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

(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210036)

摘 要：魏理(ArthurWaley,1889―1966)是20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一生译介了大量东方古典文学作品,在西方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东亚古典文化遗产与现代西方文化融汇的一个案例,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及其经典化,对于省思全球化进程中文学翻译的作用,对于研究东西方文明的汇聚融合,无疑都是意味深长的.

关 键 词：魏理；中国古诗；英译；经典化

Abstract:Asoneofthegreatesttranslatorsandsinologistsofthe20thcenturyBritain,ArthurWaley(1889-1966)conductedmuchtranslationoforientalclassicsandhadexertedadeepandprofoundimpactinthewesternliteraryculture.Alongwithitsspreadingandcanonizationinthewest,Waleystranslationbeeanotableandsignificantcasewhenwecontemplatetheconfluencebetweentheeastandwest,theculturalglobalization,andtherolethatliterarytranslationplayedinthisprocess.

Keywords:ArthurWaley；classicalChinesepoems；Englishtranslation；canoniz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６１０１(2007)01003115

一

1918年,29岁的魏理(ArthurWaley,1889―1966)在伦敦公开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英译汉诗集《汉诗170首》.［1］在这之前,这个未来的学者、诗人和翻译家以及他的大多数朋友们似乎都没有料到这一类英译的东方古典诗歌作品会那样受读者欢迎,将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实际上,两年前,魏理的英译汉诗已经初具规模,并引起友人的注意,艺术评论家弗莱(Fry)曾怂恿魏理将其编辑成书,公开出版.可是,当魏理与包括弗莱在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Group)的朋友们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一些朋友大泼泠水,最终使这一计划无疾而终.［2］事后,魏理将这些译作编成一册《中国诗歌》(ChinesePoems),自费印制了50册,分赠他在文艺圈内的友人,包括叶慈(Yeats)、庞德(Pound)、吴尔夫夫妇(Leonard&VirginiaWoolf)等人,并得到他们的好评,并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目,其影响乃渐由圈内而及于圈外.［3］

从大背景上看,在20世纪头两个10年,英美特别是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在英美文坛上,以庞德为核心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正当风头之上,自由体及素体诗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魏理英译汉诗追踪这一时代潮流,并创造性地使用“跳跃节奏”形式,巧妙灵活地把握并体现原诗的节奏,而不强求押韵,形式活泼,令人耳目一新,其充满诗意和东方神韵美的优美译笔,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东方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获得了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共同青睐.［4］此前,英译汉诗数量不多,其阅读又基本局限于汉学圈内,社会影响有限,由魏理开始,这些英译的东方古典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兴趣,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扇眺望东方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窗户.这不仅是魏理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机,也是东方古典诗歌大踏步走入英语世界的重要转机.追究这一转变实现的契机,应该说,其中既有一定的个人偶然性,也有相当大的时代必然性.

在结集并公开出版之前,魏理这些英译汉诗已经在一些刊物上登载过.最早登载魏理英译汉诗作品的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1917年,这个刊物的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同时发表了魏理的《初唐前诗歌选译》(Pre-TangPoetry,计37首,3452页)和《白居易诗38首》(5378页),合计译作75篇,占44个页码.这些都不是小数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这一年2月才宣告成立的,在学院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份量如此可观的一批英译汉诗,本身就意味着当时英国汉学界对魏理的承认和重视.此后,魏理的英译汉诗作品连续不断地在该刊登载,亦是对这种承认和重视的反复确认.而魏理本人首选这一学术刊物来发表自己的英译汉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将这些译作的潜在读者群大致锁定在学术圈内.事实上,汉学界对魏理英译汉诗很快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将魏理推上汉诗英译的一流大家位置.1934年,英国汉学家洛克哈特(SirJamesLockhart)在其编选的《英译中国诗歌选》中,就将魏理与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比肩并列,分庭抗礼.［5］直到1996年,位于美国纽约市的著名的丛树出版社(GrovePress)将魏理英译《诗经》新版的时候,双城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约瑟夫•,阿伦和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Owen)仍然异口同声地称赞魏理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天才的翻译家,他的《诗经》英译是一部翻译杰作,等等.［6］从1940年代起,魏理曾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时已改称亚非学院)长期聘请为名誉讲师和客座讲师；1945年,他当选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院士(HonoraryFellow)和英国学术院(BritishAcademy)院士；1950年和1951年,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ofAberdeen)和牛津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7］这些当然都是基于他在汉学翻译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不凡成就.(注：当然,这同时也基于他在日本研究和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限于本文篇幅和作者本人的学术背景,这一点只好从略.好在最近已有一本新著专门研讨这一方面的课题,参看deGruchy,JohnWalter.OrientingArthurWaley:Japani,Orientali,andtheCreationofJapaneseLiteratureinEnglish,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3.)［8］1965年,加州大学教授白之(CyrilBirch)编辑《中国文学作品选》(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主要面向汉学专业的学生,其中选录了不少魏理的译作,尤其是他的英译汉诗,出版者便是著名的丛树出版社.除了一般的商业出版社之外,通常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也表现出对魏理作品的兴趣.197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魏理的《袁枚传》.这虽然是一部诗人的传记,其中却含有许多袁枚诗作的英译.这也证明了汉学界对魏理译作的肯定.更明显而有力的证据是,汉学家们在他们的专业论著中,往往引用魏理的汉诗英译,说明他们不仅认可魏理的译本,而且将其当作是权威和经典的译本.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在其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前言中说明,书中引用的诗歌除自己翻译之外,主要是引用魏理的译本；［9］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在其名著《中国心灵》中引用的中国诗句,在英译本中一律采用魏理的译文.［10］如此结果,恐怕魏理一开始未必能估计到.

更出乎魏理预料的是,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刊载的这一组英译汉诗还在汉学界以外受到欢迎和重视.首先是知识界和读书界.1917年10月13日和11月24日,英国著名的杂志《新政治家》(NewStatean)相继刊登魏理所译白居易诗共17首.这本杂志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其发行覆盖面大大超过专业圈内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同年11月15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克拉顿-布洛克(A．CluttonBrock)的文章《一个新的星球》(ANewPla),对魏理的汉诗英译大加褒奖,有力促进了魏理英译汉诗在读书界的传播.差不多与此同时,对魏理英译汉诗早就很感兴趣的洛根•,皮尔莎史密斯(LoganPearsallSmith)据此向伦敦Constable出版社推荐魏理的翻译,并由此促成了《汉诗170首》的公开出版.

无论是《新政治家》杂志的编辑,还是克拉顿布洛克或者洛根•,皮尔莎史密斯,他们对魏理英译汉诗的第一观感,大多数都震惊于这一组译诗艺术之优美,并将其作为英语诗歌来欣赏,甚至忘了这原是英译的汉诗.诗歌界更是如此,对这种以翻译形式表现出来的新型英语诗歌创作表示热烈欢迎.且以庞德为例.早在1917年之前,庞德就与魏理相识,并得悉魏理正在从事汉诗英译.看过初稿之后,庞德十分欣赏,就热情地向魏理约稿.经过多次催稿,魏理《白居易诗38首》中的8篇终于刊发于庞德主编的《小评论》(LittleReview)第4卷第6期(1917年10月).不巧的是,该期杂志因故被纽约邮政局没收,庞德又在该刊第4卷第8期(1917年12月)再次刊发魏理的这些译作,并不计较这些作品已经在另外的刊物上登载过,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对魏理英译汉诗确实另眼相待.［11］需要说明的是,《小评论》这个刊物历来被诗界中人称为“庞德―艾略特运动”(PoundEliotMovement)之喉舌,［12］在当时的诗界具有重要影响.庞德的鼓吹与揄扬,使魏理的汉诗英译在诗歌界一时声名大噪,声誉鹊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魏理的英译汉诗作品出版得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一方面,魏理本人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断修订自己的旧译,使译文日趋完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英译汉诗有市场,长期受读者欢迎,因此,他的不少译作一版再版,被重编、改编、重版、新版,有插图本,有普及本.例如《汉诗170首》.此书初版于1918年,到1932年为止,在英国即已6次印刷.从1936年到1946年,此书又6次印刷,仅此6次累计印数就达到22150册.1962年,此书修订重版,此后又多次印刷.此书之美国版最早是在1919年,出版者是纽约A.A.Knopf出版社,1919年到1938年间,也印刷了6次.同时,此书在美国还有普及版,亦由该社出版,从1923年到1929年,也印刷过4次.由此可见其所受欢迎的程度.又如,1941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译自中国文》是一部插图本诗选.［13］再如,《中国诗选》可以说是魏理英译汉诗的精选本.其中所收译诗除少数几篇外,都选自魏理已经出版的5种译作,即《汉诗170首》、《中文译作续集》、《译自中国文》、《寺庙集》以及《诗经》.此书版本和印数也相当可观.（注：以上所列各书版次及印数信息截止1985年.）［14］事实上,魏理的多种英译汉诗集在英美各国都曾多次出版,版本印数之多,不能一一列举.

魏理的英译汉诗集,是汉学界学者和学生必读必备的书目,因此,英美大学图书馆一般都有.除了大学图书馆之外,一般公共图书馆也常魏理的中文译作,成为魏理英译汉诗向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我曾经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下马威镇公共图书馆(SomervillePublicLibrary)网上联合电子书目检索系统(MinutemanLibraryNetworkCatalogue),调查此城所在的大波士顿地区的城镇公共图书馆魏理作品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系统收录的41家图书馆中,有魏理作品的图书馆多达30家,各家图书馆魏理作品多达51种,其中有一些书目还是在1985年以后出版的较新版本.在榜上名列榜首的是1941年由美国纽约A.A.Knopf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本《译自中国文》,有21家图书馆此书,英译《诗经》一书亦有10家图书馆,只是版本未尽相同.这些数字让我颇为震惊.也许,哈佛大学所在的大波士顿地区本身在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都比较发达,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准平均比较高,来自中国的侨民和学生数量相对也比较多,这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特点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魏理译作的数量也许不会这么多、这么集中,但有所应该是可以确认的.（注：2006年2月27日,笔者在网上检索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书目(SeattlePublicLibraryCatalog),检得馆藏魏理著作19种,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经典著作,皆不乏1970年代以后在美国重版的著作.）哈佛大学两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韩南(PatrickD.Hanan)教授和宇文所安(StephenOwen)教授,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康达维(DidR.Knechtges)教授都曾经在访谈中亲口告诉笔者,他们选择汉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中学时代读了魏理英译的汉诗以及他的另外一些汉学著作.宇文所安教授是在巴尔的摩市公立图书馆中读到魏理的英译汉诗,韩南教授是在新西兰接受中学教育,可见新西兰的公立图书馆也有魏理的英译汉诗著作.总之,魏理的英译汉诗已经成为一般图书馆的常备书目,也为普通读者架设了一个了解古典中国诗歌与古典中国社会的通行平台.而“常备”、“通行”,也正是“经典化”一词应有之义.

魏理英译汉诗的传播,还不局限于英语的文化语境中.他的不少英译汉诗,又被转译成其他西方语言,其传播面和影响面也随之进一步扩大.1920年代,魏理所译《汉诗170首》中的某些诗篇,就被译为法语.1946年12月初版的魏理《中国诗选》,1951年就被译为德语,1955年出版的《九歌》英译,1957年即被译为德语,二书同样由汉堡的施罗德出版社出版.《白居易传》1969年被译为西班牙语,在巴塞罗那出版.（注：魏理译作被转译最多的《美猴王》(Monkey,即《西游记》),该书曾被译为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僧伽罗语,详见ABibliographyofArthurWaley,因此书不属于诗歌范围之内,此不赘论.）［14：14,60,67］除了欧洲语文之外,魏理为李白、白居易、袁枚这3位中国诗人所撰写的传记,连同书中的大量诗歌译文,都被译为日语,在日本出版.［15］相对而言,在西方语言范围之内辗转翻译,比较容易保持英译原有的韵味,而转译为日文,在传递韵味方面不免艰难一些.不过,这毕竟扩大了其传播面,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不但在英语世界,而且在英语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魏理的英译汉诗已经被视为诗歌和翻译的经典作品.

与此同时,魏理英译汉诗的传播与影响也扩展到其他艺术形式.他的很多译作被谱成乐曲演唱.据弗兰西斯•,A•,约翰斯所搜集的材料,《汉诗170首》中被各家谱成乐曲的就有近20首,《译自中国文》中也有9首被谱曲演唱或演奏,《中国诗选》中有23首被谱成乐曲.［14：14,56,60］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高音、中音、独唱、女声二重唱,又有钢琴曲、吉他曲、弦乐四重奏,小管弦乐队等,可见其流行与普及.卜利腾(BeniaminBritten)就是从事此举最为热心的音乐家之一.（注：其所谱曲集,见Britten,Benjamin,SongromtheChinese：forhighvoiceandguitar,London；NewYork：Boosey&Hawkes,1959.歌词皆为魏理的英译汉诗.）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德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出版其《中国诗歌》,其中有7篇以魏理的英译为蓝本或者改译而成,包括汉乐府《上邪》、曹松《己亥岁》、苏东坡《洗儿》、白居易《黑潭龙》、《写花》、《寄隐者》、《新制绫袄初成感而有咏》等.7篇中的6篇首次见于布莱希特的《中国诗6首》,刊于莫斯科出版的《语词》(DasWort)1938年8月号(页8789).布莱希特在著名剧作《四川好人》(DerguteMenschvonSezuan)的第二个过场中,再次借用《新制绫袄初成感而有咏》这一首诗.［14］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原为七言14句,魏理英译只选译了其中比较精采的4句,并改题为《大裘》(TheBigRug),而布莱希特亦步亦趋,并称这是1100年前一位诗人写的四行诗,说明他完全是以魏理的译本为依据的.这一点也说明魏理英译汉诗已经跃居经典译本的地位.

二

最能够说明魏理英译汉诗的经典化(canonization)地位,是诗歌界和文学批评界对于他的译作的一再肯定和揄扬,使其译作的经典地位在诗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理所当然.在《现代翻译诗选》、《挑草集》等翻译诗歌的重要选本中,魏理的译作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6］《挑草集》专选魏理、庞德、瓦德尔三家的英译汉诗,魏理独占100篇,庞德4篇,瓦德尔不过7篇,就是具体的例证.

1953年,魏理以其诗歌翻译方面的成就,被授予万人瞩目的女王诗歌勋章(Queen’sMedalforPoetry).“这个奖项始设于20年前,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eV,1910―1936在位)接受桂冠诗人约翰•,梅斯斐尔德(JohnE．Masefield,1878―1967)的提议而设立的,此后每年颁奖一次,提名及评选都有严格的程序,是20世纪英国乃至英联邦国家诗歌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获奖者中,包括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奥顿(W.H.Auden,1907―1973)、桂冠诗人休斯(TedHughes,1930―1999)以及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DerekWalcott,1930―)等文学界与诗歌界的名流.魏理的获奖标志着英语文学界与诗歌界对他的文学成就及诗歌贡献的承认和表彰,也促使我们无法对这个渊博的学者和杰出的翻译家在英国现代诗歌运动上的地位和贡献熟视无睹.”［4］显然,魏理获得这一诗歌奖项,是以文化知识界以及学术界对他的认可为社会基础的.

事实上,除了庞德之外,很多英美诗人以及学者都将魏理视为诗人,将其英译汉诗视为英语诗歌创作.这种身份认定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对魏理的经典定评.当代英国诗人兼翻译家科恩认为,魏理的英译汉诗选本《中国诗选》(ChinesePoems)应可名列当代最杰出的几种诗集之一而无愧；［17］早在1927年,魏理的《来自中国的诗》就已编入《盛世英语诗歌丛书》第二辑第七本.［18］这本译诗集实际上是魏理已经发表的英译汉诗的选本,1930年曾经重印过一次.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HumbertWolfe)在该书前言中称,应该把魏理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评判它们”.（注：关于沃尔夫的生平与诗歌,参看《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词典》页587.此处引文见沃尔夫为魏理此书所撰前言.）1977年4月23日到27日,美国诗人学会在纽约市举办了“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ChinesePoetryandtheAmericanImaginationConference),当代美国诗人莫纹(W.S.Merwin)将魏理与庞德并列,称为“两位与众不同的诗人”.［19］［20：3435,63］魏理的英译汉诗在20世纪英美诗坛占有一席之地的另一个绝佳证据,是他的英译汉诗被列入许多种重要的当代英美诗歌选本.今按年代先后列举如下：

1.[KG*2]Untermeyer,L.,ModernBritishPoetry：ACriticalAnthology(《现代英国诗选评》),NewYork,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30.页630632.选录魏理英译束皙《饼赋》、白居易《鹤》及《诗经》一篇(篇名待考)；

2.[KG*2]Yeats,W.B.TheOxfordBookofModernVerse,18921935(《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Oxford：OxforfUniversityPress,1936.页247256.选录魏理英译白居易《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

3.[KG*2]Roberts,D.K.andGrigson,G.,TheYear’sPoetryl938(《1938年度诗选》),London：Lond,1938.页2224.选录魏理英译《诗经》三首：《陈风•,防有鹊巢》、《邶风•,式微》、《唐风•,鸨羽》；

4.[KG*2]Sitwell,E.TheAtlanticBookofBritishandAmericanPoetry(《大西洋英美诗选》),London：V.Gollancz,1959.页10271031.选录魏理英译旧题汉武帝《李夫人歌》、梁简文帝《洛阳道》、《寒闺》、陈子龙《小车行》、白居易《念金銮子》、《感旧纱帽》(帽即故李侍郎所赠)、张衡《髑髅赋》、束皙《饼赋》及敦煌曲子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多谩语”）；

5.[KG*2]Allott,K.ThePenguinBookofContemporaryVersel9181960(《当代诗选19181960》)Harmondsworth：Penguin,1962.页111112.选录魏理英译白居易《东园玩菊》、《狂言示诸侄》；

6.[KG*2]J.StallworthyTheOxfordBookofWarPoetry(《牛津战争诗选》),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第10页.选录魏理英译《国殇》.

以上只是截止1985年年底的材料,(15：137142)兼之我们的文献阅读视野有限,这一统计显然是很不完全的,但也足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选本不仅推动而且促成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可以说,选本就是认定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也是文学作品经典化最公开而显著的一种表现形态.由名家编选、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的选本,其影响力之大更是非同寻常.这里列举的6种选本,大多数都出自著名出版社,其编选者就年辈而言,既有魏理的前辈或同辈,也有魏理的后辈,从其身份来看,皆为一时之选：叶芝(W.B.Yeats,1865―1939)、安特梅尔(L.Untermeyer,1885―1978)、西特韦尔(E.Sitwell,1887―1964)到格里格森(G.Grigson,1905―1985)、阿洛特(K.Allott,1912―1973)、斯托尔华绥(J.Stallworthy,1935―)都是英国现当代著名诗人.（注：此诸人在OxfordCompanionto20th-CenturyPoetry中都列有辞条,可参看.）作为有影响力的“权威”读者,他们的臧否别裁,自然会影响一大批普通读者,使魏理的这些英译汉诗走上经典的殿堂.此外,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其他有关中国文学、东方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各种分类题材文学作品选本中也有选录魏理译作的,约翰斯所编书目中列举颇多,这也同样见证了魏理英译汉诗的经典化.

在魏理看来,中国古代辞赋也是诗,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体而已,［21］所以,上述英美诗歌选本所选魏理译作中颇有一些赋作.《道德经》五千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诗体的特征,魏理的译文同样富有诗的优美流畅,获得了高度评价.《牛津引语袖珍词典》中,就收入魏理英译《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句.［22］（注：参看李赋宁《西方文化精华的缩微版百科全书――我看〈西方引语宝典〉》,载张致祥主编《西方引语宝典》卷前,商务印书馆,2001.）一句话或一段话能够进入引语词典,本身已表明它的经典化,更何况是被收入《牛津引语袖珍词典》这样既有权威性又有普及性的引语词典之中.这就再次确认了魏理英译作品的经典地位.不仅如此,他的某些英译汉诗还被看作经典英语,作为英语学习的材料,被编入英语学习教材.《新视野英语》是目前在中国大陆颇为流行的一种英语学习课本,编排合理,形式活泼多样,注意语言的标准和循序渐进.为了增加语言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编者有意识选录一些英诗名篇为阅读材料.我注意到,该书第3册第2单元第22页选录的是魏理英译的中国古诗《上邪》(OathofFriendship).［23］编者只说明这是中国无名氏的诗作而未标译者名,似乎是认为这种译本太有名而不必标明译者；或者认为此诗流传太广,完全可以作为英诗作品来看待,无须指明译者.魏理将这首诗中的爱情誓辞理解为友谊的宣言,这显然是一种误读,但是,他的英译本能够进入ESL教材(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是“出口转内销”),也是其经典化威力的一种辐射.实际上,词典以及教科书的主要作用即是为相关作品提供权威认定,是经典化的另一重要途径.

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寒山诗、禅宗等东方文化在美国青年人当中流行.在中国正统文学史论述中,寒山诗从来没有受到特别重视,距离经典的殿堂更远.不仅唐人选唐诗不及,宋明时代几部重要的选本《唐诗纪事》、《文苑英华》、《唐诗品汇》也都没有提到寒山.我们不清楚其生平事迹,甚至不能确定其生活的具体年代,有人说在隋唐之际,有人说在7世纪,也有人说在8世纪.相反,寒山诗在日本一直较有影响,连带使寒山寺也深受日本人重视.而在中国民间,寒山则颇有影响,佛教传为文殊菩萨转世,道教传为引度人的神仙.直到五四时代,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才列寒山为重要作家,《四部丛刊》(1929)也将寒山诗收入.当时美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和嬉皮士(Hippie),这些人有文化,一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放浪不羁,玩世不恭,长发赤脚,到处流浪,逃离社会和家庭,回归自然,追求个性解放自由,乃至吸毒.寒山的为人和诗作正与他们的理想主张一拍即合,寒山也成了他们眼中的英雄人物.于是寒山诗作盛极一时,成为这一代人的诗歌经典.旧金山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史奈德(GarySnyder)翻译的寒山诗成为美国诗歌经典,［24］其标志为1955年10月13日在旧金山六画廊(SixGallery)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他翻译的寒山诗.（注：当时译本甚多,除魏理、史奈德之外,还有WuChiyu(吴其昱),AStudyofHanShan,ToungPao,V.95(1957)、BurtonWatson(华滋生),ColdMountain：OneHundredPoemsbytheTangPoetHanShan,1962.史奈德译本还被选入CyrilBirch(白之)所编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fromearlytimestothel4thcentury,NewYork,GrovePress,1965.参看《美国诗与中国梦》,页56[CD*2]57.关于寒山诗的流传,参考钟玲《寒山诗的流传》,原载《明报月刊》139期(1977年7月),后收入其《文学评论集》,页325,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又收入《大地春雨•,钟玲自选集》,页141167,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必须指出,寒山诗在美国的“重新发现”,魏理功不可没.他英译的27首寒山诗早在1954年就在英国著名的《相遇》杂志上发表,［25］比史奈德早一年多.考虑到《相遇》在英语世界的广泛影响,史奈德很可能先已读到魏理的译作.

英美作家和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大多是通过英译汉诗.在20世纪的时空环境中,魏理的英译汉诗无疑是他们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媒介,数十年来,英美诗坛对魏理的英诗汉诗一直是充分肯定、热情接纳、积极使用的.他的英译汉诗不仅在《诗歌》(Poetry)等刊物发表,而且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诗人用为诗歌创作的资源.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凯莎(CarolynKizer)的《夏日近河之处》(SummerNeartheRiver),曾入选诗人马克•,史灿德所编《美国当代诗人：1940年来的美国诗歌》,［26］堪称名篇.不大为人所知的是,这首诗实际上是由几首魏理英译汉诗(三段《子夜歌》和一段《莫愁乐》)拼合加改写而成的.“凯莎在他的诗集《叩寂静》的前言中即说,她自幼熟读魏理的中国诗歌翻译,像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一样受了他无可比拟的影响.”［20：63[CD*2]64,5556］这个例子说明,魏理的英译汉诗不仅是西方翻译的经典,也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经典.

三

饶有意味的是,魏理英译的中国经典作品不仅在西方成为文学与翻译的经典,几十年之后,在其原产地的中国,也被作为一种经典而“出口转内销”.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版洛克哈特编选的《英译中国歌诗选》,列在“人人文库”之中,昭示其经典地位.魏理翻译的《老子》和《论语》,也先后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和“大中华文库”出版.在海峡两岸出版的这几种著作,都是中英对照的.如果说中文文本意在强调原著本身在中国享有的经典地位,那么,英文文本则似乎更着重认定译本在西方所享有的翻译经典的地位.

作为东亚古典文化遗产与现代西方文化融汇的一个案例,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及其经典化,对于省思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学翻译的作用,对于研究东西方文明的汇聚融合,无疑也是意味深长的.

钟玲甚至曾将庞德、魏理式的汉诗英译称为“创意英译”,［20：52］以区别于汉学界流行的学院派的英译,这两种英译对汉诗的处理方法以及最终呈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截然不同,其所怎么写作的对象、所预期的目的自然也不同.“创意英译”讲究文采,重视译者的艺术创作,有所增饰,也多少暴露了翻译过程中本土化的倾向.这种翻译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校勘式的批评”,［20：61］不如说是“赏析式的批评”.也许,我们可以指责这类翻译中的诸多不准确以及误读,但是却不能忽视它们在大众传播中的成功.

同时也应该承认,汉学界的学院派英译也有成功之作,某些译作至少在汉学圈内已经成为经典,例如洪业所译的杜甫诗.但是,文学翻译毕竟不同于科技或法律文件的翻译,如果只注意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而忽略信息传达的有效性,那么,翻译的效应不免要大打折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为审美的对象,最能激发读者的情感与想象,是构建他者形象的最为重要的媒介之一.在文明融汇的过程中,文学翻译的作用决不可低估.

文明与文化的交融,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客观、准确.在东西文明的汇聚、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其实每一方都是以自家的文化本位为立场,对外来文化加以阐释、吸收、利用,想象、误读乃至歪曲都是在所难免的.西方对东方的理解固然有所谓“东方主义”的视点,东方对西方的观察何尝不存在一种“西方主义”的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