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现代中国比较文学

(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号：E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101698

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是在１９２０年代,也正是从那时起比较文学与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已有三代清华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发展、繁荣和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瞩目.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与第一代清华学者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开学之日,主任吴宓便阐述了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他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1-2］1926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成立.1927年后,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开设了“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该课程体现了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他还指导有关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研究生,研究范围包括《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2：181］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院主任之职,改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年西洋文学系改称外国文学系,吴宓曾三次写作技巧系主任.在他的倡导下,早期的清华大学外文系以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吴先生曾师从该系教授白璧德)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为蓝本,突破了长期以来坚持讲授国别文学的局限,使之走向融通,开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先河,培养出第一批我国自己的比较文学学者.它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高校的教学由自发的、单个的讲座,逐步发展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学科和课程建设.［2：172］在吴宓看来,只有兼通中西文化,方可“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当时研究部课程按教师专长开设,“文学课分为文学专题和作家研究两类.文学专题有‘比较文学专题’、‘法国文学专题’、‘近代文学专题’、‘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近代德国戏剧’、‘文学与人生’、‘源氏物语’等.作家研究有拉丁作家、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歌德、近代作家海贝尔、沃尔夫、乔埃斯等.语言课有‘高等英文文字学’、‘英语教授法’和‘翻译术’三门.”［3：167］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课程,当属1927年至1931年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应邀在清华开设的“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比较文学”命名、直接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正式课程.后来瑞恰慈的学生、清华大学教师瞿孟生(P.D．Jameson)根据其师的讲稿写出了《比较文学》一书,对英、德、法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该书成为中国大学第一本正式的比较文学教材.［4：43］吴宓开设的“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文学”,温德(R．Winter)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开设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和“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王文显开设的“戏剧概要”也都包含比较文学的内容.吴宓在教授“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程时,有意识地从文学、哲学的角度对中西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课程讲义也于199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典范之作.此外,陈寅恪的文章《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933)还开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的先河.

此外,清华大学中文系同样强调“中西兼重”原则,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该领域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神话与诗》、《诗言志辩》等都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教学方面,中文系在高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学专家研究”、“外国文学专家研究”等课程,还开设有“当代小说比较”、“佛教翻译文学”选修课及“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等中外文学关系专题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来清华大学作文艺心理学和诗学方面的讲座.这些都为培养中西文学通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更为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后期,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甚至大胆地设想打通中外文学系科的人为疆界,为建立比较文学学科铺平道路.但后来由于战乱和闻先生本人的早逝,这一理想未能实现.

在上述办学方针的指引下,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翻译家和外交家,如吴达元、杨业治、李健吾、曹葆华、田德望、万家宝(曹禺)、钱钟书、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盛澄华、胡鼎声(胡乔木)、谢启泰(章汉夫)、乔冠华、章文晋等.其中吴达元、钱钟书、赵萝蕤、季羡林、李赋宁等均为比较文学界之中坚.清华大学的第一代比较文学大师们和他们的学生,尤其是他们在清华大学所构建的学术环境为后来兴起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第二代清华学者

由于第一代清华大学的大师们培养出的学生有很多曾留校任教,他们便成为本文中所说的第二代清华学者.他们也和自己的前辈一样,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重要奠基者钱钟书,1929年至1933年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携夫人杨绛留学英、法两国,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外文系教授,建国后又一度回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出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并入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又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组研究员.1981年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钱钟书被聘请为学会顾问.由此可见,他的毕生经历都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息息相关,虽然他本人并不以“比较文学家”的身份自居,并且明确宣称他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而是中西文学间的“打通”.［5：124］1935年至1937年完成于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y)堪称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旁征博引,从传播媒介、文化误读和视角趣味的演变等方面,第一次对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作了翔实系统的论述.［6］标志着钱钟书对中国比较文学在80年代的复兴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重要文献,是1979年出版的四卷本《管锥编》.该书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方面的种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包括心理学、系统学、风格学、文化人类学、普通语义学、观念诗学等在内的全部文艺领域,在比较中寻找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心”与“诗心”,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挖掘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的文思与哲理.

季羡林于1930年至1934年间在清华大学学习西方文学,1935年至1945年游学德国.194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至今.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名誉会长,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是继陈寅恪之后从事中印文学关系研究的又一著名学者,研究侧重于印度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通晓数门外文与多种东方古文字,这使他总能旁征博引、探幽索微,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就是这方面成果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他始终强调重视东方文学,积极倡导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呼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进而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贡献.1984年,由季羡林首任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刊物,次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后成为学会会刊.此外,《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东方文学史》、《禅和文化与文学》等也都是季先生在比较文化和文学方面深厚造诣的体现.

李赋宁于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1年又毕业于该校研究院.1942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任专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语系学习,1948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李先生对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他与季羡林、杨周翰先生共同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担任会长,李赋宁担任副会长.同年,李先生发表了重要论文《什么是比较文学》,该文为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文章首先廓清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并将研究方法归纳为四个方面：文学影响的研究、文学作品被接受情况的研究、翻译问题的研究、诗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文章还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名称在多门语言中的差异及其反映的各国不同的研究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对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加以区分.李先生非常欣赏30年代吴宓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制定的培养方案,并且在1984年受命为深圳大学外语系主任时,曾设想以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为模式建立一个新型外语系,可惜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加之李先生本人年迈而未能如愿以偿.［7：23-25］此外,李先生始终对自己的恩师、一代比较文学大师吴宓怀有深深的眷念,从90年代起,他多次在其出任名誉会长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陕西分会策划、组织吴宓学术讨论会.

王佐良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往湖南(长沙、南岳)和云南(蒙自、昆明,即西南联大).抗战后考取公费留英,于1947年秋赴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于1949年9月建国前夕回国,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王先生在多个研究领域均有突出的成就,比较文学是其中之一.在《王佐良与比较文学》一文中,杨恒达认为,“他(王佐良)对我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上的两种新的倾向.首先,王佐良先生提出了外国文学史编写工作的中国化问题.等其次,王佐良先生在翻译理论上发展并丰富了严复‘信达雅’说的内涵,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心得预见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8：40,43］1985年,即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的当年,积王先生数年心血的探讨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关系的十余篇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版).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时隔20年之后,又推出了《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之一.

除了以上4位,第二代清华学者中还有很多人,如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陈铨、李健吾、曹禺、陈嘉等,不仅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为清华大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三、中国比较文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与第三代清华学者

清华大学外语系在1983年恢复建制以来的2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清华大学被国家列入“985”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以来,外语系更是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努力从国内优秀人才中物色学科带头人.作为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发源地之一,清华大学历来重视跨越国别界限、语言界限和学科界限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2001年,由外语系、中文系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联合成立了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比较文学和西方文论方面引进了王宁教授和陈永国教授,在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方面引进了罗选民教授.作为第三代清华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努力将中国比较文学在清华大学的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断开拓创新.在他们的带领下,清华大学的学者在中西比较文学、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现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新文学史》(NewLiteraryHistory)和《批评探索》(Criticallnquiry)中文版的编译工作.此外,近年来,该中心和外语系联合,多次主持承办了与比较文学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的包括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全球化与文化论坛、“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等.这些工作体现了第三代清华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引领中国当代学术潮流、跟踪国际学术前沿,一方面把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把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和文学介绍到国外,为最终取得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而做出的巨大努力.1985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复建后,自觉地发扬前辈学者“中外会通”的传统,积极致力于文艺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点的建设,目前该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

毫无疑问,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第一代清华前辈学者领路开航,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季羡林、钱钟书、李赋宁等第二代学者著书立说,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发展和繁荣；而以王宁为首的第三代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学者则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向世界而团结协作、播种耕耘.正是在这些献身于学科建设的学者们的带领下,中国比较文学才逐渐发展成为今日的显学.2005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2006年又适逢清华大学成立95周年和外语系成立80周年,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缅怀并追忆清华大学的三代比较文学学者们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发展、繁荣和走向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后辈学人无疑是具有激励和鞭策作用的.

最近,笔者由于研究之需,登陆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寻访了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做出非凡成就的每一位重要学者的被引情况,得出了比较文学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前十名学者的信息,现排名如下：1．季羡林(498),2．王宁(284)；3．王佐良(232)；4．刘象愚(219)；5．叶舒宪(217)；6．乐黛云(209)；7．罗钢(207)；8．钱中文(202)；9．曹顺庆(137)：10．谢天振(125).我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名列第一的清华校友季羡林、名列第二的清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名列第三的已故清华校友王佐良和名列第七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罗钢的名字赫然在册.而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排名中,清华校友钱钟书则以被引次数1052次而和费孝通(1842)、朱光潜(1799)和李泽厚(1321)等名列前茅.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清华大学与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密切关系吗