后,他让我做一篇毕业论文,并且帮我选择了一个德语文学的题目.那时把我吓了一跳.但杨先生说,这个题目是和音乐有关的,关于德国晚期浪漫派作家和诗人爱德华默里克的中篇小说“MozartaufderReisenachPrag”(《莫扎特赴布拉格途中》),讲的是莫扎特去布拉格排演歌剧《唐璜》途中发生的故事.由于默里克是位诗人,所以小说写得非常富于美感.我当时欣然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因为一来我喜欢音乐,二来我学习德语已经学出了一点味道;我觉得我当时学得还是非常用功的,所以在那两年中,我阅读了很多德国文学的作品,比如施托姆(Storm)的《茵梦湖》,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等.我那篇论文得到了84分,当时毕业论文得到80分以上是很了不起的,这篇论文现在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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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您毕业后就开始了您的教学生涯,是这样吗

答:是的,当时杨先生和我商量,他说学德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他希望我留下来协助他从事德语教学.于是,从1948年起,我开始在清华大学给杨业治先生作助教.当时作助教就像个学徒(Lehrling)一样,不是你刚留校就可以马上上课.现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课,这一点我是绝对反对的,至少一个研究生要上课的话,必须有教师来指导.几个研究生在一起集体备课,共同讨论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做学徒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每天跟着杨先生一起去上课,杨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坐在第一排,帮着他擦黑板,收作业,改作业.同时听他上课,那些课本来我都听过,已经耳熟能详.后来有一次,杨先生生了病,他便让我给他代课,我当时真的不敢去,战战兢兢地问他能否另外.他便鼓励我.后来我就慢慢地进入了教学状态.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便和杨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算起来我一共在清华教了四年书.

问:下面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

答:外语学习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不是看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一个你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学德语并不是看你知道了德语有多少条语法规则,像背公式一样把它们背下来.相反,语言是活生生的,所以我看到校外一些关于外语教学法的广告,我觉得那是无稽之谈.

我在西方语言文学系当过系副主任,那是因为我到国外喝过一点洋水(笑),那时系主任是冯至先生,我主要协助他工作,负责的就是教学工作,这件事我管了十几年.我经常组织教学经验交流,听课,检查教学质量.现在我觉得,虽然目前在外国语学院里各个专业都独立成系了,还是应该加强互相的教学经验交流.在外语教学法上,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外语的方法论(Methodik)是一门学问(Wissenschaft),可以说,学外语和教外语本身就是一个方法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教了那么多年的外语.那时我看过很多国外关于教学法的书籍,比如关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巴甫洛夫不仅研究了动物的条件反射,而且还探讨了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提出了第二信号系统的概念,首次说明语词对人类的条件刺激作用.每个人的母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外语学习就是要把对外语的反应变成一种类似母语的条件反射.

现在,我敢说德语我还是很有把握的,英语呢,比德语差一点.现在有很多跟我学音乐的学生要出国留学,请我给他们用英语写推荐信,我自己很害怕,怕自己写的推荐信拿出去会贻笑大方,所以我写好之后会请英语专业的老师给我把关.可他们看了之后对我说,我写的推荐信在语言上没有问题(笑).可是,外语就好像一个无底洞,千变万化,学无止境.语言讲究各种各样的风格和层次,就像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你敢说你的中文就过关了吗另一方面,外语水平又绝不能单纯以词汇量、以掌握多少语法规则作为衡量标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搞清楚外语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特别是教外语的老师应当知道这一点.同时,教学又有一个方法问题.世界上有各种方法,有的方法是商业性的,有的方法却有它的道理.所以当个外语老师不容易.我的一个经验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去教好语言,通过文学学语言.现在的教科书里都是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内容,那些内容只怎么写作于某个特定的目的.拿德语来说,有那么多的语言大师,远的,歌德、海涅自不必说;近的,公认的20世纪的德国语言大师有三个――布莱希特(Brecht)、托马斯曼(ThomasMann)和卡夫卡(Kafka).一个学德语的人如果把他们的语言吃透了,他也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很多人说我的这种观点脱离实际,说一个学生到外面去求职,会有谁顾及什么托马斯曼,顾及什么卡夫卡呢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比如,我曾经给德语专业五年级的学生上翻译课,开始我觉得上这门课有困难,当时英语系的翻译课是朱光潜先生上的,于是我又一次去做学徒,听朱先生的课.朱先生实在是了不起,能够把很多东西总结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我的很多方法都是跟朱先生学的,我让学生翻译了很多作品,既有文学的,也有哲学的,内容都比较难.有一次,我让学生翻译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东西.马丁路德的家族也是爱好音乐的,他把天主教解放了出来,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教会歌曲改变了数世纪以来只许唱诗班唱歌,不许会众唱歌的惯例,恢复了会众同唱赞美诗的制度,经过改革的新教赞美诗称为众赞歌(Chorale).众所周知,马丁路德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译成德语,把《圣经新约》从希腊语译成德语,到现在为止,德语的《圣经》还保留着马丁路德的译本,这是欧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在翻译中有一套理论,他把这些理论都写在了他的公开信(Sendbriefe)里,他主张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凭借老百姓的语言翻译《圣经》.比如他说:“Manmusdiemutterihmhause,diekinderauffdergassen,dengemeinenmanaufdemmarcktdrumbfragen等”(为此必须请教家里的母亲、小巷里的孩子们,集市上的普通人等).他写这些公开信的语言叫Neuhochdeutsch(近代高地德语),现代学德语的人看这些信会感到困难,因为很多单词的拼写和现在不一样.我就曾经在翻译课上拿出一封马丁路德的公开信来让学生翻译,学生看了之后直叫唤,因为很多单词都不认识,很多单词都已经过时了,于是在西方语言文学系里便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严宝瑜拿16世纪的东西让学生翻译(笑).但我却觉得,这里恰恰需要学生动脑筋去钻研,因为这封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十分有趣的.

问:现在请您讲讲您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经历.

答:那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那是1954年,我国和当时的德意志共和国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定:双方互派一名编辑到对方的一家出版社去实习.可是,找来找去,在出版系统里找不到一名懂德语的编辑.于是,当时胡乔木同志就委托马寅初校长从我们西方语言文学系里找一名青年教师.我记得当时马校长把冯至先生和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和我们说起这件事,我本人本来倒没什么意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但冯先生却不太乐意,因为他希望我留在他身边协助他工作,但最终他还是拗不过马校长,于是,我就动身前往德国.

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要了我的命一样,因为我虽然学了那么多年的德语,但在听说方面还是很差的,我把这叫“聋哑病”(笑).在北大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开始主要负责教语法,口语由我们当时的两位外籍教师――赵琳克悌和谭玛丽讲.因此,这次一个人到德国感到很害怕.德国方面为我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给我找来了一名英语翻译.但是,我刚到那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我是作为出版社实习生去的,他们通知我去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系统的一次会议.到了会上我才发现,与会者大部分都是那些国家的高级干部,比如有前苏联的副部长等等,所以,我非常害怕,就给当时我国驻德国大使馆打,说我不能参加这个会,可是大使馆的人却不停地鼓励我.更让我为难的是,会议要求每个国家的与会者都要代表该国家发言,我想,我,北京大学的一个小小的助教怎么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呢但是赶鸭子上架,只好勉为其难.那时我就想,我至少是在西南联合大学读过德语文学作品的,读过歌德,那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都已经译成了中文,而且当时德国的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Seghes)的著名作品《第七个十字架》(DassiebteKreuz)也已经译成了汉语,于是我便从中德文化交流的角度写了一篇发言稿,而且是用英语写的,我请那个翻译把这个发言稿译成德语.大会上,一些国家的官员们都长篇大论地发言,而且是说一段,翻译一段,听得下面的听众很不耐烦;轮到我发言时,我的身份就被介绍为“北京大学助教”(笑),但我是唯一一个用德语发言的,我虽然口语不行,但让我照本宣科还是没问题的,我对自己的发音也有信心,而且,我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所以发言时间虽然不长,下面听众的反响非常好,会后有很多人围住我向我致意.

后来,我向德国方面提出,最好能安排我到大学去学习,来治一治我的“聋哑病”,于是他们安排我到莱比锡大学听课,我的老师是德国著名的学者汉斯迈耶尔(HansMeyer)教授.那时,我国已经开始向德国选派留学生,当然也有我们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的学生,我虽然是西语系的老师,但由于我的“聋哑病”,我也和他们一起听课、学习.迈耶尔教授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非常好,我记得很清楚,一次下课后,他主动走到我跟前,在场的很多德国学生都感到很吃惊,想不到一位教授会格外关照一个外国人,迈耶尔先生问我:“KommenSiemit”如果光是听这句话,它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问句,也是迈耶尔先生的本意,他想问我是不是听懂了.可我却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句命令式的句子“KommenSiemit!”,就是说让我跟着他走,于是我就跟在他身后一直走到了他的办公室(笑).

问:我们都知道,您从西方语言文学系退休后就到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为全校学生讲授古典音乐公共选修课,您能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这门课是从1986年开始上的,主要是讲授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古典音乐,比如巴赫(Bach)、勃拉姆斯(Brahms)、贝多芬(Beethoven)、舒伯特(Schubert)那些大音乐家,当然还有法国、英国、意大利的音乐家.我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十分轰动,当时使用的是北大那时候最好的教室――电教报告厅,即使是这样,来听课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把窗户和门都弄坏了,于是就有管理人员来找我,说这门课要是这样就没法上了,但我还是坚持要来上这门课.这样,从1986年开始,除了中间我有两年去德国作访问学者之外,我一直都在坚持上这门课,直到2004年,算起来一共上了16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学生选修我的课程,有人曾经问我有什么诀窍,我想,第一是因为很多同学对西方古典音乐感兴趣.第二是因为我的教学方法,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我虽然上的是音乐课,但我没有把这门课单纯当作一门音乐课来上,我是把它当成一门音乐文化课来讲的.就是说,比如我讲贝多芬,我不是单纯讲贝多芬的音乐,而是以他的音乐作为一个核心,由此扩展出去,讲那时的时代背景、哲学思潮、文学和音乐发展的趋势等等,当然不能离题太远,基本以音乐为基础,这样一来,视野就比较开阔.很多学生兴趣非常广泛,对许多问题总要刨根问底,于是我经常被学生们包围起来.我希望,学生们能体会到,音乐艺术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它与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我当时的思路.自然,首先要真正懂得音乐,我和学生们讲,德国的古典音乐其根源在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这和古典文学的根源是相同的,和那些专门学习音乐的人相比,我觉得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视野太窄了,这样有时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想我的课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我下过功夫研究德国文学.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大学里学习应当视野开阔,应当重视人文修养,现在党都在提倡“以人为本”,我们的大学生现在缺乏的就是人文修养,总是看重实用的一面,那种实用主义是无法欣赏一个事物的美的.

我曾经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给研究生讲过18世纪德国文学,从启蒙运动、从莱辛(Lessing)开始,一直到歌德,那是德国古典文学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追求新奇的东西,比如看德国最新的小说,研究德国最新的理论等等,要不要这样做,当然要,但是不能放弃核心、放弃德国文化最光辉灿烂的内容,启蒙运动、歌德和席勒,应当把他们学通,把根基打牢,然后再扩展就容易了.检测如离开歌德和席勒研究德国文学那是无稽之谈.就像我们中国一样,掌握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再去看别的东西,这样才扎实,不要搞那些“漂浮”的东西、那些表面化(oberflachlich)的东西,而应当深刻.

问:还有两个小问题,您觉得您在对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没有什么成就,没有出版过很多专著,我只写过很多关于德国文学的文章,翻译过一些东西;在教学上,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教过很多学生,从1948年开始教本科生,到后来教研究生,我指导过10篇硕士研究生论文.我对翻译非常感兴趣,翻译过来的东西应当忠实原著,不能自己添油加醋,而且翻译过来的东西应当也是一件艺术品,应当使读者感受到原著的氛围,要在中文里反映出德语中特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易事.冯至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的人不能骗人,因为你面对的是不懂外语的读者,你翻译的不对就是骗人.搞外国文学的人很容易搞“检测冒伪劣”,所以宁可搞的东西少一点,也不要去追时髦,不要追求那些虚荣(Eitelkeit),那些东西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多少生命力.

问:有什么事情使您感到遗憾呢

答:如果我的身体允许,我还可以教音乐课.本来和文学相比,我还是更喜欢音乐.检测如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是研究音乐的,尤其是研究德国音乐,这样我还得学德语.

但无论研究什么,都要扎扎实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向歌德和贝多芬学习,歌德在《浮士德》里写得很清楚,浮士德临死前眼睛已经瞎了,还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感到过满足.贝多芬在写《第九交响曲》时耳朵也已经失聪,但他仍然坚持把这部作品写完.我想,无论是学习、教学还是研究,我们都应该以这种不知满足的精神不断地努力,都应该以这样坚忍不拔的意志不懈奋斗.


采访人:马 剑、梁晶晶

访谈整理:马 剑

责任编辑 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